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名：裴垍

拼音：[ péi jì ]

字 号：字弘中

所处时代：中唐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绛州闻喜

主要成就：改革税收弊政，贬抑庸劣

裴垍是什么人？裴垍人物生平简介，怎么评价他

弱冠二十岁时进士出身，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补美原尉。累迁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三年(808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生为国尽心尽力，“小心敬慎，甚称中旨。”“垍守正不受请托，考核皆务才实。”，他尽力完善法律制度，年方四十四岁，须发尽白。元和初年，叙任中书舍人。当时李吉甫方拜相，不知该如何用人，便向裴垍请教。垍随即列出三十人的名字，李吉甫按照他给的列表录用人才，受人称赞。元和三年，代替李吉甫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入相。在担任相国的期间，裴垍提拔了许多能人贤士，包括裴度、李绛、崔群、韦贯之等。这些人后来都相继入相。

步入仕途

裴垍为武则天垂拱年间宰相裴居道的七代孙，20岁中进士。唐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制举贤良极谏科，裴垍对策第一，特授为美原县尉。他任期满后，各藩镇、州府，交相征辟，但均不赴就，不久，朝廷拜他为监察御史，此后，还相继任殿中侍御史、尚书礼部考功员外郎等职。这期间，吏部侍郎郑珣瑜曾委托裴垍主持考试词判。裴垍秉公办事，严肃认真，不受请托贿赂，皆以实才取人。

入仕翰林

唐宪宗元和初年，召裴垍入翰林为学士。此后，他还相继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

元和三年(808年)，朝廷诏举贤良。当时应试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弊、言词激切，考官杨于陵、韦贯之将他们三人招为上第录取。裴垍复查考试结果也无异议。为此事，李吉甫却泣奏唐宪宗，认为裴垍等录用非人。唐宪宗于是贬黜杨于陵、韦贯之外任，又罢免裴垍翰林学士，降为户部侍郎。不过，唐宪宗事非情愿，也知裴垍正直，从此反而对裴培更加信重，就在这年秋天，李吉甫出任淮南节度使，唐宪宗遂拜裴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李吉甫主持朝政，第二年又加任裴垍为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

入朝为相

当时，百姓输赋税于州府要分成三份：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在唐德宗建中初年制定两税法时，物重钱轻，后来渐至物轻钱重，百姓赋税交钱，这样税额到唐宪宗时就增加了一倍。此外，唐时所说的“贯”或“缗”，按规定为千钱，但在习惯流行中并不足千钱，称省估，州里长吏为了中饱私囊，让百姓以足额交钱，称为实估，这样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裴垍为相以后，奏请唐宪宗同意，将天下留州送使钱，改由省估征收。同时规定观察使或节度使，只征收所在州的赋税作为公费开支，如不足，才可征收所辖支郡，这样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元和中兴

裴垍当宰相时还很年轻，但他严肃为政，依法办事，颇有一番作为。他一心为国家朝廷办事，也触犯了勋贵旧臣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但因裴垍事事在理，又得到唐宪宗的支持，他们也奈何不得。此外，裴垍还注意听从不同意见，以补自己的不足。

裴垍为翰林学士时，曾举荐李绛、崔群同掌机要政务;为宰相以后，又用韦贯之、裴度为知制诰，擢拔李夷简为御史中丞，这些人后来都相继机任宰相，为一代名臣。他选用的其他人也都很精明。不负人望。裴垍才能兼备，风范凛然，知人善任，在他前后担任宰相的人中，是无人可比的，时论认为：他执政时期朝无奸侫，百业渐兴，出现唐后期少有的清明时期。

元和五年(810年)，裴垍患中风病，唐宪宗得知后非常叹惜，特遣中使前往存慰，并对其饮食用药都让及时奏上，亲加过问。但裴垍的病并不好转，且日加重。唐宪宗只好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而改任兵部尚书，不久又迁任太子宾客。裴垍于当年去世，朝廷特赠他为太子少傅。

