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废科举、兴学校、派留学、改官制、练新军以至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新政措施，为此急需借鉴日本的经验，因而不少中国官员、学者与各界人士竞相东渡，赴日本取经。其中有的是由政府大吏派遣考察，有的则是个人自费游历访问。他们考察的内容很广泛，从宪政、军事、工业、农业、教育，一直到警察、监狱、卫生等各个方面。尽管他们考察的时间有长有短，收获有大有小，认识有深有浅，然而很多人都写了考察报告或游记，留下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记录，并对清末的新政改革和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下面着重介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对日本教育的考察。

　　吴汝纶(公元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自幼刻苦读书，颇有才华。1865年中进士，为曾国藩之门生、幕僚，后又为李鸿章幕僚，曾、李不少奏疏出自其手。曾任深州、冀州知州，主讲保定莲池书院。1901年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奏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教务长)。吴汝纶为了办好学校，要求先赴日本考察教育，吸取经验，“一求要领”。

　　1902年5月15日，吴汝纶从日本长崎登岸，立即开始考察工作，首先奔赴长崎高等中学医学堂，认真参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解剖标本室、病理解剖室。以后几乎天天参观访问，有时甚至一天马不停蹄地考察二、三所学校。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路途劳累，一丝不苟地亲自详细询问学校的章程、教学、教材，以至教室的建筑、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等情况。有时陪同人员劝他休息，他也不肯，并说“我为了国家来到这里，殚精竭虑，正在此时，不可不敦促自己！”在访问日本的四个多月内，吴汝纶先后实地考察了三、四十所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即高中)、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华族学校、聋哑学校、士官学校，一直到东京和京都的两所帝国大学。他多次到日本文部省(即教育部)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制度、学校沿革和管理，并收集大量文件、资料和图表。他还广泛会见日本教育家与社会各界人士，深入探讨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其认真、负责、勤奋的精神，令人钦佩。因此在吴汝纶9月29日离日之际，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称赞，“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之豪俊者，殆绝仅有”。

　　吴汝纶对日本的各类学校作了生动的介绍，同时联系中国的状况，加以比较分析。如他参观神户幼稚园，看到教师教幼儿唱歌跳舞，做游戏手工，感到此情此景令人羡慕，应在中国仿行，可惜缺乏幼儿教师。参观东京富士见小学校时，见到“房屋甚狭隘”，却又听说许多著名人士都毕业于该校，他认为应归功于“教法善也”。访问京都聋哑盲人学校，见到聋哑学生作画、盲人学生作诗相赠时，更是赞叹不已：“此等教育可弥补天地之所憾矣！”在京都帝国大学，吴汝纶参观了校舍后，特地请求校长木下广次博士把京都大学的校舍做一个木制模型寄到北京以作借鉴。在东京帝国大学，他听取了山川健次郎校长的介绍，参观了法科、工科和理科，还出席了学生的毕业典礼。他还特地访问了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宏文书院，并为中国留学生赠言勉励。

　　吴汝纶访日期间会见了日本教育家和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机会虚心请教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得到不少启发。如6月30日，日本教育家古城贞吉在东京精养轩饭店宴请吴汝纶，在座的还有八位日本学者。吴汝纶便在席间请每位日本友人“以一言相赠”。于是有人建议中国教育要“打破旧弊”、“扫除锢疾”，有人认为教育要“陶冶品性”，也有人提醒“勿废经史百家之学”、“以国学为中坚”。吴汝纶有时还与日本学者相互笔谈或来往书信，探讨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对于中国如何发展教育，日本各界人士也向他提了不少建议和意见，如有人认为“中国兴学方针应当注意国民教育”，有人建议多派学生出国留学，有人主张多办师范学校，也有人鼓吹“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还有日本人士劝告他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完全照搬日本的教育制度。并提醒他在聘请外国教师时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如明治初年，医学用德国书，而教师为法国人，又以英语讲授，产生很多麻烦，“中国宜改此弊”。这些意见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兴办新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吴汝纶十分重视，一一记录下来，以备参考。

　　吴汝纶把这次赴日本考察教育的收获汇编为《东游丛录》一书，在1902年9月考察结束之时就交付东京三省堂刊行。《东游丛录》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为文部听讲，是他亲自到文部省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情况共18次听讲的记录。日本文部省官员讲介时，由留日学生当场口译，吴汝纶亲自记录。第二卷为摘抄日记，是他1902年5月15日到9月6日访问日本期间日记的摘录。第三卷为学校图表，包括东京大学经费开支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课程表等19份图表。第四卷为函扎笔谈，是他与日本各界人士会面座谈、笔谈记录和来往信件共28篇。该书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发展教育的具体方法措施，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新学制发展近代教育，提供了翔实、丰富、具体的资料。连日本《朝日新闻》也赞扬这部书把日本的学制“集录极佳”，对日本人“亦极有用”。

　　吴汝纶精心考察日本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回国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并整顿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不料早在他回国之前，守旧势力已向他发动攻击，流言蜚语四起，竟有某御史向朝廷劾奏吴汝纶，说他东游以来，意气扬扬，在宴会席上必赞同自由之说，接来客常谈民权之主义，彼若久在日本，归来必唱邪说难测，不如急召还云云。慈禧太后还特地为此召荣禄询问。吴汝纶回国后就把《东游丛录》一书交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备采择”。正当他胸怀大志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吴汝纶尚未到京师大学堂述职，先请假回乡探亲，创办家乡桐乡中学，不久即一病不起，于1903年溘然辞世，竟未能实践其访日所得酬其壮志，中日两国人士无不为之惋惜。然而，吴汝纶对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和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必将永彪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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