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随着铁工具的逐步应用，各诸侯国的兴起，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区性的青铜文化逐渐形成，各国的青铜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周王室的青铜器以外，现在已经发现的有晋、齐、燕、秦、楚、吴、越、鲁、郑、宋、卫、蔡、曾、徐、江、黄、郸、都〔ruo若〕、邓、许、陈、曹、滕、邾〔zhu朱〕、薛、莒、部、杞、纪、铸、虞、虢、苏、芮、[昔阝]〔xi习〕、费、郳〔ni泥〕、戴、息、潘、胡、邳〔pi批〕等40余国的青铜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各国的青铜器也有所区别。目前我们可以把春秋时期各国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大致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即中原以晋国为代表的晋文化区、东方以齐国为代表的齐文化区、北方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区、西方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区、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区、东南以吴国和越国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区。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晋文化区。西周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后改称为晋。周平王东迁以后，晋国成为周王室的重要支柱，以后逐渐强大起来，至晋文公时大败楚军于城濮而成为霸主。晋文化区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地处中原，经济发达，在当时最为先进。前述在山西侯马发现的晋国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充分代表了晋文化青铜冶铸业的高度水平。晋文化青铜器造型浑厚稳重，例如鼎多为深腹圜〔huan环〕底、附耳、蹄足，浅圆形盖，多饰有蟠螭纹和蟠虺纹，晚期多呈浮雕状，繁复华丽。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晋姜(晋文侯夫人)鼎、晋(定)公[上奠下皿]、子犯(狐偃)编钟、郘〔lu吕〕[上(左户右戈)下黑]钟及赵孟介壶等。例如子犯编钟，共16件，8件成组合成一篇长达132字的铭文，说明作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五月十一日，记载了子犯协助晋文公进行城濮之战及践土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赵孟介壶，两件，传河南辉县出土。高48.3厘米。圆形，侈口，敛颈，腹下部圆鼓，矮圈足。颈部有两个立雕兽形耳，盖顶呈莲瓣形。颈部及腹部饰有浮雕状的蟠螭纹、兽面纹及绹〔tao淘〕纹。盖外铸有铭文19字，记载了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之会，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此外，春秋中期以后，晋文化的青铜器铭文中兴起了一种艺术字体，笔画的特点是尖头、肥腹，形似蝌蚪，被称为蝌蚪纹。它不仅起到记事的作用，而且具有美术装饰作用。例如传出土河南辉县的智君子鉴，高22.2厘米，口径43.5厘米，腹内铸铭六字：“智君子之弄鉴。”即为蝌蚪文。据研究，智君子即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大夫智瑶，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所灭。

　　第二，齐文化区。西周初，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都于营丘。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整顿行政、军队与赋税制度，使齐国强盛起来。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一些国家打败北戎和狄人，兴师问楚罪于召陵(今河南偃城县)，成为春秋时期最初的霸主。齐文化区主要包括今山东地区。其青铜器亦有特点，例如由簋发展而来的敦，春秋中期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例如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河北易县出土的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的齐侯敦，高17.5厘米，敛颈深腹，腹旁有两个环形耳，圆盖上有四个环形钮，自铭为“膳敦”，为齐侯嫁女于燕时所作的媵器。同出的鼎为附耳平盖，这也是齐文化青铜器的特点。齐文化青铜器铭文多作长方形，规矩整齐，笔画平直，为其特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青铜器有叔夷镈、叔夷钟、[素命]〔ming命〕镈、国差[缶詹]〔dan丹〕、齐侯盂、齐侯鉴、洹子孟姜壶、公孙灶壶及国子鼎等。其中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叔夷镈，铭文长达491字，记述了齐灵公赐给叔夷莱都地方的300县以及4000徒众等史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素命]镈，传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山西荣河后土祠旁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66厘米，口长44厘米，高大厚重。钮作双龙噬兽形，篆间及鼓部饰云雷纹。铸有铭文174字，记齐侯赐给鲍叔([素命]的祖父)299邑及鄩之民人都鄙，补充了《史记·管晏世家》记载之疏略。