裴垍任职翰林期间，唐宪宗新平吴、蜀之乱，正励精图治，一切机要事务都要和裴垍商量后才施行，而裴垍也小心谨慎，认真按唐宪宗的旨意办事。裴垍任宰相以后，严明法治，考课吏绩，分清良恶，种种作法，正大光明，使唐宪宗也折服。当时，吐突承璀很受唐宪宗的恩宠，常寻机向唐宪宗有私人请求。但唐宪宗碍于裴垍，不敢如吐突承璀所愿，并诫其收敛一些。唐宪宗由于对裴垍信重，在朝廷常称其官号，而不直呼其名。

人物评价

唐宪宗统治时期是唐后期政治比较清明时期，而裴垍是这一时期颇有作为的宰相。

白居易《赠裴垍官制》称：“故太子宾客裴垍，忠正恭慎，佐予为理，事君尽礼，徇国忘身。”元和五年，因病罢相，担任兵部尚书。六年(811年)，改任太子宾客。旋即病逝。元稹在《感梦》诗中曰：“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而唐宪宗也十分尊敬他，宦官吐突承璀曾私自向宪宗提出要求，宪宗则考虑到裴垍会不同意而拒绝了他。

在他执政时，改革税收弊政减轻人民负担，在用人上擢拔才能，贬抑庸劣，又清风凛然，勤于职守，惜盛年去世，不得尽其才。

亲属成员

子裴鍠、裴处休。裴处休娶陇西李氏，宣州治中李有则之女，生有一女(842年—873年)嫁知盐铁陈许院事、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孙虬。裴处休又有孙乡贡进士裴岩。

好不容易平了“安史之乱”又出个“河朔三镇”，为什么唐朝总是藩镇林立的现象

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

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

牙军废立节度使，始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部将李怀玉杀王玄志之子，推其亲戚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委曲求全，承认既成事实，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说：任命节度使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仅派一名宦官，前往有关方镇，名为考察军士情绪，实是迁就纵容，军士想立谁为节度使，朝廷就立谁。“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始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平卢牙军立侯希逸，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朝廷不加制止，其他藩镇的牙军乃有恃无恐，群起效尤。

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其余或世袭，或自立，或牙军拥立。

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

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

　　朝廷对叛乱藩镇的短暂胜利

公元805年即位的唐宪宗是唐朝后期难得的一位“刚明果断”的皇帝。甫登基，即发愤削平反叛的藩镇。他重用和依靠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等大臣和谋士，不为各种反对意见所动，凭藉稍稍充裕的财力，讨伐反叛的藩镇。

宪宗元和二年(807)，天下方镇共有48个，其中15个不向朝廷报户口，不上缴税收。朝廷控制的税户仅144万户，比玄宗天宝年间减少3/4。天下军队由朝廷提供给养的，计有83万多，比天宝时增加1/3。每两户人家得供养一个士兵。在唐朝中后期，朝廷能控制这么多税户，还算是好的。唐宪宗就是凭藉这点财力，开始平叛。

元和四年(809)，朝廷调动各路军队共20万，并派出守卫京城的禁军，讨伐反叛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这20多万大军由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统领。此人显然不是帅才，到了行营，威令不行。战争旷日持久，“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也许宪宗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平淮西叛乱时，他就不用宦官为帅。

淮西叛将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儿子。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吴元济不经朝廷任命自领军务。他派兵焚烧、攻掠舞阳、襄城等地，震动洛阳。起先，朝廷各路军队讨伐吴元济盘踞的淮、蔡，“合天下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请自往督战，朝廷任命他为宣慰处置使，行元帅职权。他发誓，不平息叛乱，不回来见天子。农历八月，裴度从京城出发。此前，平叛的各路军队按照惯例，都有宦官作监军，军中重大决策，都不是主将作出，而是由宦官作出。这些宦官将最精锐的部队调作自己的卫队，让战斗力稍弱的部队去前线打仗。仗打胜了，他们抢先报捷;打败了，则凌辱将领们。裴度上奏宪宗，将宦官监军全部撤走。于是军中号令统一，诸将得以各展其才，战争进展顺利。当年农历十月，名将李愬奇袭蔡州，俘获吴元济，淮西叛乱平息。

