本名：刘大夏
别称：刘忠宣、东山先生
字号：字时雍号东山
所处时代：明代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湖广华容
主要作品：《东山诗集》《刘忠宣公集》
主要成就：辅佐明孝宗实现“弘治中兴”
刘大夏为什么是朝野公认的弘治中兴第一名臣？
明孝宗弘治一朝(1488—1505年)，颇多善政，史称其为弘治中兴，刘大夏则是辅佐明孝宗将弘治中兴推向高峰的第一名臣，史家将其比作促成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和推毂宋仁宗实行仁政的韩琦、范仲淹。
刘大夏(1436—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入仕后，历任兵部主事、郎中和户部侍郎、两广总督、兵部尚书，清正廉洁，干练多才，办事能力极强，历官皆著政声，朝廷赞之，百姓怀之，“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在弘治朝众多名臣中的“第一”地位，在当时即已被朝野公认。
明代自英宗朝开始，积弊丛生，日甚一日。明孝宗继位后，力求更新，变惰政为勤政，变弊政为善政。作为辅佐大臣之一，刘大夏的贡献，远比别的大臣突出。
其一，练达务实，不尚空谈，议而能行，行之见效的议政风格，使通常威严隔膜的君臣会见和迂阔空疏的庙堂谋谟，变得亲切实在，如挚友促膝，如家人倾心。刘大夏让明孝宗对他的召见，几乎每次都如坐春风，如游佳境，从而促使明孝宗的勤政，由早年的勉力为之，变成晚年的乐而为之，期而待之，直臻其一生勤政的巅峰。以明孝宗、刘大夏为主角的弘治勤政，也成为我国古代史上最为感人的细节之一。
明孝宗的祖父英宗、父亲宪宗，是有名的惰君，很少视朝，更少召见大臣议事。明宪宗有生理缺陷，说话结巴，含混不清，因此极少和臣下对话。偶有一次召见内阁大臣访问时政，几位阁臣因听不明白，没法作答，只好“叩头呼万岁”，一次本属庄严肃穆的庙堂议政，啥事也没议，就在这莫名其妙的“万岁”声中草草收场，如同儿戏。
明孝宗却是一个特别勤政的皇帝，从继位开始，即一改父祖惰政恶习，勤于视朝，坚持“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则免”。却也和其父祖一样，很少召对大臣，偶有召对，也极简短。直到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才有一次比较隆重，为时也较长的召对。但过后又归寂然。徐溥时任内阁首辅，次年致仕，在内阁十二年，“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三年以后，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因大同边防告警，明孝宗才再次召见阁臣，面议军务。过后仍是“阁臣稀得进见”，而且视朝时间也经常推迟，已有步父祖后尘，由勤政变惰政的趋向。
然而，从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刘大夏入朝开始，明孝宗的勤政便陡然升级，大放异彩，几乎无日不视朝，并经常于散朝后接着召见大臣，细商政务军务，且多为长谈。过后，便有切实可行的除弊求善的政策和措施出台，并动真格，抓落实。明孝宗生来体弱多病，常在感觉欠佳时，默诵一诗以自为调适：“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以如此孱弱之身，居然将这种近乎狂热的勤政状态，一直坚持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病故，近四年的时间，不但不稍懈怠，而且日甚一日，执着有加，直到生命终了。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年)秋，由两广任上被召入朝任兵部尚书的。一见面，明孝宗就问：多次召你入朝任职，为何总以有病推辞?刘大夏答曰：臣委的年老多病况见近年四方人穷财尽，易于生变。兵部掌管朝廷机务，万一变生，以臣下的能力，不足以了此事，故忧惧不敢来。这是刘大夏第一次受明孝宗召见，答语质朴实在，非但没一句通常必有的臣子对圣上的颂词，还直揭当今“治世”真实存在的严重危机。明孝宗颇受震动。过了几天，又召刘大夏，问：自祖宗建国，征科赋敛，都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穷财尽?”刘大夏当即指出，因为近年于固有的赋敛照征不误，同时又随意添加新的赋敛，而且很重。并举自己在两广亲眼所见的事例证之：如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料，费用钱粮，动以万计。这事刘大夏已上奏朝廷，明孝宗已下令停止。举出此例，明孝宗自然信服，深感刘大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于是决定推而广之，“今后但有分外的征敛，便令该衙门来说，再斟酌定夺”。
军民为立国之本。务求富民强国的明孝宗，向刘大夏问罢民情，又问军况。刘大夏仍以直言对之：前些天臣固言民穷，而兵比民更穷。这又让明孝宗大受震动，因为据他所知，按常制，军士在军营有月粮，征戍又有行粮，怎么会比民还穷呢?刘大夏指出：军士受军官盘剥很重，所谓月粮、行粮，半与其帅共之，能不穷吗?刘大夏的揭示，听得明孝宗如五雷轰顶，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当了十多年皇帝，孜孜求治，军民穷到这般地步，自己竟一无所知，明孝宗深感内疚，“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而择行之”。朝廷上，一个全方位揭弊政、探善政的运动随之持久展开。
明孝宗从召对刘大夏议政中看到了求治的希望，感到了勤政的乐趣，从此“无日不视朝”，并经常乃至频繁地召见大臣，对大臣也更优礼有加。而召对最多的就是刘大夏。明孝宗越来越觉得刘大夏“廉且练事”，清廉方正，洞达时务，办事干练，难得一遇，非其他大臣能比。刘大夏的挚友戴珊，时任左都御史，也以德才受知于明孝宗。明孝宗临朝，“坐金台，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华，有所召对，亦必大夏与珊偕”。每过三五日，朝罢鞭响，明孝宗起立于宝座前，高叫一声：“兵部来!”于是兵部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边的台阶走上去。明孝宗退立宝座后，刘大夏径直走到明孝宗面前，君臣一谈就是多时。而本该退朝的其他官员，都“侍班观望，人人欣戴”。间或也呼“都察院来”，戴珊也承旨走上去，和刘大夏并排，明孝宗或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偶尔也召吏部尚书马文升，“然比二公稍疏”。明自成祖时起，以内阁行丞相之事，阁臣权位在六部尚书之上。因为明孝宗几乎事事都先与刘大夏商议，阁臣们反倒常常不得不向刘大夏探听皇帝的意向，虽然当时几位阁臣均属正人，与刘大夏交情颇深，也难免“不平刘独蒙眷顾”。
