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国力强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杜甫在《忆昔》一首诗里描绘了当时的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lin凛〕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wan丸〕鲁缟〔gao稿〕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种情况与隋末“万户城廓空虚，千里烟火断灭”的惨状，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巨大变化，与唐代经济立法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1)均田法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我国北方及中原地区屡经战乱，出现许多荒地。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许迁移。

　　唐高祖为了恢复残破的经济，满足征收赋税和兵役的需要，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制定了均田法，该法规定，18岁以上男丁，由国家授给田一顷(100亩)，其中2/10(20亩)为永业田，8/10(80亩)为口分田。老男、残疾人给田40亩，寡妻、妾给田30亩。如果是户主，加给20亩。这些人的永业田也是20亩，其余为口分田。永业田归受田人私有，死后传给继承人。在一定条件下(如迁徙到荒僻边远地区)可以把田地卖掉。口分田为国家所有，不许买卖，受田人死亡，由官府收回，另行分配。

　　均田法不仅使小土地私有制得以形成，保证了农民的生活资料，也保证了地主的剥削收入。唐律还规定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买卖转让，禁止兼并土地，禁止土地荒芜，违者要受到刑罚制裁。

　　各级官吏可以依照官品或勋爵获得永业田。其具体数额是：亲王100顷，职事官正一品60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50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40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35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25顷，职事官从三品20顷，侯、伯、子、男等爵位若职事官各分得14、10、8、5顷。各级官吏所分得的永业田可传子孙，即使子孙犯罪除名，所分之地也不收回。除此之外，各级官吏还有临时赏赐的赐田，还有作为薪俸一部分的职分田等等。

　　到唐代中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逐渐激烈起来，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迅速扩大，国家已没有直接控制的土地可授予农民，因而难以直接控制劳动者，均田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农民破产逃亡严重，“天下户口，逃亡过半”(《旧唐书·韦嗣立传》)。中唐以后，天下动乱，地主随意兼并土地，朝廷允许通过订立契约形式使这种掠夺土地的行为合法化，均田制遭到破坏。

　　(2)租庸调法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在推行均田制的过程中，在赋役制度方面还颁布了租庸调法。租，是按丁缴纳的田租，即地亩税；庸，即徭役，不服力役时，可缴纳一定的实物替庸，也叫“输庸代役”；调，是户调，按丁缴纳一定的织物和棉麻。这种新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将地租与徭役合一的赋役制度。该法规定，租，凡授田者成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斛，亦称田赋；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或绢、絁〔shi施〕二丈，丝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20日，闰年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违反规定的，处笞刑40直至死刑。但是，在政府不急需劳力的情况下，可以纳绢布代替劳役，农民得以有较多时间参加生产。贵族、官吏等不负担租、庸、调。这个新法令比隋炀帝时的横征暴敛大大减轻了，农民能够生活下去，封建国家和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也有所减弱，社会经济渐渐复苏。

　　唐代的租庸调法，赋役量比较稳定，赋役的减免规定也较详备，并得到法律的确认。到唐中后期，由于均田制受到破坏，租庸调法失去存在基础，租庸调制被两税制所代替。

　　(3)两税法

　　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人丁流失，户籍不实，租庸调制失去存在的基础，无法继续施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维持唐王朝的赋税收入，防止人民起来反抗，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著名封建政治家、宰相杨炎建议和主持下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封建税制的一种新形态，它是以劳力、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的等级，不再分地租和力役，合诸税为一税，统一征收，税额多少，与男丁多少已没有联系。“两税”，包括地税和户税。地税，即田亩税，以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数字为依据，按亩纳米麦；户税，即资产税，以户为征收单位，不论主户、客户一律在当时居住的地区登记，编入户籍，按户等高低定税钱。官府按贫富把居民分为九等户，具体规定每个户等的税额。虽仍以实物计征，但要折合为钱帛，主要征收货币。两税法规定全年分夏、秋两次摊征，夏税不得过6月，秋税不得过11月。所谓摊征，是指没有固定税率，征收总额由朝廷依据需要分摊给各州县。没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一律在所在州县，缴纳资产1/30(后改为1/10)的税。

　　两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大的变革，是剥削农民的新形式。中唐时期诗人柳宗元在《田家》一诗中发出了“蚕丝尽输税，机杼〔zhu住〕空倚壁”的感叹！元稹在《田家词》中写道：“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晚唐诗人聂夷中在《田家》诗中也写道：“父耕原上田，子劚〔zhu竹〕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这几首诗词说明当时农民蚕丝已全部纳租税，织布机空空地倚靠在墙边，农民不得已变卖房屋家产去交纳租税，而官府对农民的痛苦毫不关心，稻谷还没有扬花，就已在修理仓库，准备征收租税了。