淮西荡定，黄河南北的藩镇大受震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敛手削地，献德、棣二州”。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大为忧惧，献沂、密、海三州。于是，中央威权，为之一振。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平定淄青十三州。唐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唐宪宗所以能取得平叛的胜利，是因为他自己下了平叛的决心，任用了裴度、李愬等优秀的统帅和将领，改变了用宦官监军的腐朽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场战争。

在取得这些胜利后，宪宗变得骄奢起来，不再有根本解决藩镇割据的抱负。他宠信宦官和方士，并服用方士炼的金丹，不久暴卒。有人说是被宦官毒死。

　　强藩结束唐朝统治

宪宗之后的穆宗和敬宗都是酒色之徒，无心处理政务。从此，朝政江河日下。专权的宦官随意一次次废立皇帝，甚至毒杀皇帝。朝廷听任几个宦官胡作非为，既没有心思又没有力量跟越来越强大的藩镇相抗衡。朝廷平定淮西等镇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很快就丢失了。

穆宗时，宰相们没有远见，处置藩镇失策。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打算归朝，出发前，将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送至朝廷，请朝廷妥为处置，以绝后患。朝廷本宜宠以虚位，不给实权，或移于他方，控制起来，总之不要放虎归山。宰相崔植、杜元颖等均为庸才，对朱克融等人不能妥善处理，反而让其回到幽州，导致幽州再失。

也是在穆宗时，亲近朝廷的田弘正由魏博节度使调任成德节度使，考虑到以前跟成德人打过仗，结下了怨仇，故带了2000名魏博军人到成德上任，用以保护自己。他要求朝廷同意让这些魏博军人留驻成德，衣粮由朝廷发给。度支使崔倰拒绝了田弘正的多次请求，无奈，田弘正只得将这些魏博士兵打发回魏博。魏博兵刚走，将领王庭凑即发动叛乱，杀死田弘正。从此，成德遂非朝廷所有。

至昭宗时，朱全忠、李茂贞等藩镇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员)、“北司”(宦官)分别依附于强有力的藩镇，他们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唯强藩马首是瞻。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藩之间还演出了抢夺天子的闹剧。

朱全忠兼并了徐州、兖州等地，并以武力迫使河北诸镇皆服从自己。昭宗天复三年(903)，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至此，天下兵权尽归朱全忠。公元907年，势倾天下的朱全忠“顺理成章”地逼唐哀帝“禅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结束唐朝近300年统治的，正是藩镇。

　　唐朝藩镇割据留给后代的教训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认为，藩镇日趋强大，唐王朝日益衰败，并终于被灭亡，是朝廷决策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也是唐朝军事制度败坏的必然结果。《新唐书·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男子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服兵役，称为“府兵”。平时在家务农，暇时训练。官府征发时，府兵须自备兵器及资粮，分批轮流宿卫京师，守卫边境。统领府兵的折冲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共有634个，大多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仅关内道就有261个。用意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当时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将广，军队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调动、指挥自如。个别有野心的地方军事将领即使反叛，凭其实力也是无法颠覆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从高宗时起，农民因不堪自备兵器及资粮的重负，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渐废驰。至玄宗天宝八载(749)，这项制度实际已归于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卫京师的士兵，也是招募来的，都是市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商贾子弟及市井无赖。入伍以后，很少训练，富有者忙着经商牟利，强壮者忙着玩耍：“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充当天子的禁卫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之脆弱，与藩镇掌握的军队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朝廷几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强将都在藩镇的手里，形成了外重内轻、弱干强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镇作乱，朝廷派有限的、素质很差的禁卫军去平叛，无异于羊入虎口。若是调动别的藩镇去镇压，他们则阳奉阴违，根本就不会卖力。他们不会帮助朝廷去消灭其同类，但会乘机向朝廷额外索要军队给养。朝廷白白送了巨额的钱粮、物资给他们，却没有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新唐书》说：“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唐朝中期以后养了那么多兵，不但没有能防止动乱，相反却成为动乱的根源。