　　第三，燕文化区。燕国为北方大国，但春秋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书中关于燕国的记载很少。可是1972年至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中有关于燕、晋交战的记载，说明当时燕与中原还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因此，1949年以来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燕国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例如纹饰亦以蟠螭纹为主。但是，由于燕国偏处北方，离成周较远；因此，保存西周以来传统特点较多。例如鼎足上部及鼎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饰以兽面纹。但是，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在春秋晚期燕国青铜器上的人事活动纹多为狩猎纹，而不见水陆攻战纹；并且又常见兽纹与鸟纹等。这可能与燕国的地域和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较多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春秋时期燕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杕〔di弟〕氏壶，高37.8厘米。圆形，侈口，长颈，鼓腹，圈足，有盖。颈部有两个环耳，系有提链，并与盖顶之钮相连。颈部和腹部饰有精美的镶嵌狩猎纹三道，并以三道凸弦纹相隔。在中间凸弦纹上刻有铭文41字，记载杕氏战胜鲜虞，以此壶为珍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第四，秦文化区。西周灭亡时，秦襄公出兵救周有功；周平王东迁时，将西周故地分封给秦，秦国逐步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秦穆公向西发展，“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但是由于秦僻处西方，因而发展较慢，其青铜器制作比较粗糙，但保存西周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例如秦国青铜器铭文直接继承西周晚期的籀书系统，形成一种规整的风格。此外，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的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1974年陕西户县宋村出土的春秋初期的青铜鼎，形制为浅腹，蹄足粗壮。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青铜器有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和宋代已见于著录的秦公钟以及1923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的秦公簋等。其中秦公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圆形，口微敛，鼓腹，圈足，双兽耳无珥，有盖。器及盖皆饰以蟠螭纹及瓦纹。器与盖共铸有相连的铭文105字，内容主要记载秦景公自述秦国的历史：“鼏〔mi密〕宅禹迹，十又二公……保业厥秦，虩〔xiao小〕事蛮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其铭文是每个字单独作模，然后压印在泥范上，再浇铸而成。因此，可视为印章、封泥以及活字印刷术之滥觞。

　　第五，楚文化区。周成王时封楚子熊绎于丹阳，春秋初楚武王自立为王，至楚文王时始都于郢〔ying影〕，开始在江汉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至春秋晚期，楚国兼并了江淮地区申、息、邓、唐、鄀、罗、厉等四五十个小国，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并逐步形成了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化青铜器有着鲜明的特点，例如青铜鼎多为细高足。尤其是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并流行鸟书，即将文字书写成鸟形或在笔画上下加上鸟形装饰，成为一种美观的艺术字体。而且往往将鸟书铭文施于器物表面作为装饰，许多铭文并加以错金，显得十分华丽。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青铜器有王子午鼎、王孙诰钟、王孙遗者钟、楚王领钟、邵(昭)王簋、楚屈子赤角簠、王子申盏盂、王子婴次炉、楚王孙渔戈等。其中王子午鼎，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为七件一组的列(升)鼎，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重100.2公斤。圆形，侈口，束腰，浅腹，平底。双耳外侈，三蹄足。腹外攀附六只怪兽。有盖，器内附一匕。腹部饰以夔纹、窃曲纹及云纹等。腹内铸有铭文84字，盖铭四字，为鸟书。作器者王子午，即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为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此鼎是春秋晚期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

　　第六，吴越文化区。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吴，周康王时封其后人周章于吴。春秋中期吴王寿梦时开始强大起来，春秋晚期在晋国的支持下，吴王阖闾率军攻破楚国的郢都，其子吴王夫差多次伐齐，公元前482年与晋定公争盟主于黄池。这时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王勾践乘机攻入吴都(今江苏苏州)，并于公元前473年灭吴。此后越国成为东南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春秋时期以吴越为代表的吴越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首先，吴越的青铜兵器在当时最为精良，以剑最为有名。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早已备加称赞，而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证明文献所记绝非虚语。例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长达55.6厘米，宽4.6厘米，剑身上有鸟书铭文二行八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铜质精良，剑身上饰有菱形暗纹，剑格上嵌有蓝琉璃及绿松石，虽然历经二千四五百年，至今仍光洁如新、锋利异常。其次，吴越文化的青铜礼器在形制与纹饰上亦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鼎的三足外撇，通称越式鼎。簋为小口扁腹，双耳外侧或加镂空扉棱。尊为扁圆腹外凸，或呈鸟形。盘的双耳紧贴腹壁，成为装饰。纹饰则多为变形的兽面纹、变形的夔纹、编织纹及锥刺纹等。另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角状器、三轮盘、飞鸟盖双环耳壶等。此外，春秋时期著名的吴越青铜器还有者减钟、者[氵刀]〔dao刀〕钟、配儿钩鑃、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吴王孙无壬鼎、吴王御士簠、邗王是野(寿梦)戈、王子于戈及攻敔〔wu吴〕王光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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