　　新税法也反映了封建官府对农民人身控制有所松弛，使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自从战国以来通行的以榨取人丁力役为主的赋税形态，转变为榨取实物为主的新的赋税形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这种赋税制度一直沿用了800多年。

　　(4)关于手工业的法律规定

　　唐代统治者为了取得大量财赋，建立了庞大的分工细密的手工业生产管理机构，制定法律保护手工业的发展。在中央，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有：工部、少府监(管理百工技巧)、将作监(管理土木工匠)、军器监(掌管弩、甲制造)；在地方有织绵纺、矿冶监、铸铁监等。《唐律》中有关于主管官员的责任，农民和地方当局供应原料的义务，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技术传授、工匠制作质量等方面的规定，违反这些规定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唐律强制丁夫杂匠等按时服役。这些手工业工匠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对工匠的使用、医疗、生产安全也有明确规定。如果工作中的工匠患病，主司不给医治的，笞四十，致死的徒一年。《唐律》对产品规格有明确要求。例如，锦、罗、纱等幅宽一尺八寸、长四丈为一匹；布幅宽一尺八寸、长五丈为一匹。若不按规格生产要受笞刑等处罚。为了明确生产责任，要求在产品上刻印生产者的姓名，生产年月，以便发现不合格时追查。

　　在唐代，手工业有较大发展，这与唐律的严格管理规定有一定关系。当时手工业产品之多，质量之精，技艺之巧，超过历代。白居易在《缭绫篇》中对当时丝织和印染手工业生产过程、工艺特点、水平描写道：“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可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值千金；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白居易在这首诗里描写了南方天台山一带丝织生产过程、工艺特点和极高的工艺水平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匹45尺的缭绫高悬起来看就像天台山的瀑布在明月前飞泻，其形状、色彩、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真是巧夺天工了。这要经“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才能织成的呀！然而“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法令是不可违抗的，织造的缭绫是为了“汉宫姬”、“昭阳舞女”享用的。

　　(5)关于商业的法律规定

　　唐代，随着农业、手工业和交通业的发展，商业也蓬勃发展。全国县以上的城镇都有市。都城长安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内有占地很大的东西对称的商业区：东市和西市，四面八方的商客和外国商人云集于此，进行交易。市内的店铺叫肆，出售同类货物的肆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组成“行”，行有“行头”。行是保护同行商人利益，应付官府交涉事务的组织。

　　唐代对商业的管理很严格，商业区和居民区分开，市场由市令、市丞等官吏负责管理，征收商业税。凡买卖奴婢、牲口等，都要订立契约，违者依法处罚。市场活动有时间限制，中午击鼓300声，开始贸易，日落前三刻击钲〔zheng争〕300下，停止贸易。

　　唐律对市场管理、物价管理、度量衡管理等方面分别作出规定。在市场管理方面，对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的行为，轻的杖80，重的以盗论罪。在物价管理方面，派出官员进行价格评议，评议要公平，如不公平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些官员还负责监督商品质量，对出售不符合规格的低劣商品，要依法治罪。“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缺而卖者，各杖60。”“行”，指所卖物品不牢；“滥”，指所卖物品不真，是假的；“短缺”，指所卖的绢一匹不足40尺，布一匹不足50尺。“其行滥之物没官”即出卖不牢不真的物品的，由官府没收，“短缺之物还主”，即出卖不够尺寸的绢布退还货主。在度量衡管理方面，全国实行统一标准的度量衡制度，由尚书省户部中的金部负责管理。《关市令》中规定，凡私人制作的度量衡，必须经政府核校、盖印后方能使用。凡使用不合格的度量衡者，笞50；虽合格但未经官府加盖印署的，笞40。如给他人造成损失，要受更重的处罚。

　　(6)关于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

　　唐代对外贸易很发达，陆上有“丝绸之路”；水路有广州、扬州、明州(宁波)、登州(山东蓬莱)等重要城市和港口。对外贸易采取国家专营政策，在少府监下设互市监，掌管陆路边关贸易，设市舶司掌管水路贸易。外商只要不违反唐朝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为了加强外商居住地管理，保护他们的财产，专设“蕃场”。唐律规定，私人出入边境参加贸易活动，必须得到官府发给的证明——“过所”，方准出入，未经许可擅自出入境贸易者，治罪。唐律还规定限制出口的商品，如兵器、金、银、铁等，违反规定擅自出口者，治罪。

　　唐律还立有专门条款，调整涉外争讼。凡属同一国的外国人之间发生争讼，适用该国法律和习惯；凡不同国家的外国人的争讼，适用唐律。这个规定既体现了侨民平等原则，又体现了唐朝作为一个封建大国的主权。

　　总之，唐代经济立法比以前各朝完备些，这是与唐朝在相当长时期内统一稳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也是与唐朝经济繁荣分不开的。反过来，比较广泛和详细的经济法律调整促进和保护封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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