　　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的历史，留给后代的教训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应由中央政权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不能变成将领的亲兵。

第二，将领的权力不能过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军权以外的行政、财政等权都交给将领，让他们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征收赋税，任意扩充军队。若把这些权力都交给他们，他们便有了搞独立王国的资本。到时朝廷想制约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新唐书》说得好：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朝廷举措失当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将领跟军队，应有合有分。不要一支军队始终归一位将领统领，一位将领始终掌握那一支军队。将领在一地也不能呆得过久。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将帅，将领应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流动。使其无法拥兵自重，无法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军队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第四，要慎择将帅。在委任将帅问题上，就是要实行“疑人不用”。不能委派不可靠的人镇守一方，独挡一面。唐朝用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以致河北三镇不再为朝廷所有，教训太惨痛了。

第五，朝廷要掌握军事将领的任免权，此权不能假人，不能旁落。要做到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节度使还是经略使，一纸命令就能将其调动，或将其免职。

第六，军事将领也要有监督。但唐朝中后期用宦官作监军，却是大大的失策。作为监军的宦官，很快就为藩镇所收买，为藩镇割据推波助澜。文武官员参用，以文制武，或者不失为古代的一个可行的方法。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藩镇乱唐、亡唐，以及五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终于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郭子仪、李光弼俱为唐朝中兴名将，若论战功、军事造诣，李光弼可能要更出色一些，史家公认李光弼“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但若论统御部下、为人处世，则郭子仪更胜一筹。正是因此，二人的人生结局堪称迥异，一个是“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一个则是疑惧重重、最后郁郁而终。

1、中兴名将

郭子仪(697—781)，出身官宦人家，但大器晚成,安史之乱的前一年(754)，57岁的郭子仪才做到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由于次年安禄山造反，郭子仪才得以充朔方节度使，独当一面。

李光弼(708—764)本是契丹族，其父原为契丹酋长，归唐后英勇战死。烈士后代李光弼从军后，得到了名将王忠嗣的青睐与器重，常说：“光弼必居我位。”也是在754年，李光弼进为朔方节度副使。安史之乱爆发后，经郭子仪推荐，李光弼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安史之乱初期，郭、李主要在北线(河北一带)与叛军做战。756年四月，郭、李联手连续在沙河、嘉山大破叛军名将史思明，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作为战区指挥官，郭子仪、李光弼对全国战场形势的认识亦极为深刻，联合上奏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同时请求让哥舒翰扼守潼关，“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此时，安禄山叛军在东线、南线、西线都顿于坚城之下而寸步难行，老巢范阳又处于郭子仪、李光弼的直接威胁，安禄山一时进退维谷，“议弃洛阳，走归范阳”，形势有利于唐军。

但由于玄宗的昏庸，既不准郭、李直捣范阳，又错误地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哥舒翰全军覆灭，形势急转直下，致使潼关、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组建朝廷，郭子仪、李光弼也只得退守河东(太原)。

肃宗称帝后，调集诸路军马，重新部署兵力，以收复失地。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军会师灵武。接着，李光弼将所部精兵留在灵武，自领五千人弱旅开赴太原，遏止叛军西进。而郭子仪则率朔方军主力承担收复长安、洛阳的重任。

李光弼到到太原后，再度与老对手史思明交战，李光弼以弱敌强、以少胜多，以绝对劣势兵力守住了太原(太原防御战是中国城市防御战的经典战例)，有效地保护了唐肃宗在西北的大本营。而郭子仪则率主力，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经一路苦战，连续收复了长安、洛阳。至此，郭、李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

