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北齐魏收撰。有帝纪12篇14卷，列传92篇96卷，志10篇20卷，全书共114篇130卷。篇卷不一，是因为有的篇分上下卷。上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下至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记载了北朝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直到东魏、西魏相继灭亡的170多年的历史。

　　魏收为北齐著名文士，长期担任史官之职。他从26岁起，就先后参与修撰北魏、东魏的国史。北齐时官至中书令兼著作郎。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奉文宣帝高洋之命修撰魏史，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长达20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等人，因魏收“性憎胜己”，所用之人多非史才，起作用不多，实际负责仍是魏收自己。初稿完成后毁誉不一，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长期纷争，甚至有斥之为“秽史”者。尽管得到高氏父子的支持，面对众多强烈不满者，魏收仍不得不做了两次认真的修订，《魏书》才勉强得以颁行。

　　原来北魏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世家大族的兴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其后不久，又由掌握实权的高氏和宇文氏接掌政权，分别建立北齐和北周。魏收受北齐皇帝之命编撰的《魏书》，强烈反映了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利益。凡属本集团者，笔下留情，则隐讳回护，无所不至；凡不属本集团者或关系较疏远者，则“意存实录，好抵阴私”，直书其事，得罪了统治阶级中的其他派别集团。关于《魏书》的争论长期不能平息，主要起因于此，而不在于魏收个人的恃才傲物，私意褒贬。这件事也说明，当时世家大族势力之强大足以干预国史的修撰。后来隋唐两代继续致力于改撰魏史，也是因为隋唐承袭西魏、北周，必须分辨真伪，力争正统，以维护本集团的政治利益。但是，隋代魏澹的改作、唐初张太素的新著到底都未能超过《魏书》，至北宋时均已失传，仅留残篇断简，依赖配补魏收原书而传世。唐中叶以后，随着旧的世家大族势力的衰落，《魏书》终于得以与南北朝其他各史并存，进入“正史”之列。

　　《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它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门阀化的历史过程。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重要朝代，但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少，《魏书》是有关北魏历史的唯一基本完整的史书，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原始资料。其体例大致仿照前史，又根据时代特点，有所改易创新。帝纪部分首列《序纪》，追溯拓跋珪的先世至27代，明其发展源流，是他史所无的特殊安排。《魏书》的长处在于志的内容比较丰富。《食货志》记载社会经济情况较详，所记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均田诏书和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李冲关于实行三长制的建议，对研究我国土地租赋制度的演变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北齐、北周及隋唐均田制度，大致依据北魏而小有异同。《宋书》和《南齐书》均无《食货志》，魏收却能注意到这些重要的经济史料，足见其历史眼光。魏晋以来，佛教道教盛行，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均发生重大影响。前代史书对此未予足够重视，仅附见于蛮夷传中。魏收独设《释老志》专章论述，可谓卓识创举。诸如佛教的传入，译经造像求法建寺的盛况，太武帝毁法经过，昙曜建成武州石窟寺(即今大同云冈石窟的始建)等，志中都有记述，是关于中国宗教史的重要史料。《官氏志》也是新设，前一半讲官制，后一半讲氏族，即鲜卑族所统诸部姓氏名称由来及所改汉姓名称，为后人研究北魏氏族，辨明鲜卑和汉族姓氏提供了极大方便。本书帝纪的材料也较丰富，如《孝文帝纪》对其迁都洛阳后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就记叙较详。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的身世经历等，而于当时风行的浮文艳词多弃而不取，可见魏收对史料取舍是下过功夫的。

　　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势力强大，社会重视门第谱牒。《魏书》列传受其影响，多叙谱系。这样写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利在可以辨别汉人和鲜卑人的家世源流，避免混淆；其弊在烦琐枝蔓。一卷之中，父子兄弟子孙姻亲连类而及，多至一二十人，不少人并无实事可记，实与家传无异，殊少史料价值。本书囿〔you又〕于北齐统治集团的偏见，以北魏和东魏为正统，不为西魏三帝立纪，将刘聪、石勒和宋、齐、梁、陈都列入《外国传》，骂东晋为僭晋，斥宋、齐、梁为“岛夷”，这些作法都未免狭隘和有失客观公正。

　　北宋以前，史书均靠抄写流传。由于条件限制，南北朝各史流传中多有脱误，而《魏书》残缺较为严重，几近30卷。宋仁宗时，由刘攽〔ban班〕、刘恕、安焘、范祖禹四人校定《魏书》，当时取李延寿《北史》等有关史书或类书文字予以配补。后世的刻本都依据此北宋校定本。

　　《北齐书》，唐李百药撰。原名《齐书》，宋代始加“北”字，以与萧子显所撰《南齐书》相区别。有帝纪八卷，列传42卷，无志表，共50卷。主要记载了公元534年前后北魏分裂，东魏政权建立，中间经过公元550年齐代东魏，直到公元577年北齐灭亡为止的40多年历史。

　　李百药少有文才，历仕隋唐。其父李德林在北齐时即参与修撰国史，创纪传书27卷，隋开皇初奉诏续撰，增至38卷。贞观初年，李百药奉唐太宗之命续修齐史。他以其父旧稿为基础，参考王劭编年体《齐志》，杂采他书，扩充改写，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完成全书。