明孝宗深知刘大夏的为人，尤其欣赏刘大夏的见识和睿智，不但不为此类诽议所动，反而对刘大夏更加信赖，乃至依赖了，几乎啥事都想先听刘大夏的意见，每天视朝都想见到刘大夏，召对刘大夏。一天早朝，因通政司预告，当日议程，兵部无事需议，作为兵部尚书的刘大夏，遂立在朝臣大班内，未出列等候皇帝宣召。明孝宗临朝时，突然又想召对刘大夏了，而面前等候奏事的大臣队列里，却不见刘大夏的身影。明孝宗本想和往常一样，亲呼一声“兵部来!”将刘大夏叫到身边。但又怕如若刘大夏当天没上朝，会被御史纠察。而且过于频繁地召对刘大夏，也怕其“同列有忌者”，对刘大夏不好。只得默然作罢。第二天一临朝，明孝宗就将这些告诉刘大夏，颇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憾。
于是，在明孝宗和刘大夏自强不息、频见卓效的勤政带动下，历经数十年惰政的明朝廷，竟迅速且持久地汹涌起一股强劲的勤政热潮。一时之间，“朝臣无大小，皆乐趋朝，以仰承徳意。间有语及早朝事不能答者，就知其懒于朝矣，人自愧悔”。
其二，揭出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敢于碰硬，一碰到底，管他是老制度，还是潜规则，只要害民害军，导致民穷军穷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刘大夏的坚定和执着，让明孝宗的求治雄心受到极大鼓舞，君臣亲密配合，相互激励，将除弊政、求善政的努力真正落到实处，弘治中兴花开十八年，最后四年，颇多可观。
刘大夏初见明孝宗，就直言揭示：民穷财尽，军民皆困，是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从此，他就以辅佐明孝宗积极解决这一社会难题为己任，对明孝宗一再进言，反复敦促，不见落实不罢休。
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明孝宗听了刘大夏最初几次建言，即令各部门言军民弊政，以便据之革除。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刘大夏又请明孝宗下诏，凡事不便于军民者，悉条列上奏革除。敦促明孝宗加快进度。弘治十七年(1504年)二月，复请明孝宗加大力度，命各地蠲减租役，专务百姓生养。明孝宗于是下令：“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刘大夏得旨，立即会同朝臣，列具十六个方面急需革除的弊政奏上。一般说来，善政主要代表民众利益，弊政主要代表权贵利益，革弊兴善，民众得利，国家受益，却必然重创权贵之利。刘大夏列具的这十六条，“皆权幸所不便者”，满朝权贵和幸臣闻之，立即勾结起来，大加阻挠。明孝宗犹豫难决，让廷臣再议。刘大夏等据理力争，并尖锐指出：近年革弊政，常常避重就轻，事属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权贵，复令查核。臣等至愚，莫知所以!刘大夏秉性宽厚和善，在皇帝面前说出这等言辞，颇有豁出去之慨。因为不触及权幸，所谓革除弊政，就纯系自欺欺人，嘴上说说而已，没多少实际意义。过了很久，明孝宗才决定采纳刘大夏等人的意见，限制和减免宦官及权贵们的部分利益。制书颁布下来，“举朝欢悦”。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四月，刘大夏应召议政事，首先说的还是除弊政。到五月，革除弊政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较大进展，明孝宗依刘大夏建言，下令全部罢免南京、苏州、杭州掌管织造的宦官。本来，在此之前，他已据工部尚书曾鉴的建议，罢免了三分之一，这时又因刘大夏之请，将三处宦官统统召回，将管理权交还当地镇守和巡官。刘大夏还想在这基础上，进而罢掉各地驻军中的镇守宦官，可惜未果。
朱元璋鉴于前代之失，严格限制宦官，于明王朝初建，即立一铁牌警示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自英宗朝王振弄权始，宦官干政即成为明代中后期最大弊政。明孝宗在弘治后期，试图向这一弊政开刀，数召大臣密议。一次召内阁首辅刘健，屏退左右，态度坚定地告诉刘健，要尽削宦官之权，“复高皇帝旧”。和多数大臣一样，刘健因畏惧宦官势大，又见“太子未壮，上体清癯，一旦祸起不可测”，主张对宦官干权问题，应慎之又慎。在其影响下，明孝宗“亦未敢轻动也”。刘大夏则不然，他辅佐明孝宗除弊政，自始至终，都着力于裁抑宦官权力，不惧不避，奋力为之。
弘治十四年(1501年)冬，刘大夏入朝不久，明孝宗就与之多次密商国政，“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后来实行的减少皇城九门监门官数，停止收取过门商税，这些削弱宦官权势的措施，“皆本于此”。
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月，明孝宗召问刘大夏：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在两广总督任上曾作过调查，省上巡抚、按察使司和总兵三大衙门的办公费，竟抵不上一个镇守宦官的花销。刘大夏以此为例，痛揭镇守宦官之害，如此，“饷何以不乏?”这让明孝宗无比震惊，决定今后向地方派镇守宦官，一定要选廉洁奉公者，否则宁缺毋滥。
明代宦官殃民祸国，几乎是全方位的，刘大夏知无不言，既言之，必助明孝宗一一破除之。宦官掌控的内厩和御厨，耗费国储甚多。其中勇士、工匠，全是宦官家的苍头和与宦官勾结的京师无赖子弟，且常常一人冒名领取三四人薪俸。在刘大夏协助下，明孝宗派兵部侍郎等查处之，一个月就减少冗食费用十余万金，“内外称快”。朝廷设立光禄寺，本为供应内府御膳和外交宴会，宪宗朝以来，宦官染手其间，增置其属二百多人，费用陡增，天下常贡已不足用，于是强令京师商铺买办，宫中不支经费，这些商铺只得在市井赊欠，民怨沸腾。刘大夏上奏明孝宗曰：光禄寺日办桌面，不胜查算，每日杀牲畜数百，既非节财之道，复亏爱物之仁。明孝宗为之恻然，当即下令裁减，“官民乃苏”。
刘大夏辅佐明孝宗除弊政求善政的努力，利国利民愈多，伤及宦官权势愈烈，遭其仇恨愈深。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合理部署了京师东西两侧驻军，致使原来监京营的宦官丢了兵权，他们遂于暗中在皇宫门上贴字条攻击刘大夏。修缮清宁宫，明孝宗依据督工宦官的意见，下旨令兵部拨军工万人供役使。刘大夏早年在兵部工作多年，此时又任兵部尚书，谙熟此类工程，知道修缮清宁宫用不了这么多劳力，工少人多，宦官想从中谋利，上言减去一半。督工宦官向明孝宗告状。因为清宁宫是太皇太后居所，马虎不得，明孝宗也觉刘大夏有些过分，让内阁拟旨切责刘大夏。内阁首辅刘健认为，“爱惜军人，兵部职也”，刘大夏没错。明孝宗明白过来，同意了刘大夏的意见。这既让督工宦官丧失即将到手的巨利，又令宦官们在皇帝面前暴露出弄虚作假的丑恶，其对刘大夏切齿之恨，可想而知。