2、性格差异

尽管同为中兴名将，但郭子仪、李光弼的性格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

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谦虚、谨慎，深谙进退之道，很少得罪人。史书称他“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里仅举一例，就可见郭子仪的胸襟与为人。郭子仪初与李光弼“不相能，虽同席不交谈”。后来郭子仪成为李光弼的顶头上司后，光弼怕遭报复，乃跪请曰：“死所甘心，但乞贷妻子。”而郭子仪“趋堂下，握其手曰”：“今国乱主辱，非公不能定，仪岂怀私心忿哉!”两人冰释前嫌，遂同破贼，李光弼成为节度使亦是郭子仪的推荐。

李光弼为人严肃，深沉刚毅，个性极强，因此，他治军颇严，部下畏惧，这种性格经常得罪人，往往令人难以与之相处。这里也举一例，757年，李光弼赴太原遏叛军西进，但主事太原的御史崔众为人骄横，李光弼就任时不肯即时交出兵权，李光弼当即将崔众拘禁待斩。这时恰好使者奉旨宣布崔众为御史中丞，但李光弼毫不理会圣旨，“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将崔众斩首示众，“威震三军”。由此可见，若有谁犯到李光弼手里，下场注定好不了。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令两人的人生结局迥然不同。

3、同遭猜忌

收复两京后，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军共计步骑20万众，围困安庆绪于邺城(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即位大燕皇帝)。然而奇怪的是，唐肃宗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居然没有设置军事统帅，而是派了一个不知兵的太监鱼朝恩为监军。个中原因主要是唐肃宗经过对安史之乱的痛定思痛，对军事将领已经非常猜忌，害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所以，故意不设统帅，令各路节度使互不相属，相互牵制。而大太监鱼朝恩是皇家信得过的人，故安排此人总揽全局，监视各军。正是因此，九节度使联军互不统一，最终惨败于史思明叛军。当时诸军皆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所部全军而还。

这次惨败的责任被鱼朝恩推给了郭子仪，肃宗遂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削夺兵权。尽管将士们哭着挽留郭子仪，但皇命难违，郭子仪只得怅然离去。尽管郭子仪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这仅仅是他遭猜忌、排挤的开始。此后，郭子仪被废置多年。

郭子仪被闲废后，李光弼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的十几万精锐，李光弼审时度势，认为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牵制史军西进;不利亦有退路，表里相应，能伸能缩，有“猿臂之势”。遂领兵2万，主动放弃洛阳，退守河阳。河阳之战，李光弼料敌在先，部署周密，凭坚拒守，择机出击，以绝对劣势兵力，杀敌两万，取得了河阳大捷，阻止了叛军西进，保全了长安。河阳大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此时，著名的谋臣李泌建议以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进军河北，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这个作战方案若能实行，必将加快平叛进程。但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横加阻挠，“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随后，肃宗再度重蹈玄宗的覆辙，不顾战场实际，逼令李光弼收复洛阳，并再派鱼朝恩赴前线监军。同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李光弼头脑清醒，指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761年二月，在肃宗的严令下，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仆固怀恩作战勇敢但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以往仆固怀恩为郭子仪属下时，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故能悉心卖命。但李光弼“性严”，对仆固怀恩的不法行为不给情面，两人自然势如水火。由此亦可见，李光弼虽打仗在行，但在统御部下、为人处世方面，确较郭子仪略逊一筹。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鱼朝恩干预军机及仆固怀恩不听指挥造成的，尽管肃宗认识这次失败到非李光弼之错，但李光弼还是离开了平叛主战场，以“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的身份任地方军区司令。

此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仆固怀恩。762年十月，新即位的代宗(这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以仆固怀恩为主要军事统帅，对史朝义(此时史思明已死于内讧)展开了最后的进攻，次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而一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最终未能亲手平定叛乱，殊为可惜。

