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建度量衡制，多沿用前代旧制。《宋史·律历志》云：“度量权衡，皆太府掌造，以给内外官司及民间之用。”杨宽在《中国历代尺度考》中说：“宋代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由于宋代政府颁发的标准尺，主要是为征收布帛之用，故有“太府寺布帛尺”之称；又因宋初贡赋由三司使征收，故或称三司布帛尺。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太府寺所管斗秤务，归文思院”。此后“文思院下界”制造的官尺又称“文思院尺”。据历代文献对宋尺长度的考证，多在31厘米左右。今搜集到北宋尺共八支，长短虽略有不同，但也以31～32厘米为多。宋朝除官尺外，还见有地区性的尺，如淮尺、浙尺等等。据推证，浙尺当合今27.5厘米，而淮尺约长36厘米。

　　宋代的容量单位和器物，在器形上有所改进。南朝以来，容量单位量值大幅度增长，至隋唐已三倍于古，以至斛所盛谷物太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此外，古史所记斛与石两个单位往往混淆，宋代改制时将10斗为一斛(汉时亦称一石)，改为五斗为一斛，10斗(二斛)为一石，并且明确规定“凡岁赋，谷以石计”(《宋史·食货志》)。秦汉之斛多为圆柱形，唐宋斛大，若仍为圆柱形，则上口大而不易平准，故改为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①，此后元明清各代相沿。宋代改制使古代度量衡益臻完善。

　　迄今未见宋朝量器流传，故只能根据文献分析、推算，得每升约合585毫升左右。

　　关于宋朝的权衡器，自刘承珪校定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应该是得到统一的；但因器物流失，今已无法考校了。据目前搜集到的两宋(包括辽、金和西夏)有自重刻铭的砝码和银铤实测，得各器每斤单位量值约在567～650克之间。辽、金铜权除形制与宋保持一致外，金代五两和100两砝码，每斤单位值均合634克。北宋100斤铜则和100斤铜砣，每斤分别为640和625克。通过这期间各类器物的综合分析、测算、厘定每斤单位量值为634克。这说明尽管北方政权另立，衡制却仍保持一致。

　　图10 宋熙宁铜砣
　

　　宋朝初建，对统一度量衡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多次重申凡斛斗秤尺须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减或私置。“凡遇改元，即差变法，各以年号印而识之。”(《宋史·律历志》)并且在新式法物颁降之际，还要将旧器回缴，违限未毁未缴者，须处以各种惩罚。宋朝度量衡器除颁降“法物”之外，还有一种官造尺斗秤等销售的体制。为了适应日益广泛的市场“民用”需要，开始出卖官造的斗秤升尺等。司马光对这一体制曾略予记述云：“旧制，太府寺造斗升，用火印颁于天下，诸州卖之，禁民私造升斗，其法甚严。熙宁四年诏：‘自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钉叶之费。’于是，量法坏矣。”宋时地租形态主要是实物地租，也偶然出现货币地租。地方官吏为了多取于民，弊端丛生，据《宋会要》记载：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商贾佃民私置斗秤，州县虽有著令，然私相转用，习以为常，至有百里之间，轻重多寡不同。”(《宋会要辑稿》)绍兴以后，政治更加腐败，各地收纳苗米者，私设大量、加耗等已成普遍现象。《景定建康志》卷四十《田赋》中记述了建康府曾长期由于斛式混乱而造成的受纳之弊：“苗仓受输之斛，自绍兴年间朝廷发下文思院式样，之后，岁久更换不常。州府不曾仔细契勘，听其添新换旧，创造一等新斛。所谓新斛者，多用碎板合成，厚薄不等。其口，或敞或撮；其制，或高或低；分寸差殊，升斗赢缩。”又云：“至于揽户入纳，则尽是自家人，暗记小斛，计嘱扛夫，注米则如奉盈，倒斛则必看铁。或用泥涂其底，或用板衬令高……利尽归于猾揽矣。”尽管也曾有过一些良吏为整治度量衡的混乱而做了不少努力，如《宋史·孙瑜传》载：仁宗时，瑜为两浙转运使，两浙“郡县仓庾，以斗斛大小为奸，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状者，民大喜”。又见《宋史·真德秀传》：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真德秀出任江东转运副使，正当江东旱蝗，广德、太平为甚，他亲临其地赈灾，并“索毁太平州私创之大斛”。然而，这些努力终究不能扭转时弊。正如《黄氏日钞》所言：“南宋晚期浙西盐场所用之斛，大小无度，增损惟意”，“近者使台榜示诸场，许给官斛，民欢如雷。旋因权贵纳官王提属以耗折，回申斛不敢轻付，民心殊觉失望”。宋朝度量衡之混乱已成惯例，朝廷已无挽狂澜之力了。

　　注释：

　　①详见《农田余话》卷上：“今之官斛规制，起于宋相贾似道，前元至元间，中丞崔或(彧)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时，至今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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