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薛瑄

别称：薛文清、薛河东、薛夫子

字号：字德温号敬轩

所处时代：明代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河津

参考资料：《通议大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薛公瑄神道碑铭》《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

薛瑄：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被誉为“明代第一廉吏，一代理学大师”

薛瑄塑像和傅山题联

车轮做窗 舟中诫子

我们一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古代官员，居住的都是花园别墅、楼阁亭台，这只是影视剧的编排而已。其实，古代官员由于受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大多奉行的是当官爱民，勤俭持家的人生准则。我们从诸葛亮的《诫子书》、朱伯庐《治家格言》中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人生观。

薛瑄忠厚传家，庭训严格。他任监察御史后，负责监察国家最大的造币基地——湖广银场，却租房居住。孩子大了，需要在京城买房子，薛瑄只好买了两间小房子，连个窗户也没有，阴暗潮湿，不能读书写字。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动手吧，这肯定不会有下属帮忙的。薛瑄只好令儿子薛淳在墙上凿出一个圆洞，然后找了一辆废弃破烂的小木车，卸下车轮，安装在凿开的洞上，再糊上麻纸，这样才有了窗户。

修完窗户后，薛瑄禁不住自嘲道：“以御史这样显要的官职，却只能买两间没有窗户的小房子。这要让那些达官贵人看到，必定斜目而视、掩口耻笑而走。我是如此无能啊!”

薛瑄进入明朝内阁后，参与机务，身居要职，成为国家政治核心的高官。当于谦受到奸贼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迫害，明朝皇帝朱祁镇诏令凌迟处死于谦时，满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蝉，唯有薛瑄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为于谦辩护。可是，朱祁镇昏庸残暴，不接受薛瑄的奏折。薛瑄为了捍卫真理，主持正义，毅然舍弃了高官厚禄，愤而辞职。

薛瑄辞职后，两袖清风，行囊简陋，竟然雇不起一等船回家，全家人只好租赁一只简陋的小船。正是秋风萧瑟，秋雨纷纷，大水滔滔，小船漏雨，无法行走。全家人忍饥挨饿，一天没有吃饭。薛瑄手捧书卷，朗朗有声。薛瑄的儿子看着凄风苦雨，埋怨父亲道：“别人当官衣锦还乡，荣华富贵，你当内阁大臣说不干就不干了，还得全家跟上你离京回乡，颠簸受累。”

薛瑄听后很生气，教育儿子道：“做官就要廉洁自律，主持正义，为民做主。我虽然穷困，但是我所追求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薛瑄为官数十年，清正廉明，政声显著，享誉民间。他作诗《述怀》道：“誓将笃忠贞，于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恩。”薛瑄以诗明志，甘守清白，忠于国家，立志使天下得到尧舜那样的清明治理，人民享受阳光雨露般的恩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薛瑄廉洁从政的故事流传很多，被后世称为“明代第一廉吏”。

理学大师 首倡实学

薛瑄是明代理学大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代思想界的巨擘。中国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至汉代的董仲舒，隋唐的王通、韩愈，两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发扬光大。到了明代，薛瑄的理学思想继往开来，继承并弘扬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宋明理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理气(规律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薛瑄认为理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先后，他说：“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他提出太极之理“只在气中，非气之外悬空有太极”的观点，不同意朱熹的气先的唯心主义思想。

薛瑄首倡“实学”思想，即实事求是，主张凡事“践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学家。薛瑄的理学思想注重笃实践履：“见得理明，须一一践履过，则事与理相安，而皆有着落之处，若见理虽明，而不一一践履过，则理与事不相资，终无可依据之地。”(《复李原德书》)意思是认识了事物之理，必须一一实践实行，才可谓说认识，如果理论和实践不结合，终究不能说明理。