明孝宗生性仁厚睿智，深知他如此依赖刘大夏，势必遭宦官对刘大夏的仇恨和报复，故每召对刘大夏，都注意保密，先“左右顾，近侍内臣退避去，奏事毕，复来”。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宦官天生小人，小人最爱也最擅听墙根。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夏的一天，明孝宗在内宫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又罩起帷幄，屏退服侍宦官，把刘大夏一人召去，心情沉重地问道：朕固守祖训，不敢加重百姓负担，然而各省每年都上奏说当地百姓因为贫穷而流亡。这是咋回事呵?刘大夏叩头曰：臣在广东久，请言广东事。仅仅是负责一个省外贸的一个宦官，一年所聚敛的财富，居然相当于全国所有官员一年的薪俸!吓人不吓人?这还说的是一般情况。倘若该宦官再稍稍放纵一下，其聚敛所得就是通常的五倍!而这一切，都是从百姓身上榨取的。遭受这样沉重的盘剥，百姓咋能不流亡失所。明孝宗身居九重，平素哪里能想象得到宦官弄权之害，竟是如此之巨!但弊政历时已久，自己“在内势孤”，一时无法根除。他想出的对策是自然消除法，待掌权宦官“老者死，或以罪罢，不令嗣代”，宦官弄权之弊也就自灭。这对正在弄权的宦官而言，可谓仁慈之至，对尚未掌权而又急盼弄权的宦官，却是断了希望之路。刘大夏参与了这样的密谋，自然要被一些宦官记恨。就在明孝宗自以为保密措施万无一失，对刘大夏呵护有加之时，帷幄后，一个小宦官正紧贴地面趴着，支起小耳朵，把他们的对话，窃听了个八九不离十，给宦官们对刘大夏的仇恨簿上，又歪歪扭扭浓墨淋漓地记上了一笔。
这次召对过后不久，明孝宗就去世了，时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年仅十五岁的顽童明武宗继位，信用宦官，宦官势力迅即抬头。时势已变，刘大夏却继续坚持除弊政，求善政，执着地落实明孝宗和他商定的裁抑宦官权势的措施。他依据明孝宗遗诏的要求，请明武宗撤除超过固有数额的驻军镇守宦官，明武宗只撤除一人，以作应付。刘大夏立即强调，应该撤除的是二十四人，并奏减皇城和京城守视宦官，明武宗都不采纳。特别是一个名叫韦兴的宦官，本来在明宪宗末年就因犯罪被免职，二十多年了，这时竟然又被任命为均州镇守。刘大夏等再三争之，明武宗皆不听。刘大夏也不退却，于正德元年(1506年)春又建言：江西、蓟州、陕西、山东四地镇守宦官，“贪残尤甚，乞按治”。惹得明武宗很不高兴。为捍卫弘治之治，该做的努力都做了，但“言不见用”，刘大夏自知已无力回天，只好致仕还乡。
刘大夏“忠诚恳笃，遇知孝宗，忘身徇国，于权幸多所裁抑”，得罪弄权宦官和谄附宦官的阉党颇深。他曾请明孝宗严格审查宦官掌控的“勇士”，直接重伤宦官刘瑾的权势，又和明孝宗议及刘宇的为人，被刘宇怀恨。这时刘瑾得势，刘宇、焦芳等阉党猖獗，联手报复刘大夏。正德三年(1508年)九月，他们将刘大夏由湖北华容家中逮至京城诏狱，初欲定死罪，因遭朝臣强烈反对，遂“坐戍极边”，发配戍守肃州(今甘肃酒泉)。这时，刘大夏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刘大夏才被赦归家。御史请按常例，给刘大夏从一品官致仕后应享的待遇，宦官用事者不许。刘大夏为除弊政，贡献毕生。
明朝名臣刘大夏：廉得坚定又彻底
刘大夏(1436-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死后明朝廷赐谥忠宣，故世称刘东山、刘忠宣。仕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历官皆著政声，朝廷嘉奖，百姓颂扬，“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无毫发可议。”明孝宗察其“廉且练事”，为官之清廉，办事之干练，皆远超其他大臣，遂倾心倚重，刘大夏也竭诚辅佐，贡献颇多，成为朝野公认的弘治中兴第一名臣。
破除潜规则 廉得坚定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于正赋之外，常常随意加征杂税，征收所得，谓之“羡余”。自中唐起，地方政府自行向辖内百姓征收杂税，渐成常态，却不入官府账簿，任地方长官随意支配，或用以行贿，或自饱私囊，所谓“羡余”，遂成为官员贪腐的重要财源，不合法，却“循规”，数百年间，愈演愈烈。
明朝分全国为十三省，布政使为一省行政长官，俗称“方伯”。刘大夏于明孝宗弘治二年任广东右布政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广东省府官库中也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公然取去，以饱私囊，相袭以为固然。刘大夏初上任，按例清查省府库藏，发现有一笔前任布政使没取尽的羡余钱，遂命掌管仓库的吏员将其记入官库账簿。库吏援引旧例，说这笔钱理应归新任布政使，而不应附列官簿。刘大夏已在官场干了二十多年，又洞达世务，自然明了羡余钱的惯常用途，将眼前这笔钱装进自家腰包，既不违法，也不会遭非议，但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对库吏的提示，他迟迟未作回应。沉默了好一阵，刘大夏忽然大声自责：“刘大夏，你日常读圣贤书，立志堂堂正正，做个好人，怎么如今碰上非本分应得之财，就犹豫不决，乱了心志?实在有愧古圣先贤，不是大丈夫啊!”于是毅然命令库吏将那摞赫然高耸的“羡余”，统统附列入官账，以供省府正常开支用，自己分文无取。
刘大夏以坚定的廉洁之行，在广东一举破除了风行数百年的贪腐潜规则，深受百姓爱戴和时贤崇仰。大儒陈献章隐居广东家中，声震朝野，被誉为“真儒”、“活孟子”。陈献章也高自期许，对人少有许可，而独与刘大夏交好，称颂刘大夏“爱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论于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当也”。
财富观独到 廉得超脱
如果说，服膺儒家传统思想，具备高尚道德情操，是刘大夏面对非分所得，果断说“不”的精神动力，对财富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则是其在取舍予夺之间，举重若轻、洒脱超然的不二法门。
弘治十一年(1498)秋，刘大夏从户部侍郎任上致仕，回到湖北华容老家，在祖坟旁建了一座草堂，养病、读书于其中，并亲率子弟耕田种地。家中薄田不多，耕种所得，仅足衣食。刘家人世代礼让忠厚，有恶邻竟以为其软弱可欺，肆意侵夺刘家田地，刘大夏“任弗与争”，干脆拱手相让，不与争讲。
古时致仕高官常常是地方一霸，百姓处处都要对之惧让三分。刘大夏身为朝廷财政大臣，官居三品，却主动拿土地让人，他这样做，固然有深受古贤“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思想影响的因素，但更得之于他对财富异乎常人的感悟。刘大夏常说：“财货须农务、负贾，凡力得者获用，其易至之物，终非己有，子孙亲之亦不甚惜，况官货悖入者乎!”
