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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中国从汉代到唐代，是民族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峰期。表现在饮食文化上，这种交融和交流更为突出。早在汉代以前，华夏族和百越族的饮食文化，已有长期交融，周代八珍，是华夏族饮食的结晶，代表了黄土高原的饮食系统；从战国到汉代，《楚辞·招魂》的菜单和袁枚《七发》及桓宽《盐铁论》中列举的食谱，则代表了长江以南百越族为主的饮食系统。上述菜目，已奠定了中华民族早期的基本食谱。汉、晋期间，“羌煮貊〔mò陌〕炙”成了中国宴席上的美食。“羌煮”，就是西北地区以羌族为代表的涮羊肉、涮散丹(牛、羊百叶)和炖牛羊杂等一类牛羊汤菜；“貊炙”，就是东胡族群中以〔wèi畏〕貊人为代表的烤全羊、烤牛柳(牛里脊)等一系列烧烤菜。这段时间，百越族的“饭稻羹鱼”(吃米饭，以鱼虾和海产为菜羹)，也逐渐为中原和北方各族所青睐。岭南的荔枝和龙眼，新疆的葡萄和哈密瓜，也开始驰誉于全国。长江以南的饮茶习惯，也在这段时间向北方普及。北方生产大豆，南方创造出豆腐系列制品，更是南北饮食文化交融的具体体现。
中外文化交流，在这段时间十分活跃。张骞通西域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打通，中亚的葡萄、苜蓿、石榴、蒲桃、芫荽(芫茜)等移植到中国；中国回纥族饮奶茶的习惯传到葱岭以西。中国的陶瓷食器传到西方；西方的琉璃、玛瑙食器传到中国。中国的酱料、豆腐和茶叶等传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东南亚的胡椒、豆蔻、菠萝蜜等传到中国。
汉代以前，中国人吃饭是用矮案来盛放饭菜，人则席地而坐，和现在日本人的坐式一样。魏晋期间，高脚的“胡椅”、“胡床”从中亚输入，为中国人所喜爱，从此，坐椅子，用高脚饭桌吃饭，逐渐成了中国人的习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更促进了中国的素菜系和清真菜系的形成。这些都是中世纪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明显例证。
进入封建后期，直到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仍在继续进行。宋代输入中国的“占城稻”，是一种良种籼米，很快在南方繁殖开来，岭南人竟误把所有籼米都通称为“占米”，直到今天都仍沿袭这种称谓。
芒果和枇杷的故乡在中国，甲骨文已有“ ”(杧，即芒)字，今天西双版纳仍有野生的芒果树。汉、晋的史书都称枇杷为“卢橘”，今天岭南一些农村的方言仍称枇杷为“卢橘”。英文称芒果为“mango”，称枇杷为“Loquat”(卢橘)，都是从汉语翻译过去的。橙子原产于岭南，传到四川，称为“广柑”。后来传到美国，经过改良的美国橙子，行销于全世界。猕猴桃也是中国的原生水果，传到新西兰后，经过改良，亦行销于全世界。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唐代经回纥人传入中亚，以后逐渐传到西方各国。日本和东南亚一带的饮茶习惯，也是唐代开始从中国传去的。19世纪以前，世界的茶叶市场，为中国所独占。19世纪二三十年代，荷兰和英国为了争夺世界茶叶市场，在它们的殖民地中试种茶叶，当时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爪哇等地，相继从中国输入茶种和制茶技术，他们急起直追，近一个世纪以来，已跃为茶叶出口大国。18、19世纪，俄国和日本亦引种中国茶叶，到本世纪初年，俄国茶叶已接近自给；日本则已跻身茶叶出口大国。
有些物种，如栗子、芝麻、花生、蚕豆、大蒜、甘薯等，长期误传是从外国输入，其实都是中国的原生品种。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新石器文化层中，已有碳化的板栗出土，可见栗子是中国的原生坚果。华北许多山区、燕山地带和周口店附近的良乡，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著名的板栗生产基地。芝麻、花生、蚕豆早在5000年前的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已有出土；在湖南亦曾出土商代半化石的花生，在汉景帝墓中亦出土花生。大蒜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农书《夏小正》(约于战国以前成书)中已有记载。甘薯在《齐民要术》中对它的性状和食法，都有具体记载。可见这些作物都原产于中国。当然不排除大蒜和蚕豆在汉代曾有良种输入；花生和甘薯在明代输入了良种，以后迅速在中国繁殖开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被卡着脖子的开放，海关主权旁落，民族工业受摧残，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接踵而至，国势衰微，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震撼着全世界。这段时间，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在发展。这段时间，中国的茶叶、陶瓷餐具、铁锅和豆酱、蔗糖等，都有大宗出口。东南亚和北非的调味品和药材，如胡椒、豆蔻和金鸡纳霜、血竭、犀角等等；国外的著名特产，如日本的干贝，东南亚的燕窝、鱼翅，墨西哥的鲍鱼等等，都源源输入中国。印第安人培植的玉米，自明代开始输入中国，逐渐成了中国旱地的重要粮食作物。明清以来，随着一批批华侨移居海外，中国餐馆逐渐在世界各地崛起，中国菜声名远扬，中国饮食文化，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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