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这个名称在宋代以前没有出现过。晋代荀勖的《中经新簿》将这类书列入史部，唐代李延寿、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时，将类书归入子部杂家类。到后晋刘昫等修撰《唐书·经籍志》时，才在丙部辟出“类事”一类，著录这类图书。宋代欧阳修等修《新唐书·艺文志》时沿袭下来，又改“类事”为类书。自此以后，才有了类书这个名称。

　　但是，丛书籍体制上说，类书创体之早，可能在秦、汉之间。其早期胚胎，有人认为发端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的《淮南子》；也有人认为是西汉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还有人认为《尔雅》按类收词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更有把类书的开端上推到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及门客们共同编写的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认为它是类书的先驱。然而这些书都只可看成是类书的远源，却不能把它们当作类书。类书的出现，应该说是到曹魏初年《皇览》问世后，才有此一体；因为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前面所说的，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综合体的性质，而且编辑形式上是区分门类的；所以，一般公认《皇览》是古类书的始祖。

　　类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不能不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抄撮之学。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书籍的流传，文人士子的学习，全凭手抄。早在姬周末年，研究《春秋》的学者，就曾做文章资料的抄撮工作。《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里就记有：铎椒为楚威王摘抄《春秋》里有关世事的成败，成40章，名《铎氏微》。其用意与后世的类书略似。自汉代以来，文学创作中有一种特定的文体——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讲究文采。著名赋家以其丰富的知识，优美的笔触，极尽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如：江山宏伟、山川绮丽、城市繁荣、物产丰饶、宫殿巍峨、服饰的华丽奢侈、人物神采风流、草木鸟兽的奇异、狩猎的惊险等等，无不刻意描写，真所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使其作品简直就像名物制度的专著，不但取材广博，且按事类排比。如：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都具穷思博访之功，三年乃成或十年乃成；一成之后，即闻名遐迩，远近传诵，以致洛阳纸贵。不仅因其辞藻华丽炫奇而震惊，实则因其内容丰富而当着类书来读的原故；或可视为类书的早期胚胎。

　　在后汉，人们的抄写还只限于史书；而后发展到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到三国时，抄撮之风最盛，上自帝王，下及百姓，无不风靡。这就是酝酿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出世的土壤。当时抄撮出来的书籍有两类，一是原文照抄，另一类则是摘抄经、史、子、集中的各种材料汇编成书，是分门别类编次排比的；这就同时具备编纂类书的两个条件：即杂取众籍，又分类排列。这已成为当时士子们读书学习的普遍方法。于是，自然使类书的产生具备了主观因素。

　　类书之所以产生于魏晋，还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两汉经学到这时已经崩溃，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诸家，又重新为人们所探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出现以“杂”为特点的类书；另一方面，汉末魏晋之际，随着骈体文的兴起，文章全篇以双句(偶句)为主，讲究对偶和声律，尤其重视辞藻、典故；谁知道得多，谁的学问就大。汉魏间的文人，如荀悦、祢〔mi弥〕衡(就是京剧《击鼓骂曹》里的那个祢衡)、曹植(曹操的第三子)、孔融(世称“孔融让梨”的孔融)、王粲等著名人士都因他们的博闻强识而备受称道。而一般的文人，受当时风尚的促使，就不得不求助于资料类编，以便做文章时随时查检，这就成为类书出世的社会需求，也就促成了我国第一部类书——三国曹魏《皇览》的诞生。

　　《皇览》的出现，不但在古籍中开创了类书这一种体裁，也给后世许多封建王朝在开国初年，集中人力大规模编纂类书以显示文治之盛，做了一个示范。《皇览》之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委派大臣，延揽当朝名人学士依据皇家藏书纂修类书。齐、梁、唐、宋和清初，风气更盛。其中也有不少是私人撰修，推波助澜，使类书更形发展。