他十分注重实践知识，笃实践履，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读书录》卷二)薛瑄一生竭力倡导“实学”，躬行实践，所以人们称薛瑄的学说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薛瑄强调修身律己，恢复人性。他认为读书学习，是为了掌握知识，更好地完善自我，而不是为了做官：“后之学者读圣贤之书，但资以为词意之用、利禄之阶，而不知一言之切于身心。”(《读书录》卷七)复性学说是薛瑄的理学思想的精华，他一生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他说：“每日就身心、言行、应事、接物处，紧紧体认仁、义、理、智四者，体认得是则行不错。”(《读书录》卷四)他每天用仁义理智，即仁爱、正义、事理、智慧，来要求自己，检视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

万荣县里望乡平原遗存有明代建筑薛瑄家庙，正殿上方悬挂明末吏部尚书曹于汴书写的“真在堂”牌匾，寓示薛瑄思想求真求实。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亲笔题联：“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意思是不管你是士、农、工、商还是各行各业，要想了解薛瑄的复性和实学的真谛，都应该前来拜谒薛夫子。作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读过薛瑄的书，即使金榜题名中了解元、会员、状元，也不算读书人。

河东学派 名标青史

薛瑄的故乡万荣、河津一带，文脉兴盛，代代传承。历史上有卜子夏、王通在河汾设教，为春秋时代和隋唐之际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薛瑄出身教育之家，祖父于元末之际在家乡设教，父亲于明初中举后在河北、河南担任教谕官。薛瑄当官后，曾经在山东担任提学佥事，负责全省的教育，先后两次在故乡办学，创立河东书院，一生有将近二十年从事教育事业。

薛瑄在山东时，号召学生遵从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修身律己。同时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和潜力。有个秀才家庭贫困，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落榜，欲退学回家。薛瑄感到十分可惜，亲自找到他，问道：“春秋祭祀孔子之时做何事。”生员道：“击磬。”薛瑄道：“磬在八音中最难区别，善于击磬说明有才学，是有用之才啊。”薛瑄不让他退学，继续保留他的学籍。后来这个生员果然金榜题名。

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薛瑄在故乡办学时，虽然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是，四方学子前来求学，络绎不绝。这些学生来自陕西、山西、湖北、山东、南京、广西等地，河津县的旅馆都住不下了。薛瑄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理学思想，从日常生活、洒扫应对，到经书的微言大义，要求学生“以立其本，以求其道”。薛瑄倡导“躬行之实”，知行合一，注重言行，笃实践履。

薛瑄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及祖国各地，其中有15个弟子成为理学家、教育家，进入明史，并被录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其中有两个弟子李贤和刘健官至礼部尚书;还有一个弟子吕楠复兴了关中学派，进入孔庙从祀。

薛瑄在河东一带的讲学活动，开明代讲学之盛，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璀璨的一笔。程嗣章《明儒讲学考》认为，在明代用讲学方式来传播理学思想的，最早发端于曹端、薛瑄等人。明史研究专家孟森道：“有明讲学之盛，肇于河东。”薛瑄等人的讲学活动，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王阳明、东林党人的讲学活动有着开创性作用。

中国思想界有“北薛南王”之说，北方为薛瑄，南方为王阳明。《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明代的思想流派，不是属于薛瑄的河东学派，就是出自王阳明的姚江学派。可见，当时薛瑄在明代的学术地位之高。

从祀孔庙 百世敬仰

薛瑄在明代历史上影响巨大，受到明代士大夫、知识分子、朝廷官员的推崇。他去世后，许多人自发地传播他的思想，并不断向朝廷上奏，力主薛瑄进入孔庙。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隆庆年间，就有数十道奏章恳求让薛瑄从祀孔庙。张九功说：“其笃志好学，于道有见，贵真知实践之意，黜矫伪浮靡之病。”明代内阁首辅李贤赞薛瑄说：“公之学践履笃实，以圣贤为师，辞受取与，必揆诸义。”可见，士大夫对薛瑄评价之高。

