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兴盛使我国古典戏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据不完全统计，有姓名和笔名的明清传奇作家共有430多人。他们创作了1800多部传奇作品，连同无名氏的作品，总数在2800部以上。

　　明清传奇经历了近400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初到明嘉靖、隆庆年间，约200年光景，传奇继承宋元和明初戏文，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体制。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在民间兴起、流布、成熟，传奇创作开始起步；第二阶段，从明万历年间到明末，约70年时间，弋阳腔逐渐发展成弋阳腔系统，改革后的昆山腔进入极盛期。昆、弋争胜局面带来传奇创作的全面繁荣，出现了汤显祖那样杰出的剧作家和《临川四梦》那样优秀的作品；第三阶段为明末清初之际，昆山腔和传奇创作进入调整、总结阶段，以李玉为首的“苏州作家群”和戏曲理论家李渔是这一阶段的健将；第四阶段，从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大约80多年时间，昆曲由盛而衰，然而却矗起“南洪北孔”两块丰碑。

　　在第一阶段，传奇创作较为沉寂，但《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值得注意。

　　《宝剑记》，作者李开先(公元1502—1568年)，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寺少卿，因上书抨击朝政而得罪权贵，40岁罢官回乡。家蓄声伎，以征歌度曲自娱。李开先自比元曲家马致远、张小山，与同代杂剧作家康海、王九思有交往，志趣相投。李开先极爱藏书，有“词山曲海”之称。他是“嘉靖八才子”之一，著述甚富，颇有文名。

　　《宝剑记》是李开先的代表作，演林冲逼上梁山故事，取材于《水浒传》，但有所改动。在《水浒传》中，林冲与高俅之间有夺妻之恨，屡遭暗算后，手刃敌人，走投无路而投奔梁山。《宝剑记》里，林冲并无个人恩怨，只是由于奏本弹劾奸臣高俅、童贯等人，便被设计陷害。剧中的林冲，满腹忧患，一腔忠贞，“志在兴革天下利害”，决心“轰轰烈烈做一场”，但遭遇了无数坎坷与不幸。作者在林冲身上融进了自己宦途跋涉的体验：有建功立业的热血，有对权奸误国的激愤，有痛惜前程破灭的悲哀，更有掩藏不住的叛逆色彩。林冲是个集忠心与反骨于一身的新的戏剧人物形象。剧本突出了忠奸之间的斗争，这在严嵩专权的嘉靖时代显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宝剑记》的曲词典丽而不雕琢。尤其是《夜奔》一出，绘情绘事，情景交融，把林冲“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一度忧君一怆〔chuang创〕神”的矛盾心理，以及功名未就、壮志难酬的英雄襟怀，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折戏至今仍活跃在昆曲舞台上，深受观众欢迎。

　　《鸣凤记》，作者不祥。演明代嘉靖年间，夏言、杨继盛夫妇及邹应龙等忠臣义士与严嵩集团生死搏斗的故事。“双忠”、“八义”经过五个回合的搏斗，终于斗倒严嵩，迎来“朝阳丹凤一齐鸣”的胜利。《鸣凤记》的题名即由此而来。剧本一开始就拉开了双方斗争的序幕：首辅夏言采纳兵部尚书曾铣意见，主张收复被胡人占领的河套一带失地。奸相严嵩勾结总兵仇鸾，为迎合皇帝苟且偷安的心理，百般阻挠。兵部车驾主事杨继盛闻悉此情，极为愤怒，上殿弹劾仇鸾。严嵩恼怒，设计杀害夏言和曾铣，将杨继盛贬为广西宜山驿丞。杨继盛被赦还京后，继续写本参奏严嵩，夫妻双双被害。接着又有董传策、吴时中、张鹤楼三人联名劾奏严嵩，均遭严刑拷打，发配充军。翰林学士郭希颜金殿直谏，也被严嵩毒害而死。新科进士邹应龙、林润仰慕夏言、杨继盛的气节风骨，挥泪凭吊英灵。严嵩大怒，将二人改调边远之地。由于严嵩作恶太多，积怨甚深，引起天怨人怒。邹、林乘新皇帝即位，继续弹劾，严嵩罢官归里，其子世藩斩首于市。
　

　　鸣凤记

　　这是一出时事剧，人物、事件均有生活依据。严嵩是明代嘉靖年间有名的奸相，阴狠歹毒，罪恶昭彰。朝中正直之士，不顾杀头、充军、贬谪的危险，前仆后继，参奏弹劾，终于将恶贯满盈的严嵩父子推倒。剧本及时地反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歌颂了忠臣义士们刚直不阿、贤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杨继盛是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灯下写本、金殿劾奸、法场捐躯，写出了他的义烈、坚忍、无畏，相当真切动人。对严嵩父子及其党羽的揭露入木三分，神情毕现。此剧的缺点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未能很好地剪裁，不够集中紧凑。过分强调忠臣义士们的前后同一，未能展示人物的不同个性和行为动机。一再出现奏本、被害情节，未免雷同。