一般世俗之见，只要是财物，不管用什么手段，从什么途径得到，皆可为我所用。刘大夏却认为：只有通过务农、经商，付出了自己的辛劳而得到的财货，才能“获用”，才属己有。除此之外，轻易到手的，特别是“官货悖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所得，“终非己有”，到了也不会属于自己。暂时得到，一心想为儿孙造福，儿孙见其得之容易，也不会珍惜，或转眼即挥霍一空，甚或因之遭灾引祸。
刘大夏身处明代中叶，有这样远超时人的慧眼和特识，他的廉洁，自然比其他古贤来得自觉，来得坚定而彻底。为官，就恪尽职守，薪俸之外，一无所取;致仕，就回家耕读，劳动养家。虽然他一生没有机会经商，却数度亲操农务。在东山草堂专心耕读了三年，弘治十三年，刘大夏又被朝廷征召为官。武宗正德元年(1506)，71岁的刘大夏从兵部尚书任上致仕，一回家就直奔草堂，从此，“戴笠乘驴，往来山水间”，全无二品退休高官的作派，和山林老农毫无二致。正德三年，遭宦官刘瑾陷害，被逮之时，刘大夏“方锄菜园中”。正德五年，从发配地回家，已75岁了，刘大夏依然耕读不辍。他的一个时任巡抚的门生，从百余里外来拜谒他，途中向一个犁地的老农打听“刘尚书家”，老农亲为带路，及至到家，才认清“老农”就是刘大夏。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让刘大夏的人生，本能地卸掉了许多世俗重负，如荷立泥塘，挺然净植，不承受任何他物，而唯托清露，唯映骄阳，于轻松自得，超然洒脱中，尽享生命的高贵。当其被刘瑾发配甘肃酒泉，“毡帽布袍”，“策一蹇驴赴戍所”，故人馈赠，一概谢绝。到了酒泉发配地，身上没钱，当地有关部门惧怕刘瑾，不敢给他安排食宿。有个总兵官，是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举荐的，悄悄送给他一百两银子，刘大夏拒绝了。又有个参将派人给他送钱，怕刘大夏不接受，行前，给被派的人下了死命令：不让刘公收下，你就不要回来。刘大夏真诚地告诉那人：我老了，身边也只带了一个仆人，我们每天食用，不过花几十个铜钱，尚能勉强度日。如果接受了你们的馈赠，仆人见钱起了邪心，不愿跟我受苦，窃之而逃，丢下我一人，“孤身沙漠，非陷身死地乎?”让那人持原物返回。刚开始，人们对刘大夏的举止还有些不解。过了不久，和刘大夏一起发配到此的钟尚书，因携带的财物较多，果然被其仆人窃之而逃。人们这才佩服刘大夏的眼光，“谓公如神”。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也让刘大夏善于识人，使其人生，本能地远离贪腐之徒。当其从发配地被赦还家，途遇某都御使，“见其驺从服食之盛”，便知其必为贪腐之人。都御使“职专纠劾百司”，本“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此人却如此显摆，刘大夏当即断定：“富贵之徒也，必不善其后。”果然如其所料。
宁死不行贿 廉得高洁
刘大夏辅佐明孝宗，力革宦官弄权之弊，深遭宦官和谄附宦官的阉党忌恨。明孝宗死，明武宗刚一继位，就一反明孝宗弘治之政，重用宦官和阉党。刘大夏知道朝廷大局已变，自己无力回天，遂于明武宗正德元年请求致仕。户科给事中刘茝上奏盛赞刘大夏，称其“官至二品，不为子乞恩，历官数十年，家不逾中人之产”，实为“一时之望”。
廉贪看家产。刘茝对刘大夏的评价，很快就得到有力的证实。刘大夏被迫致仕后，阉党刘宇、焦芳又向刘瑾进谗，说是抄刘大夏的家，“可得几万金”，“可当边费十二”。刘瑾于是下令逮捕刘大夏，并专门叮嘱一个姓罗的官校，注意查看刘大夏的家产。姓罗的官校到了刘大夏家，检查其收藏，只有退休金三十余两，刘大夏让其带走，“官校感泣不纳。唯索诗一律载之。”刘瑾原本想给刘大夏定死罪，因遭朝臣反对，又得知“大夏家实贫”，只好改判发配戍边。
刘大夏被刘瑾矫旨逮捕时，同行者估计将会被迫害致死，建议行贿以求生，刘大夏坚决不干。他说：“如此而死，祸止一身，称贷免死，则累及子孙，且丧此一生矣。”
刘大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清楚，受贿可耻，行贿也不光彩。为免一死而向权宦行贿，就会毁了一生高洁的操守，坏了家风国风，实乃罪莫大(博客,微博)焉。所以，他宁肯以一己之死，也决不让神圣的廉洁高洁受丝毫玷污。
其实，刘大夏的廉洁和家贫，早已朝野共知，深受赞誉和崇仰。
明宪宗成化末年，刘大夏由福建右参政任上告归，在家守父丧。进士董损斋出差路过，闻名拜谒。刘大夏留其吃饭，主食唯麦饭，菜肴唯糟虾，别无他。董损斋大受感动，遂以刘大夏为楷模，“终生持雅操”。