从祀孔庙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多少宰相、文人、思想家，都与孔庙无缘。因此说要求特别高，必须是思想大家，为国家做出突出功业，在言行上没有瑕疵。并且，一个人去世后不可能马上从祀孔庙，必须经受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后才可能进入孔庙。当一个人要从祀孔庙的时候，有人赞成，就会有人反对，于是就把他的生活、言行放置于大庭广众之下评价，只有经过士大夫阶层、朝廷审议后，品行上没有瑕疵、做官没有污点才能入选。

明代隆庆五年(1571)九月二十九日，经过朝廷审议，皇帝下诏，薛瑄进入孔庙从祀。朝廷派遣国子监祭酒马自强主持大典，致祭道：“兹者廷臣议奏，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尚书谥文清薛瑄，笃志圣贤，潜心理义。嘉言善行，模范后人。理宜从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儒之后，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鉴歆。谨告。”从此薛瑄进入孔庙，享受到每年春秋两季在孔庙祭祀的殊荣。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推荐从祀孔庙的人有薛瑄、陈献章、王阳明、陈献章4人，只有薛瑄一人获准从祀。直到13年之后，其他3人才从祀孔庙。因此说，薛瑄是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由此可见，薛瑄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要高于王阳明。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172位，其中包括孔子的72弟子和孟子的弟子，剩下的仅仅90余人，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古圣先贤。

从祀孔庙是古代社会对于一个人立德、立言、立业方面的全方位的肯定，是人生的最高荣誉。山西自古以来享受从祀孔庙殊荣的只有王通、司马光、薛瑄3人。整个广东省，自古以来从祀孔庙的只有陈献章一人。继北宋司马光之后，至清朝末年将近一千年中，山西只有薛瑄一人从祀孔庙。

明代吏部尚书乔宇评价薛瑄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有孔子，七十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后有周、程、张、朱四子，周、程、张、朱之后，有明三百年，能继往开来，讲求孔孟之道者，有文清薛敬轩先生。”(《薛瑄全集·薛文清公行实录序》)意思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尧舜禹等人之后，孔子和七十余弟子继之，之后是孟子，至宋代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薛瑄在明代继往开来，传承并发展了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代理学大师。

明代名儒理学大师薛瑄生平事迹及主要历史贡献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南薛里(今为万荣县平原村)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卒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明代思想家，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薛瑄是明朝第一个获准从祀孔庙供后人祭拜的贤哲。他的著述 《读书录》，被列入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诵习教材，世人尊他为“薛夫子”。在学问上，他清修笃学，自成一派，堪称一代之宗;在为官上，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自守，是难得的典范。薛瑄出身于教育世家,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开始，到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陆续居官24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大理寺卿近似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其间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逝后赠礼部尚书，并谥号文清，人称文清公。

一代廉史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10余县20多处银矿，有民夫50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古时七品以上官吏都以白色毛笔代发簪，此处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宫廷护卫军)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遇有这样一起案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的侄儿、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主管监察御史的官吏)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以上均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500余户，捕得200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却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大理寺卿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白道：“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明代理学大师

永乐年间，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专心攻读宋明理学，颇有造诣。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明成祖命胡广编著)，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顾寒冷，仍然燃烛苦读。他在读书中，如有心得体会，便立即记载下来，后来记得多了，便集成《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书共23卷，后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

薛瑄推崇程朱理学，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见《读书录》)“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同时，明确指出“理气决是二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理与气无间亦无息。”“理气浑然而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以上均见《读书续录》)他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一气。”“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均见《读书录》)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应该充分肯定的。

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说：“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见《读书录》)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复性”说，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不难看出，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教育大家

薛瑄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通过长期聚徒讲学，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河东学派不断壮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薛瑄又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他考中进士赴京就职时，就向朝廷上奏章，提出“愿就教职，以卒所学”，然而当时未能获准。到了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因朝廷拟选称职官员，重兴学校教育，吏部尚书郭进便积极举荐薛瑄，并陈述了他的履历、学识和政绩。不久，朝廷便下诏擢升薛瑄为山东按察司提督学政道佥事，终使他如愿以偿。为此，他欣喜地告诉别人说：“此吾事也。”