4、迥异结局

代宗即位后，依旧信任太监，程元振、鱼朝恩等辈继续左右朝纲，而且两人皆与李光弼不协，并不断对李光弼进行中伤。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遭程元振谗言被杀后，李光弼更是深感畏惧。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名将、执军法如山的李光弼自镇临淮(治所在徐州)后，竟不敢入朝。

763年十月，吐蕃军攻陷长安，即位不久的唐代宗仓皇逃至陕州，诏令李光弼勤王，但他因惧怕遭鱼朝恩等人陷害，虽拥重兵不敢赴援;代宗返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东都(洛阳)留守，以观察其意向，李光弼仍以就江、淮运粮为由，领兵返回徐州，拒不就任。李光弼历来治军严肃，发布命令时，诸将不敢仰视。但由于李光弼处危疑之地，朝廷屡次征召，他皆拥兵不敢朝，诸将因此日益不听指挥，大将田神功更是举止轻慢，李光弼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于是羞愧成疾，于764年卒于徐州，时年57岁，谥曰武穆。史家称他“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李光弼去世之时，郭子仪已经67岁了。在人生的暮年，郭子仪再一次大放异彩。先是762年，朔方发生兵变，重病将亡的肃宗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将郭子仪召入卧室，委托郭子仪平定病变，“河东之事，一以委卿”，郭子仪以其威望妥善解决了兵变。代宗即位后，郭子仪又遭宦官诋毁，再度被闲废。763年十月，吐蕃军攻占长安，唐代宗仓皇出逃，郭子仪再次临危受命，收集数千亡散士兵，承担起收复长安的重任。郭子仪被重新启用后，以其威望与谋划，迅速迫使吐蕃撤出了长安。回到长安的唐代宗感激万分地说“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764年，骁将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叛唐，并勾结回纥、吐蕃军进攻东都，郭子仪再度临危受命。面对危局，郭子仪清醒地向代宗分析了局势，“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也。”果然，郭子仪凭借其威望，使朔方兵纷纷离开仆固怀恩，重归郭子仪帐下，迫使仆固怀恩北走灵武(今宁夏灵武)。

765年，仆固怀恩又招引回纥、吐蕃、党项三十万人马卷土重来。郭子仪率领一万唐军刚到泾阳，就被回纥、吐蕃十多万人马团团围住。恰在此时，仆固怀恩暴病而死，敌军阵营产生分化，郭子仪知道机不可失，决定冒险去见回纥首领药葛罗。面对部下的疑虑与劝阻，郭子仪置生死于度外，“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只以数十骑至回纥军中，劝药葛罗说：“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忽亡忠谊而至是耶?”凭借自己的威望，郭子仪与回纥首领面晤，竟取得奇效，使回纥军反戈一击，大破吐蕃军，为保卫唐朝的安全再建大功。此后，郭子仪驻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邠州，又数次击退吐蕃入寇。

这期间，尽管郭子仪以垂暮之年苦苦维系着大唐安危，但他仍不断遭到权宦的中伤、诋毁甚至谋害。767年十二月，鱼朝恩指使恶徒盗掘郭子仪父亲之墓，但郭子仪宽厚待人，犯而不校，尽力把大事化小，“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769年正月，鱼朝恩邀他去章敬寺，宰相元载暗中使人告诉子仪“朝恩谋不利于公”。但以国事为重的郭子仪仍仅以家僮数人随从前往。鱼朝恩见郭子仪随从甚少，很是惊讶，子仪遂把所听到的事如实相告，并说：“恐烦公经营耳。”坏事做绝的鱼朝恩很受感动，抚膺捧手，流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史载郭子仪前后“遭罹悻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正因为这样，肃宗、代宗两代皇帝对他都由最初的不信任变为非常信任。

779年，唐代宗去世，唐德宗继位，八十三岁的郭子仪终于得以回家享福。781年，八十五岁的郭子仪去世。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唐代史臣裴垍评价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这个评价真个是精准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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