明孝宗也深知刘大夏之廉。刘大夏入朝后，更“察知大夏廉且练事。”弘治十八年(1505)春，一天，明孝宗单独召见刘大夏和另一廉臣戴珊，议事毕，特令宦官拿来两锭白金，亲手一人赐给一锭，动情地说，“卿等将去买茶果用”，最近是官员述职的时候，各地官员都聚集京城。我听说朝廷一些公卿，为避受贿之嫌，有闭户不与人接者。如卿等，虽开门延客，谁敢向你们行贿?我了解你们，故有是赐，以“小佐尔廉”，且命不必朝谢，“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怀愧耻也。”
戒利不好名 廉得彻底
刘大夏终生廉洁自奉，律己特严，尝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
诚如其言，刘大夏戒利，戒得坚定而彻底，远名，远得彻底而坚定，既不贪利，也不贪名，刘大夏的廉洁，不仅高出他同时代的廉吏，也高出许多古贤。
刘大夏一生，出大名的机会很多，最难得的是弘治后期，明孝宗对他的亲切、信任、依赖，有如家人父子，经常单独召见他，君臣同心，共商国谟，携手将辉耀史册的弘治中兴推向巅峰。这要放在别人，正所谓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宣扬之，记载之，出书，立碑，树之通衢，藏之名山，让自己的大名，既赫然于当代，更彪炳于青史。与刘大夏同为“弘治三君子”的王恕，就近乎于此。王恕早在弘治初期，即得明孝宗重用，声望很高。但王恕不满足，花钱雇人为其作传刻书，多载其在明宪宗时“留中之疏”，美化自己的政见，暗示明宪宗的昏庸。政敌将该书进呈明孝宗，明孝宗乃一孝子，见王恕如此贬抑自己的父亲，不禁勃然大怒，痛责王恕“卖直沽名”，王恕因此被迫致仕，郁郁终生。刘大夏却不，对其所进谋谟，所作贡献，一无外传，故时人多不知晓，史书也无从详细记载。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此深表惋惜，说：“大夏仁心为质，道揆法守。晚际鱼水，密勿都俞，庶几有三代之风。所恨造膝之语，少有传者。”对于历史记载来说，这的确是个遗憾，但从这遗憾中放射出的圣洁之光，却将“廉洁”二字的深度和高度，辉映得清晰明了，震撼人心，读史至此，假廉者自当无地自容，真廉者定会仰之弥高。
刘大夏仁智兼备，生前不扬名，也不愿死后被子孙扬名，为此，他早就作了预防。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63岁，这年秋天，他于户部左侍郎任上，因病求归，得到朝廷允许，在动身回家前夕，即在京城公寓自为《寿藏记》，用质朴的文笔，简单地写明一生履历，准备回家后交给儿子，待自己死后作为墓志刻于石。有人向他建议，您的墓志，应由后人来为您写啊。刘大夏感慨道：“恐后人污我以美名，倘鬼趣异人，岂不怒耶?”正因为担心后人给我强加美名，倘若我死后有知，反感这种违背生前意趣的做法，岂不要发怒吗?
名利双收，自古就是芸芸众生的追求;有谁轻利重名，便可高人一筹;不管生前誉，只求身后名，更会被赞为超脱。通常所见贤达对待名利的最高境界，也就到“超脱”而已。西晋名贤杜预，就把身后名看得特重，时常慨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因此专门在襄阳刻了两块石碑，记其生平功勋，一块沉到万山下的谷底，一块立在砚山顶上。以为不管世界怎样剧烈变故，他的大名都会永垂不朽。像刘大夏这样，既不贪利，也不贪名，生前身后，一皆如之者，看一部二十四史，能有几人?
承先开来 世代廉风
刘大夏的父亲刘仁宅也是著名的廉吏。初任瑞昌令，一次和一个任高安令的严姓乡党同时进京述职，主持朝政的名相杨溥，老家与两人邻县，因先派一仆人到两个县邻住处，暗中考察其人品和行径。仆人回来报告：严县令富贵，像个官员的样子。刘老头藁席布被，瓦盆煤灶，简直就是个穷汉。杨溥听罢，心里对刘仁宅颇为赞赏。很快，严县令就带着金币来拜谒杨溥，杨溥一挥手，就令其出去了。刘仁宅后来，提着一袋茶叶、一罐蜂蜜，以乡邻之礼拜见，杨溥高兴地收下了。不久，杨溥就举荐刘仁宅做了御史。刘仁宅入朝当了京官，廉洁、质朴如旧。一次同僚相约，各带一份食品，聚餐贺除岁。他人所带皆丰盛，刘仁宅只是一条干鱼。后来升任广西按察使司副使，官居正四品，口袋里也仅有七两银子。
刘大夏在父亲任瑞昌令时生于官舍，青少年时期也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父亲的人品官品，从他生命初育，就氤氲滋润着他。明英宗正统年间，刘仁宅正任御史。一次，刘大夏随父回乡探亲。杨溥也正好回乡扫墓，顺道看望刘家。刘大夏出门迎接，杨溥问：“你父亲在吗?”大夏答：“出门在路上。”“你母亲呢?”“到邻居家磨面去了。”杨溥见刘大夏家十分简陋，床上只有蒲席、布被，官员家常用的绫罗绸缎，竟一无所见。杨溥深感自己为朝廷举荐得人，高兴地说：“所操若是，可称御史之职矣!”