薛瑄上任后，强调对学校严加管理。他要求必须按朱熹的“白鹿洞规”(系朱熹当年在白鹿洞讲学时所定，主要有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等)办学，还规定对中途无故退学的生员，要令其赔偿在学期间所得的廪粮(供给的国库粮)。重视改变学风。他巡视所到之处，都要询问生员们是否能将所学道理付诸实践，并谆谆告诫他们，一定要“居敬以穷理，由经以求道”。三是积极倡导因材施教。他提出“诲人必随其才器而成就之”，每个生员或学行步(体育)、或学字画、或学讲诵及写作诗赋等，都只能取其所长而不能要求完美无缺。某地有一生员，因家贫经常失学，几次参加乡试未中，要求退学。薛瑄便问他的老师：这位生员在春秋祭孔时干什么事?答曰击磬。他当即指出：磬是八音中最难配合的乐器，可见此生员是有用之材，不能让其退学。后来这个生员果然考中了进士。薛瑄在山东任职五年半，政绩斐然。老少贤愚对他都非常感激和仰慕。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秋他奉调赴京时，生员们依依不舍，哭着远送，情景感人。

万荣平原村薛瑄家庙

薛瑄不但勤于督办学政，而且乐于教书育人。在他的一生中，有两次回故乡讲学，一次是被王振诬陷削官为民期间，一次是致仕(即退休)还乡至逝世，时间长达14年之久。尤其是第二次，他在河津县城南街的住宅中从事明理讲学，慕名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求学者很多，以至馆舍都容纳不下。他拳拳以“复性”教人，论理深刻透彻，使大家受益匪浅。

薛瑄还是有素养的作家和诗人。他的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成就颇大。对于诗文写作，他曾讲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见《读书录》)这就是说，凡是发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要条理明白，要注重修辞，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他还强调，有了高深的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这些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随感、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行文流畅，格调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龙门记》叙述简洁明快，写景绘声绘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被称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纪60年代曾被选入中学课本。《退思亭记》、《车窗记》都是触景(物)生情，有感而发，在揭露贪污受贿、败坏法纪等劣行的同时，不忘奉劝世人和勉励自己勤廉从政、慎言慎行，说理充分，令人心悦诚服。

薛瑄很爱写诗，凡行旅、登临、居住、怀古、读书、会友、赠别等，多有诗歌问世。对薛瑄的诗，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曾称：“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渊明)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薛诗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见《沅州杂诗》)“庶官务割剥，不念远人穷。”(见《有感》)“夜深风雪响侵门，绣被熏来睡正温;忽念中林有樵者，独惭余暖未能分。”(见《泸溪冬夜》)“宦情似水年来淡，乡思如旌日自悬。”“彤闱紫阁如天上，依旧清汾数顷田。”(见《舟中赋》)薛瑄的诗意境优美，形象生动，爱民之心，辞官之愿，跃然纸上，备受赞赏。近年，已有人对薛诗作了选编评著。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春，年已69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起初，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见，都能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朝臣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南国购买狮子，玩物丧志。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第四天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这时，他高兴地说：“吾道则亨也(意为我所推崇的道学思想可以顺利地弘扬了)!”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七年之后,也就是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的六月十五日，他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

薛喧逝世后，朝廷派官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在薛瑄逝世107年后，朝廷降旨准予从祀孔庙(在孔庙内置神主牌位，随从孔子受人祭祀的意思)，他终以精深的学问和崇高的品节，跻于名儒之列。为此，世人都尊称他薛夫子。

薛瑄是明代正统和景泰年间的朝中重臣，曾任大理寺卿和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等。一位忠心事君的高官，在清醒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支配下，明确地提出了“为政以爱人为本”的见解，同时又进一步把“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概括为治天下的“三要”。(均见《从政名言》)他真心实意地关爱广大民众，尽心竭力地为民解忧;提出了一项项深得民心的正确主张，演绎出一个个为民请命、为民辩冤的动人故事，实属难能可贵。