　　《浣纱记》，作者梁辰鱼(公元1521—1594年)，字伯龙，号少伯，江苏昆山人。他是个风流浪漫的文人，善歌唱，声如金石，好游侠，足迹遍及吴、楚间。魏良辅改革昆曲后，他首先响应，用昆曲新声编写了《浣纱记》传奇。此剧写的是春秋时期吴越兴亡故事，以范蠡〔li里〕和西施之间的爱情为线索，反映了吴越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吴王夫差率大军攻破越国都城，范蠡和越王勾践夫妇作为人质被押往吴都姑苏。范蠡贿赂吴国权臣太宰伯嚭〔pi匹〕，通过伯嚭蒙蔽夫差，使他相信越王君臣是真心投降。吴国相国伍子胥一再提醒吴王夫差，警惕勾践君臣的韬晦之计。但刚愎〔bi必〕自用的夫差不纳忠言，竟将勾践夫妻和范蠡放回越国。为倾覆吴国，范蠡施美人计，请求西施进吴宫为妃。西施深明大义，毅然前往，邀得夫差宠爱。夫差沉湎酒色之中，荒疏朝政。范蠡又借伯嚭之力，诳夫差举兵远征。伍子胥苦谏不听，自刎而死。越国乘吴国内空虚，攻占了姑苏。西施进而设计把夫差骗到阳山绝境，夫差被迫自裁。范蠡与西施重逢，凯旋回国。他们深感越王勾践只能共患难，不可同安乐，伴君如伴虎，便双双泛舟五湖而去。

　　此剧批判了昏君佞臣，歌颂了范蠡和西施始终把国家大事摆在儿女私情之上的胸襟和格调，对范蠡和西施视高官厚禄如粪土，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明智举动尤为欣赏，从中透露出作者对功名富贵的厌恶。“泛湖”作结，别出心裁，打破了大团圆的旧套。这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爱情剧，开启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史剧格局，对后世的《桃花扇》有明显影响。

　　除以上三大剧作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剧目，如张凤翼《红拂记》，融合唐人小说《虬髯〔qiuran求然〕客传》和孟棨〔qi启〕《本事诗》中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两个故事而成，主要叙述红拂慧眼识英雄李靖的故事。无名氏《苏武牧羊记》演汉代苏武出使北国，不辱使命，北海牧羊的故事。李日华《南西厢》，以南曲演唱张生、崔莺莺故事。王济《连环记》演东汉王允巧施连环计，吕布戏貂蝉的故事。薛近兑(一说为徐霖，一说为郑若庸)根据《李娃传》改写的《绣襦记》，演郑元和与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沈采《千金记》演项羽、刘邦争天下，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苏复之《金印记》演苏秦刻苦读书，六国封相故事。姚茂良《精忠记》演岳飞精忠报国反为秦桧所害的故事等，它们多取材于唐传奇、元杂剧和民间故事，较为通俗质朴，适宜场上搬演。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在文辞上下功夫，“香色出于俊逸”的剧作家，形成了传奇创作中的文采骈俪派(骈绮派)，因其大部分成员是昆山人，故又称为昆山派。开此先声的是明初老生员邵灿，他的《香囊记》演宋代张九成出使北国被围，其妻贞娘凭香囊认夫团圆的故事。语言刻意求工，以诗语入曲，“丽语藻句，刺眼夺魄”(徐复祚《曲论》)，不知所云。郑若庸继承了《香囊记》的遗风，他的《玉玦记》演士人王商与其妻秦庆娘悲欢离合故事，剧中穿插了爱国词人辛弃疾的抗金关目，开创了传奇以才子佳人悲欢离合一人一事为主脑的格局，开骈绮派之先河。此剧内容空泛，文词骈丽浮华，连仆人的念白都华丽典雅，对仗工稳，而且用典极多，“句句用事，如盛书柜子，翻使人厌恶”(王骥德《曲律》)。梅鼎祚的《玉合记》是最典型的骈俪派作品，所有宾白均用四六句，不要说市民、农夫，就连士大夫“能解其语者几人？”屠隆的《彩毫记》，宾白也全用骈语，欲求一真语隽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这种文风到晚明愈演愈烈，形成一种痼疾。

　　这一时期，传奇创作中还出现了“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大官僚邱濬(公元1421—1495年)用写八股文的笔法来写《伍伦全备忠孝记》传奇，用生拼硬凑的情节演绎异母兄弟伍伦全、伍伦备如何处理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杜孝妇割肝孝姑，施叔青为使丈夫有后，特为丈夫买妾。刚刚听说丈夫被俘，就盼丈夫赶快尽忠而死，自己宁愿守节终生。全剧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情节和令人作呕的说教，实在是非酸即腐，臭不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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