刘大夏出色地继承了父亲的人品官品，并以之作为家风，传给子孙。他从政40多年，长期担任要职，特别是弘治后期，深得明孝宗信任，从皇帝到朝野，都把他视作“当今第一人”，却从未替子孙谋取一官半职，而是一直教育并亲为示范，要子孙靠自己的辛劳和实业谋生。从发配地回家，他已75岁，仍“教子孙力田谋食”。而且，耕作所得稍有盈余，即“散之故旧、宗族”。经常“督耕雨中”，人不解，刘大夏告之曰：“习勤忘劳，习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务必将堂堂正正，高贵高洁的家风传给子孙。
子孙们也未辜负刘大夏。其子刘祖修科试不第，隐居山林，耕读不辍。官府循例授以冠带，坚辞不受。其孙刘如愚，历任知县、知州，清廉一如刘大夏。
该怎么评价刘大夏烧毁郑和档案？刘大夏的趣闻揭秘
刘大夏是明朝大臣，弘治三君子之一(除了刘大夏，还有王恕和马文升)，出生于公元1436年的湖广华容，去世于公元1516年。
刘大夏自幼聪慧好学，勤奋读书，在天顺三年的时候取乡试第一，天顺八年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成功考取进士，授庶吉士入翰林院。
成化元年，为兵部房司主事，成化十一年升兵部职方司郎中。明朝正德元年，回归故里，十一年去世，朝廷追赠其为太保，上谥号“忠宣”。留有《东山诗集》、《刘忠宣公集》存世。
刘大夏在职之时，尽忠职守，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上谏，一心为民，是一位好官。然而大家认识到刘大夏这个人，却并不在于刘大夏为官之时的政绩，而是因为明朝另一个著名人物——郑和。
三宝太监郑和，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名人。这位在明朝永乐年间，七下西洋的人物，是中国航海史和外交史的骄傲。甚至于很多史学家人物，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并不是哥伦布，而是郑和。但是因为关于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已经被销毁，今人只能从残缺的历史资料中猜测，却并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至于郑和的航海资料为什么被销毁，又是被谁销毁的，刘大夏便是被怀疑的人之一。
刘大夏是明朝中期重臣，先后辅佐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四位皇帝。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应当就属于明朝成祖时期。倾国家之力，支持郑和等人，才有了中国舰队七次下西洋和下南洋的壮举。然而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禁海政策。此后除了一次下南洋之外，再无大的航海举措。
到了明宪宗时期，有人鼓动宪宗效仿成祖皇帝，重新下西洋。当时在兵部尚书项忠前来取资料的时候，没有找到资料，在责问小吏的时候，刘大夏来了句：“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
因为这句话，许多人就说是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资料。说实话相比于销毁，藏匿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明朝若是损害了类似的档案资料，受到的处罚还是挺重的，要受到残酷的杖责。就算不想重启海航，不至于烧毁，藏匿完全足够。而且这事儿刘大夏不是第一次做，当初为了阻止汪直讨伐安南国，给边境带来战祸的时候，他也用藏匿文书来阻止了战祸的发生。
相比于刘大夏，许多史学家认为乾隆销毁的可能性更大。明代档案资料保存不齐全，一是因为明末清初战乱，二则在于乾隆修明史。因为明代的史记资料，对于清朝多有贬谪，在修改这些记录的时候，多半会将原本销毁。
就算真是刘大夏销毁的，那么他这么做也想的过去。郑和七下西洋，虽然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但实际上并未带来大量的贸易。相比于对外贸易，明朝政府更注重的是国威的宣扬。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大部分都是当地特产，除了珠宝之外，就是香料、动物。甚至后来有人说成祖之时，明朝开始走下坡路，郑和下西洋的巨大消耗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相比于明成祖时期，正德朝自然无法比。但是又要效仿前者，对国家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而为了阻止此事的发生，刘大夏选择销毁资料可以理解。不过相比于销毁，个人更偏向于藏匿。
刘大夏担任广东布政使的时候吗，当地官员又一种叫“羡余”钱的名目。因为不记账，许多布政使靠这壮大自己的腰包。当地官员相互包庇，大家一起发财，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刘大夏到任不久之后，就有管库的小吏将此事告知。但是刘大夏却大声说道：“我刘大夏平时读书，有志于做好人，怎么遇上这件事，就沉思这么长时间?实在愧对古代贤人，算不得一个大丈夫了!”绝不收“羡余”，还将此钱全部入账，自己分文不取。
明朝名臣刘大夏：祖孙三人都是明朝知名的廉吏
刘大夏（1436－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死后明朝廷赐谥忠宣，故世称刘东山、刘忠宣。仕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历官皆著政声，朝廷嘉奖，百姓颂扬，“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无毫发可议。”明孝宗察其“廉且练事”，为官之清廉，办事之干练，皆远超其他大臣，遂倾心倚重，刘大夏也竭诚辅佐，贡献颇多，成为朝野公认的弘治中兴第一名臣。
破除潜规则 廉得坚定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于正赋之外，常常随意加征杂税，征收所得，谓之“羡余”。自中唐起，地方政府自行向辖内百姓征收杂税，渐成常态，却不入官府账簿，任地方长官随意支配，或用以行贿，或自饱私囊，所谓“羡余”，遂成为官员贪腐的重要财源，不合法，却“循规”，数百年间，愈演愈烈。