历史贡献

以“诚”待民 以“爱”感民

爱民为民，首先有一个怎样看待民众的问题。在封建社会，许多官吏都认为民众愚顽，因而责不绝口。可是薛瑄却同他们完全两样。他反对把民众看成“愚且贱”的人，而对他们一味强制和惩罚。他告诫人们说：“作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又说：“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诚以动之。”(均见《从政名言》)他提醒那些认为民众为刁顽的官吏，必须去除偏见，平和宽缓地对待他们，切不可“强民以必从”，以至招致“相伺如仇敌，两败俱伤”的严重后果。(见《送林郑州序》)以“诚”待民是爱民为民的基本要求。只有以“诚”待民，才能改变民众对官吏的认识和态度，才能使官吏真正取信于民，从而顺利地办好各种政事，并使民众得以平定安宁。薛瑄在《赠知韩城李居敬序》一文中，对这个道理讲得最清楚不过了。当初，韩城被人称为陕西最难治的县，其主要症结是“民好伺察其长之失而中伤之。”可是李公居敬在这里任了九年知县之后，民众都变得很听话，凡事容易办妥，赋税及时交纳，乡村不出变故，呈现太平景象。当李公任满要调离时，民众都苦苦挽留。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变化呢?薛瑄分析道：“天下古今，民心皆同”，“吾以诚感其民，民亦以诚应;吾以智笼其民，民亦以智应”。本是自己的“诚之不足”，却归咎于“民之难治”，实在不应该!最后，他意味深长而又幽默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民社者，勿谓其难治，但当责其治之之诚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请质于居敬云(意为：凡管理民众的人，千万不要说民众难管，而应该常责问自己是不是真讲诚信，都有哪些做得不周到的地方。若不相信这个道理，就请去问居敬，让他作回答吧)!”

以“爱”感民，是爱民为民的重要前提。只要能以“爱”感民，爱民为民就会立见效果。薛瑄认为：“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书》(指《书经》)曰：如保赤子(象保护初生婴儿一样)，诚能以‘保赤子’之心爱民，则民岂有不亲者哉!”(见《读书录》)，他在《从政名言》中还引用孟子的话自警说：“视民如伤，当铭诸心(视民如伤，即看待民众就象看待受到伤害的人一样，不惊扰，忙救助)。”他还指出：“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象孝敬自己的老人那样孝敬别人的老人，象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护别人的孩子的意思)。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当他亲眼看到一些地方的民众“饱暖自足，而无一家之外徙者”的情景后，便深有感触地说：“化哓瘠为丰熟，抚疲困为安佚，致人称道，先后远近，同然一词，非尽心抚字者能然也(意为：把坚硬瘠薄的沟坡变成庄稼丰熟的田地，使疲乏的人成为安逸的人，为此受到称赞，前后远近，异口同声，若不是尽力关心抚爱民众的人，会是这样吗)?”(见《送永和汤大尹序》)如果为官者真能爱民如子，那么，民众也定会视官如父母，道理就是这样简单而浅显。

关注教化 先复民性

薛瑄提出的“复民性”，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教育感化，使民众明白义理，进而形成淳正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的社会公德。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化民众也是爱民为民的一件大事。

薛瑄把教育感化民众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说：“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见《读书录》)又说：“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还说：“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强者，惟顺其心而道之，则无不以矣(意为：民众的心性一般都是很柔顺的，如果真有很强硬的人出现，只能是顺着他的心性加以引教，这样就不会有不服从的了)。”(均见《从政名言》)他在诸多论著中，一次次表彰了重视教化民众的州县主事者，他称韩城知县李居敬正是因为能向民众“告以孝悌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辞气恳恳，出于诚实，民为之感动”，从而使民众深为满意，取得了显著的政绩。

薛瑄在教化民众、明白义理方面的要求很多，这里着重提及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正心。就是要尽力保持心地的纯洁与正直。薛瑄一再强调正心的重要性。他说：“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王道不过如此。”他指出“心术不正，则事事不正。”(见《读书续录》)怎样才能心正呢?首先要重诚信，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其次要守本分，就是指“非理勿视，非理勿听，非理勿言，非理勿动”;再就是要当君子而不当小人，因为“君子取人之德义，小人取人之势利。”(见《读书录》)