　　类书的发展也不是偶然的。封建王朝大规模编辑类书，首先是为夸耀王朝“文治之盛”，所以才不惜人力财力地编类书。当然也确为实际应用。当封建专制权力高度集中之后，王朝的政事涉及各个方面，就需要各方面的知识，熟悉各种典故，所以，封建王朝总是要委派博学强记的人做执政和侍从之臣，遇到问题可立即作答。但是，任何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把所有资料都记在脑袋里，因而必需准备可以临时查阅的资料工具书；结果，王朝为此目的而编辑类书，文人学士自己也为此而自编类书。据记载：有一次唐太宗出行，有人提议带一些书去；太宗说，不需要，有虞世南在，他就是“行秘书”。“行秘书”就是现代语讲的“随行书库”。虞世南是隋末唐初人，博学多才，很得唐太宗的赏识。但估计他能做“行秘书”，恐怕与他自己编的类书《北堂书钞》有关。由于他勤抄类书，也就助长了他的博闻强记。而且类书既有选择，又有分类，可以迅速翻检；对皇帝骤然提出的问题，能够应急地作出答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王自己和皇族想借类书来熟悉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识，从《皇览》、《御览》的书名即可知道；名义上是专为皇帝看的，实际上同时也让封建士大夫来熟悉这些东西。而且封建文人学者自编类书，虽是为了积累资料，以备撰写文章的不时之需，但最终也是为给统治阶级更好地服务。还有一个因素：隋、唐以来，统治集团都是通过科举的形式来选拔人才，文人应试制文更讲究辞藻华丽，用典奇特；于是各种专门收集经、史、子、集中辞藻、故实，以类排比，以供文人采摘的辞藻性工具书——类书，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日益隆盛了；到了清代，更为成熟。

　　此外，类书的发展与某些帝王企图借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的。唐宋以来，一些大型官修类书，大都编于改朝换代或政局动荡之后。如《艺文类聚》和《文思博要》撰于唐初；《三教珠英》撰于唐武则天称帝之时；《太平御览》撰于宋太宗赵光义得帝位之后；而《永乐大典》撰于明成祖朱棣〔di第〕“靖难”之后；《渊鉴类涵》和《佩文韵府》撰于清初，《古今图书集成》则重编于清世宗雍正帝胤禛〔yinzhen印真〕夺得帝位之时。这难道都是巧合吗？唐初多用陈、隋旧臣，太宗怕他们失职怨恨，恐生意外，就设文学馆，延揽这些人，给他们丰厚俸禄，叫他们编类书。武则天则因宠臣张昌宗丑声在外，所以命他领衔修《三教珠英》，为的是想以美事掩盖他的劣迹，收拾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宋太宗赵光义的帝位是从他哥哥赵匡胤手中得到的，且有杀兄嫌疑，当时他必须安定人心，首先需要安定旧臣的心，就给他们优厚待遇去编类书，以消除其不满甚至反抗情绪。明成祖诏修《永乐大典》，是在发动内战、残酷地镇压异己之后，作出故示宽大、偃武修文的姿态，借以耗磨逊国诸儒的不平之气。至于清圣祖康熙诏儒臣大编类书，除了点缀升平之外，自然还有麻醉人民、冲淡士大夫们故国之思的意图；而清世宗雍正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印行圣祖时陈梦雷已经编就的《古今图书集成》，也是在对其政敌的斗争结束之后，为显示文治以消除臣下疑惧的措施之一。由此来窥测这些帝王广修类书的心理及其政治作用，不难看出，他们的手法雷同，没有一个单纯是要发扬文化的。鲁迅先生在提到《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等书的编纂意图时，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①不过，不管他们当初编类书的动机如何，毕竟还是促进了类书的发展。

　　封建文人写作诗、文时大多需要堆砌典故，临时得题，不得不求助于类书，而平日也就不得不准备。虞世南编《北堂书钞》、白居易编《白氏六帖》、元稹编《类集》、李商隐编《金钥》、温庭筠编《学海》、晏殊编《类要》、秦观编《精骑集》等等，这些唐、宋时期有名的文学家、诗人都自编类书，无非是为了作诗文时采用方便。后来，也有书坊辑录类书的，那也是为供读书人查检资料、典故和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书坊也编出过一部分适应民间日用需要的常识性类书；这当然还有营利的目的。应该说，正因为当时文学上有在辞藻里兜圈子的要求，以及追求堆砌典故的风气，就必然促使辞藻性类书的出现。以上几种因素交织，也定会推进类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演进和发展。

　　注释：

　　①见《鲁迅全集》第九卷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宋人的“说话”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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