明朝分全国为十三省，布政使为一省行政长官，俗称“方伯”。刘大夏于明孝宗弘治二年任广东右布政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广东省府官库中也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公然取去，以饱私囊，相袭以为固然。刘大夏初上任，按例清查省府库藏，发现有一笔前任布政使没取尽的羡余钱，遂命掌管仓库的吏员将其记入官库账簿。库吏援引旧例，说这笔钱理应归新任布政使，而不应附列官簿。刘大夏已在官场干了二十多年，又洞达世务，自然明了羡余钱的惯常用途，将眼前这笔钱装进自家腰包，既不违法，也不会遭非议，但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对库吏的提示，他迟迟未作回应。沉默了好一阵，刘大夏忽然大声自责：“刘大夏，你日常读圣贤书，立志堂堂正正，做个好人，怎么如今碰上非本分应得之财，就犹豫不决，乱了心志？实在有愧古圣先贤，不是大丈夫啊！”于是毅然命令库吏将那摞赫然高耸的“羡余”，统统附列入官账，以供省府正常开支用，自己分文无取。
刘大夏以坚定的廉洁之行，在广东一举破除了风行数百年的贪腐潜规则，深受百姓爱戴和时贤崇仰。大儒陈献章隐居广东家中，声震朝野，被誉为“真儒”、“活孟子”。陈献章也高自期许，对人少有许可，而独与刘大夏交好，称颂刘大夏“爱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论于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当也”
。
财富观独到 廉得超脱
如果说，服膺儒家传统思想，具备高尚道德情操，是刘大夏面对非分所得，果断说“不”的精神动力，对财富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则是其在取舍予夺之间，举重若轻、洒脱超然的不二法门。
弘治十一年（1498）秋，刘大夏从户部侍郎任上致仕，回到湖北华容老家，在祖坟旁建了一座草堂，养病、读书于其中，并亲率子弟耕田种地。家中薄田不多，耕种所得，仅足衣食。刘家人世代礼让忠厚，有恶邻竟以为其软弱可欺，肆意侵夺刘家田地，刘大夏“任弗与争”，干脆拱手相让，不与争讲。
古时致仕高官常常是地方一霸，百姓处处都要对之惧让三分。刘大夏身为朝廷财政大臣，官居三品，却主动拿土地让人，他这样做，固然有深受古贤“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思想影响的因素，但更得之于他对财富异乎常人的感悟。刘大夏常说：“财货须农务、负贾，凡力得者获用，其易至之物，终非己有，子孙亲之亦不甚惜，况官货悖入者乎！”
一般世俗之见，只要是财物，不管用什么手段，从什么途径得到，皆可为我所用。刘大夏却认为：只有通过务农、经商，付出了自己的辛劳而得到的财货，才能“获用”，才属己有。除此之外，轻易到手的，特别是“官货悖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所得，“终非己有”，到了也不会属于自己。暂时得到，一心想为儿孙造福，儿孙见其得之容易，也不会珍惜，或转眼即挥霍一空，甚或因之遭灾引祸。
刘大夏身处明代中叶，有这样远超时人的慧眼和特识，他的廉洁，自然比其他古贤来得自觉，来得坚定而彻底。为官，就恪尽职守，薪俸之外，一无所取；致仕，就回家耕读，劳动养家。虽然他一生没有机会经商，却数度亲操农务。在东山草堂专心耕读了三年，弘治十三年，刘大夏又被朝廷征召为官。武宗正德元年（1506），71岁的刘大夏从兵部尚书任上致仕，一回家就直奔草堂，从此，“戴笠乘驴，往来山水间”，全无二品退休高官的作派，和山林老农毫无二致。正德三年，遭宦官刘瑾陷害，被逮之时，刘大夏“方锄菜园中”。正德五年，从发配地回家，已75岁了，刘大夏依然耕读不辍。他的一个时任巡抚的门生，从百余里外来拜谒他，途中向一个犁地的老农打听“刘尚书家”，老农亲为带路，及至到家，才认清“老农”就是刘大夏。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让刘大夏的人生，本能地卸掉了许多世俗重负，如荷立泥塘，挺然净植，不承受任何他物，而唯托清露，唯映骄阳，于轻松自得，超然洒脱中，尽享生命的高贵。当其被刘瑾发配甘肃酒泉，“毡帽布袍”，“策一蹇驴赴戍所”，故人馈赠，一概谢绝。到了酒泉发配地，身上没钱，当地有关部门惧怕刘瑾，不敢给他安排食宿。有个总兵官，是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举荐的，悄悄送给他一百两银子，刘大夏拒绝了。又有个参将派人给他送钱，怕刘大夏不接受，行前，给被派的人下了死命令：不让刘公收下，你就不要回来。刘大夏真诚地告诉那人：我老了，身边也只带了一个仆人，我们每天食用，不过花几十个铜钱，尚能勉强度日。如果接受了你们的馈赠，仆人见钱起了邪心，不愿跟我受苦，窃之而逃，丢下我一人，“孤身沙漠，非陷身死地乎？”让那人持原物返回。刚开始，人们对刘大夏的举止还有些不解。过了不久，和刘大夏一起发配到此的钟尚书，因携带的财物较多，果然被其仆人窃之而逃。人们这才佩服刘大夏的眼光，“谓公如神”。
对财富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也让刘大夏善于识人，使其人生，本能地远离贪腐之徒。当其从发配地被赦还家，途遇某都御使，“见其驺从服食之盛”，便知其必为贪腐之人。都御使“职专纠劾百司”，本“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此人却如此显摆，刘大夏当即断定：“富贵之徒也，必不善其后。”果然如其所料。
宁死不行贿 廉得高洁
刘大夏辅佐明孝宗，力革宦官弄权之弊，深遭宦官和谄附宦官的阉党忌恨。明孝宗死，明武宗刚一继位，就一反明孝宗弘治之政，重用宦官和阉党。刘大夏知道朝廷大局已变，自己无力回天，遂于明武宗正德元年请求致仕。户科给事中刘茝上奏盛赞刘大夏，称其“官至二品，不为子乞恩，历官数十年，家不逾中人之产”，实为“一时之望”。
廉贪看家产。刘茝对刘大夏的评价，很快就得到有力的证实。刘大夏被迫致仕后，阉党刘宇、焦芳又向刘瑾进谗，说是抄刘大夏的家，“可得几万金”，“可当边费十二”。刘瑾于是下令逮捕刘大夏，并专门叮嘱一个姓罗的官校，注意查看刘大夏的家产。姓罗的官校到了刘大夏家，检查其收藏，只有退休金三十余两，刘大夏让其带走，“官校感泣不纳。唯索诗一律载之。”刘瑾原本想给刘大夏定死罪，因遭朝臣反对，又得知“大夏家实贫”，只好改判发配戍边。