二是讲求伦理。薛瑄在《戒子书》一开头就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谓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这就是说，遵从伦理应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以上所讲的伦理虽然多属封建礼教，但于当今继承传统仍有参考价值。

三是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指大公无私，是指仁、义、礼、智的天性;人欲是指自私为己，是指耳、目、口、鼻、百体的嗜好。薛瑄就此谈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思天理，则心广而明;思人欲，则心狭而暗。”(见《理学粹言》)他认为人欲就象“寇敌”，会伺机而入，须严加防范;他指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认真察省和克尽己私，能身体力行。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教育感化民众，薛瑄一直持“正己以正人，修己以治人”的观点。他在《送朱知府赴任序》一文中颇有感慨地说：“己正而左右僚吏正，部属正，以致庶事无一之不正，…所谓千里之民，熙然相与以宁者，有必然矣!”为此，他一再叮嘱官吏们，一定要加强修养，严以律己，以高尚的品德、端正的行为，率先垂范，力求教化民众取得更好效果。

力倡省财 蓄养民生

薛瑄提出的“养民生”，是基于“民为国之本”的思想认识，为“扶本固本”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他认为养民生——

一要注重安定民心。而要安定民心就得切实帮助民众求得饱暖和安乐。他在《送长芦陈副运序》中说：“足用在乎理财，理财在乎安人。人安矣，财用宁有不足者乎!”当他体察民情时，每到一处都要现场询问收成是丰是歉、民众能否饱暖、赋税是否交纳、有无流离失所者、有无被官吏富豪盘剥情事等，凡与民众休戚相关的“疾苦隐伏”，都要弄个一清二楚。遇有“精心励饬，以民事为己任…民食或艰，即为之纤悉经纪(仔细安排料理之意)”的官吏，他便热情地赠文鼓励。同时，也对那些不关心民众痛痒的官吏严厉谴责说：“睃人益己，视民之饥寒流亡，略不加恤，此诚何心哉!”他还殷切希望广大民众能够“既庶且富”。为此，在《策问五十八道》中，就提出了开垦荒地、引水灌溉、教民种稻等有利于富民的良策。

二要注重爱惜民力。主要是指节省财务费用。他在《从政名言》中透彻地分析道：“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究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他还借用唐代陆宣公的话说：“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心伤则本伤，本伤则枝干凋悴，而根柢蹶拔矣。”(见《唐陆宣公庙记》)为了省财，他告诫人们：“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见《从政名言》)并对自己严加要求，在“以俭养廉”方面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和省财紧密相关的就是要少收赋税。薛瑄竭力主张实行薄税，以便给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指出：“取、与是一大节，其义不可不明”，关键在于“取之有法”。(见《理学粹言》)他一再叮嘱：征收赋税，要注意宽缓行事，只有这样才能顺随民意，不落怨言。他坚决反对乱收苛捐杂税，加重民众负担。景泰元年，他在协助四川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苗乱时，曾亲赴苗、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寻访民众，了解作乱情节。他发现那里由于“庶官务割剥”，民众苦不堪言，实属“官逼民反”。为此立即向李匡建议说：“与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诚信以结其心”。苗乱平息后，他又积极向朝廷奏本，指出“番州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针对当地民穷财尽的具体情况，请求朝廷减免民众所交的贡赋，以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没料到朝廷对他的本章竟置之不理。于是他耿耿于怀地慨叹道：“求言未若用言难，不用忠言亦等闲。”(见《读史》诗)因一时思想想不通，便索性向朝廷提出了辞官回乡的奏请。

河津莲池公园“文清阁”

秉公执法 辩白民冤

薛瑄多年担任执掌风纪的官吏，他始终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亲自察审了大量诉讼案件，使贪赃枉法者得到应有的惩处，使无辜含冤者一一还清白之身。

首先，他认为，每个风纪官吏都应认清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从而恪尽职守，从严执法。在《柏台春霁序》一文中，他把风纪官吏的职责概括为“剔拔奸蠹，扶植善良，以澄肃一方之官吏”。在《山东按察司题名记》一文中指出：“凡任御史按察者，于百司之邪正，庶狱之冤疑，既得扶抑而伸理之;至于国家大小之政，生民休戚之情，又得条陈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他希望所有风纪官吏，都能尽力“剔去牟蠹(大贪)，保惠良善，使单民弱夫，咸得伸眉吐气，而不为豪横所顿摔遏抑(欺压之意)。”(见《送刘佥宪之任序》)正因如此，他强调说：“天下之狱，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择其人乎!”(见《从政名言》)其次，他就自己的体验指出：“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见《从政名言》)不害民就是要爱民为民，就是要把法纪当作保护民众的工具。他说：“狱清而民心乐，则和气应而有以培固国家之根本。”(见《送刑部郑侍郎序》)在他的执法实践中，真正做到了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严惩不贷;对民众心存怜悯，有冤便尽力辩白平反。

薛瑄：两袖清风留书诫子，明代著名思想家薛瑄

自古以来，在家庭教育的分工上，我国的传统方法是“严父慈母”，父亲是严肃可畏的，而母亲则是慈祥可亲的。当然，这也与传统的社会制度有关，父亲的地位总是高高在上的，他们是家庭中权威的代表。

但是也有例外的。如明代著名思想家薛瑄，世人尊称他为“薛夫子”。在学问上，他清修笃学、自成一派，堪称一代之宗。在为官上，他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他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再三忠告儿子要做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道德之理，不要沦为禽兽的境地。

1　教育世家的良好氛围造就了薛瑄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明蒲州河津县南薛里平原村(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他的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他的薛学更是被清人视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

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除了天赋之外，和他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薛瑄出身于教育世家。他的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做官，大半生都在家乡教书，是元末一位职业教育家。而父亲薛贞是明初举人，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教谕(相当于今教育局长)。薛贞居官30年，勤劳尽责，清廉俭朴。薛瑄童年和学生时代一直跟随父母生活，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再加上生性聪颖，薛瑄7岁时便熟读《四书》，过目不忘，日记千百言，人称小“神童”。他10岁就会作诗，11岁跟随父母远游西南，12岁时到四川马湖，当地土官头领听说薛瑄年幼能诗会文，白天都争着将他背回家中，教其子弟读书学诗，晚上则以小猪为礼送归。薛瑄15岁时随父亲到河南荥阳，在学馆读书，这时，他对《四书》《五经》都能略通大义，县学诸生都拜他为师。当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到荥阳巡视，在舟中随口吟出一上句：“绿水无忧风绉面”，苦思不得对句，其他人也难以对答。薛瑄的父亲回家告诉薛瑄，薛瑄随口即答：“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知道后，亲往学馆相访，时人称薛瑄为“薛天才”。

一般什么样的家庭能够产生“神童”呢?相对而言，宽松的家庭环境更容易培养出“神童”，父母不过多的干涉孩子的选择，给孩子充分的独立和自信，从而我们可以推断出薛瑄的家庭氛围应该也是很轻松的，父亲会尽力为他提供最好的条件，“闻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于是“乃并礼为瑄师”。

他年近30岁仍然随父亲求学，并没有像其他的有学之士一样去考科举，在他看来，“道之不明，科举之学害之也。”当然，他的这个选择在当时应该也是得到了父亲的理解。然而，事与愿违，当时朝廷规定，作为一县教育长官的教谕如果不能培养出在科考上有所成就的生员将受到重罚，而时任鄢陵县教谕的薛贞正面临这样的困局，薛瑄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遭受重谪，只能走上科举考场。