刘大夏被刘瑾矫旨逮捕时，同行者估计将会被迫害致死，建议行贿以求生，刘大夏坚决不干。他说：“如此而死，祸止一身，称贷免死，则累及子孙，且丧此一生矣。”
刘大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他清楚，受贿可耻，行贿也不光彩。为免一死而向权宦行贿，就会毁了一生高洁的操守，坏了家风国风，实乃罪莫大焉。所以，他宁肯以一己之死，也决不让神圣的廉洁高洁受丝毫玷污。
其实，刘大夏的廉洁和家贫，早已朝野共知，深受赞誉和崇仰。
明宪宗成化末年，刘大夏由福建右参政任上告归，在家守父丧。进士董损斋出差路过，闻名拜谒。刘大夏留其吃饭，主食唯麦饭，菜肴唯糟虾，别无他。董损斋大受感动，遂以刘大夏为楷模，“终生持雅操”。
明孝宗也深知刘大夏之廉。刘大夏入朝后，更“察知大夏廉且练事。”弘治十八年（1505）春，一天，明孝宗单独召见刘大夏和另一廉臣戴珊，议事毕，特令宦官拿来两锭白金，亲手一人赐给一锭，动情地说，“卿等将去买茶果用”，最近是官员述职的时候，各地官员都聚集京城。我听说朝廷一些公卿，为避受贿之嫌，有闭户不与人接者。如卿等，虽开门延客，谁敢向你们行贿？我了解你们，故有是赐，以“小佐尔廉”，且命不必朝谢，“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怀愧耻也。”
戒利不好名 廉得彻底
刘大夏终生廉洁自奉，律己特严，尝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
诚如其言，刘大夏戒利，戒得坚定而彻底，远名，远得彻底而坚定，既不贪利，也不贪名，刘大夏的廉洁，不仅高出他同时代的廉吏，也高出许多古贤。
刘大夏一生，出大名的机会很多，最难得的是弘治后期，明孝宗对他的亲切、信任、依赖，有如家人父子，经常单独召见他，君臣同心，共商国谟，携手将辉耀史册的弘治中兴推向巅峰。这要放在别人，正所谓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宣扬之，记载之，出书，立碑，树之通衢，藏之名山，让自己的大名，既赫然于当代，更彪炳于青史。与刘大夏同为“弘治三君子”的王恕，就近乎于此。王恕早在弘治初期，即得明孝宗重用，声望很高。但王恕不满足，花钱雇人为其作传刻书，多载其在明宪宗时“留中之疏”，美化自己的政见，暗示明宪宗的昏庸。政敌将该书进呈明孝宗，明孝宗乃一孝子，见王恕如此贬抑自己的父亲，不禁勃然大怒，痛责王恕“卖直沽名”，王恕因此被迫致仕，郁郁终生。刘大夏却不，对其所进谋谟，所作贡献，一无外传，故时人多不知晓，史书也无从详细记载。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此深表惋惜，说：“大夏仁心为质，道揆法守。晚际鱼水，密勿都俞，庶几有三代之风。所恨造膝之语，少有传者。”对于历史记载来说，这的确是个遗憾，但从这遗憾中放射出的圣洁之光，却将“廉洁”二字的深度和高度，辉映得清晰明了，震撼人心，读史至此，假廉者自当无地自容，真廉者定会仰之弥高。
刘大夏仁智兼备，生前不扬名，也不愿死后被子孙扬名，为此，他早就作了预防。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63岁，这年秋天，他于户部左侍郎任上，因病求归，得到朝廷允许，在动身回家前夕，即在京城公寓自为《寿藏记》，用质朴的文笔，简单地写明一生履历，准备回家后交给儿子，待自己死后作为墓志刻于石。有人向他建议，您的墓志，应由后人来为您写啊。刘大夏感慨道：“恐后人污我以美名，倘鬼趣异人，岂不怒耶？”正因为担心后人给我强加美名，倘若我死后有知，反感这种违背生前意趣的做法，岂不要发怒吗？
名利双收，自古就是芸芸众生的追求；有谁轻利重名，便可高人一筹；不管生前誉，只求身后名，更会被赞为超脱。通常所见贤达对待名利的最高境界，也就到“超脱”而已。西晋名贤杜预，就把身后名看得特重，时常慨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因此专门在襄阳刻了两块石碑，记其生平功勋，一块沉到万山下的谷底，一块立在砚山顶上。以为不管世界怎样剧烈变故，他的大名都会永垂不朽。像刘大夏这样，既不贪利，也不贪名，生前身后，一皆如之者，看一部二十四史，能有几人？
承先开来 世代廉风
刘大夏的父亲刘仁宅也是著名的廉吏。初任瑞昌令，一次和一个任高安令的严姓乡党同时进京述职，主持朝政的名相杨溥，老家与两人邻县，因先派一仆人到两个县邻住处，暗中考察其人品和行径。仆人回来报告：严县令富贵，像个官员的样子。刘老头藁席布被，瓦盆煤灶，简直就是个穷汉。杨溥听罢，心里对刘仁宅颇为赞赏。很快，严县令就带着金币来拜谒杨溥，杨溥一挥手，就令其出去了。刘仁宅后来，提着一袋茶叶、一罐蜂蜜，以乡邻之礼拜见，杨溥高兴地收下了。不久，杨溥就举荐刘仁宅做了御史。刘仁宅入朝当了京官，廉洁、质朴如旧。一次同僚相约，各带一份食品，聚餐贺除岁。他人所带皆丰盛，刘仁宅只是一条干鱼。后来升任广西按察使司副使，官居正四品，口袋里也仅有七两银子。
刘大夏在父亲任瑞昌令时生于官舍，青少年时期也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父亲的人品官品，从他生命初育，就氤氲滋润着他。明英宗正统年间，刘仁宅正任御史。一次，刘大夏随父回乡探亲。杨溥也正好回乡扫墓，顺道看望刘家。刘大夏出门迎接，杨溥问：“你父亲在吗？”大夏答：“出门在路上。”“你母亲呢？”“到邻居家磨面去了。”杨溥见刘大夏家十分简陋，床上只有蒲席、布被，官员家常用的绫罗绸缎，竟一无所见。杨溥深感自己为朝廷举荐得人，高兴地说：“所操若是，可称御史之职矣！”
刘大夏出色地继承了父亲的人品官品，并以之作为家风，传给子孙。他从政40多年，长期担任要职，特别是弘治后期，深得明孝宗信任，从皇帝到朝野，都把他视作“当今第一人”，却从未替子孙谋取一官半职，而是一直教育并亲为示范，要子孙靠自己的辛劳和实业谋生。从发配地回家，他已75岁，仍“教子孙力田谋食”。而且，耕作所得稍有盈余，即“散之故旧、宗族”。经常“督耕雨中”，人不解，刘大夏告之曰：“习勤忘劳，习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务必将堂堂正正，高贵高洁的家风传给子孙。
子孙们也未辜负刘大夏。其子刘祖修科试不第，隐居山林，耕读不辍。官府循例授以冠带，坚辞不受。其孙刘如愚，历任知县、知州，清廉一如刘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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