2　一生清正廉洁并以此来告诫后代

薛瑄从政以后，继承了儒家的“民本主义”，创立“以爱人为本”的为政之道，一生生活简朴，勤政廉洁,他的心里始终装着百姓。

明宣德三年(1428)，薛瑄40岁时，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湖广银场。那里是明代制造货币的主要基地，是人们求之不得的肥缺，朝官纷纷祝贺。他举古诗“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答谢，表明忠于国家不谋私利的决心。到职后查禁贪污，隶正风气，对那些阿谀奉承的官员和乡绅恶棍，一律拒之门外，并在自己居住的照壁上写了一首明志诗：“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人称“薛青天”。

他在四川督办军粮期间，手握财务大权，但却两袖清风，由成都回京复命前，朋友特意赠送厚礼以壮行色，但都被薛瑄婉言谢绝。他以自己的光明磊落之举，赢得“光明俊伟”“实践之儒”和“南京好官”的美誉。

他在京城做御史时，省吃俭用才在京城买了两间小屋。屋子狭小得只能放下桌椅和床。东墙下非常暗没有窗户，家里连做窗户的钱都没有。这时他的儿子薛淳找来一辆废弃的旧车，拆掉两旁的长木头，以中间的方形框作为窗棂，在东墙挖了个洞，把这个“窗户”装了上去。薛瑄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记叙这件事，文章题目就叫做《车窗记》。他以车作窗，并不觉得羞愧，反而为自己为官清廉而骄傲。

薛瑄离职时，一贫如洗，两袖清风。清廉是他最重要的品质，而他也以此来告诫子孙后代莫要奢靡。在薛瑄的诫子书中写道：“或饱暖终日，无所用心，纵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体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礼之声色臭味，沦溺于非礼之私欲宴安。身虽有人之形，行实禽兽之行。仰贻天地凝形赋理之羞，俯为父母流传一气之玷。将何以自立于世哉!”意为有些人每日吃饱穿暖了，却不用心思索，只是放纵耳目口鼻的欲望，尽量追求身体的安逸享乐，沉迷于不合礼仪的声色气味，险溺于不合礼义的私欲之中。他们身体虽然具有人的外表，行为实际是禽兽的表现。向上愧对天地造化你，使天地羞辱，向下使父母为生育你而蒙耻。将用什么来安身立足于世上呢?这一番言语道破了奢靡之害，清廉是薛瑄对子孙后代最深切的期望。

3　以身作则影响子孙及周边人

薛瑄的一生以全节为乐，他的处世哲学是：年至以退为乐，退后以心美为乐，终生以全节为乐。他身体力行，一言一行都可以作为模范。如今，流传至今的薛瑄名言有很多，从中不难看出他的美好品德。如“金有一分铜铁之杂，则不精;德有一毫人伪之杂，则不纯矣”“处己、事上、临下，皆当如诚为主”“心诚色温，气和辞婉，必能动人”等。最著名的有“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只有宽容的心态才可以包容别人,只有宽厚的品德才可以担当大任，这体现了他的良好品德和修养。

良好的言行和品德也影响了子孙和周边的人，使得大家都对他崇敬有加。有这么一个故事，薛瑄任大理寺卿不久，开始对锦衣卫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这引起了太监王振一伙儿的不满，遂以莫须有的罪名向朝廷弹劾薛瑄，将他判为死罪。当时薛瑄的三个儿子向王振哀求，说他们一个替父亲去死，两个充军，替父亲赎罪。王振不允。后来，王振家中的老仆听闻薛瑄将要行刑，大哭不止。王振问他为何哭，老仆人说：“薛瑄是大贤人，他将死，咱们家乡人都大哭不止，我能不哭吗?”王振闻之心中感到有些恐惧，不久朝中老臣上书英宗，要求对薛瑄减刑，王振借机顺水推舟，免去薛瑄死罪，解除官职，放归故里。与其说是老仆救了薛瑄一命，不如说是他平时积累的德行救了他自己。

此外，在他的诫子书中，还说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为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可以看出，在这里薛瑄既是慈父，又是严师，为了教育儿子，他语重心长、用心良苦，再三忠告儿子要做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道德之理，千万不要沦为禽兽的境地。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对儿子未来人生的提醒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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