　　《北齐书》记事比较简要具体，虽然有不少为统治者隐讳文饰的虚妄之文，但在重要历史事实方面仍然保存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例如北魏末年的农民起义，东魏、北齐时期的一些民众武装斗争，在多篇纪传之中都有具体记叙。邢邵与杜弼关于形神关系的辩论，邢邵说：“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观点鲜明，与南朝范缜的《神灭论》正遥相呼应。尽管作者是否定邢邵的，仍客观记叙了双方的观点。《綦〔qi其〕母怀文传》关于当时炼钢技术进步情况的记载，也是很有价值的科技史科。修史者对北齐统治者作为败亡之君的残暴荒淫和卑鄙龌龊也揭露较多，客观上有利于人们认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书中运用口语，叙事生动，可能和吸收采纳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比较严重，至北宋初仅存原书文字17卷，略近1/3，其余皆后人据李延寿《北史》或唐人史钞等陆续配补。由于配补所据之材料原自《北齐书》中抄撮删改而出，所以重要史料损失不多，连缀成篇，也大略可观。据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大致说来，篇中兼有史臣的论和赞，并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庙号者，多为李百药原文；论、赞不全，又称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谥号者，皆经后人配补之文。中华书局点校本在重编总目时，凡后人所补各卷皆标明“补”字，比较方便读者。总之，本书虽为残缺较多之补本，其历史价值仍不容忽视。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有纪八卷，列传42卷，合计50卷，无志表。《周书》虽然以“周”题名，实际记述的是西魏、北周两朝的历史，上起公元534年东魏、西魏分裂，下到公元581年杨坚以隋代周，历时48年。

　　令狐德棻，出身门阀贵族。其父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之一。令狐德棻在唐初颇有文名，曾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官至国子祭酒、弘文馆荣贤馆学士。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他向唐高祖李渊建议修撰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书，意见被采纳。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德棻奉唐太宗令主编《周书》，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贞观十年(公元635年)，《周书》和其他四朝史书均告完成。他还参加和主持过新《晋书》、《五代史志》以及唐代国史和太宗、高宗两朝实录的编写。

　　西魏、北周封建政权是以宇文泰为首的鲜卑贵族和北方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出于这个系统，《周书》撰写者的家世也在不同程度上和宇文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周书》不仅竭力为宇文政权歌功颂德，显扬其历史正统地位，而且千方百计为唐初统治集团的祖先树碑立传，粉饰溢美，结果有的地方违背历史事实，或者评价错误，有的地方言词空洞，华而不实。

　　除了上述缺点比较明显以外，在主要方面，《周书》叙事还是繁简得宜、言词雅洁的。令狐德棻是个学识渊博又很有历史眼光的人。他一生致力于修史，对于资料的搜集取舍，有其识见卓越的独到之处，能够注意弥补前史之缺。例如《魏书》以东魏为正统，阙略西魏史事。他就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22年政治军事大事。这些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了解西魏历史的主要第一手材料。再如梁元帝末年，宗室萧詧〔cha察，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建立后梁政权，在江陵称帝，传三世，历37年，先后依附北周及隋。《梁书》不载此事。《周书》却为萧詧立传，并将其子孙及一些部将附于传末，保存了有关后梁政权的一些重要史料。当时和西魏、北周政权成鼎立之势的，北有东魏、北齐，南有梁、陈，政治上的兴废禅代，岁更月异，《周书》本纪皆一一记述，视野比较开阔，使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一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列传对人物的记载能突出重点，并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例如《王褒传》中的《寄周弘让书》，《庾信传》中的《哀江南赋》等。一些有关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史料，例如关于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征庸代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资料，也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之中，虽不成系统，却很重要。《异域传》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反映了东北、西北各少数民族或邻邦的政治制度、物产经济、土俗民情、朝聘往来、道路交通等多方面情况。

　　《周书》主要是以西魏史官柳虬所写的官史和隋代秘书监牛弘追撰的《周纪》18篇为蓝本，修饰润色而成，文字上以古雅为特色。对于当时一些言词浅俗的史学著述，令狐德棻未能采辑兼收，因而《周书》的史料不够充实丰富。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全缺者有五卷，部分残缺者有两卷。后人取李延寿《北史》及唐人某种史钞予以配补。据以配补的材料原出于《周书》，虽曾有所删节，用来补缺，于史料上尚无大的损失。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七种版本详加校勘，又以《册府元龟》引录的文字补足了宋初未缺而后来脱佚的几段文字，为读者提供了比较完整而可靠的读本。

　　《隋书》，唐魏征等撰。包括帝纪五卷，列传50卷，志30卷，合计85卷。纪传部分，上起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下到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详细记载了隋朝38年的历史。

　　《隋书》是唐初设立史馆后成于众手的一部官修史书。纪传和志分别由不同作者先后撰成。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命魏征等修隋史，参加修撰的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完成纪传部分55卷。其中序和论都是魏征所作。唐朝人把它与同时完成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合称为“五代史”。这五代史都没有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起初由令狐德棻监修，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修成十志30卷，由长孙无忌领衔奏进。这10篇志虽然编入《隋书》，称为“《隋书》十志”，其实又可以单独流传，俗呼为“五代史志”，是与唐初修撰的五朝史相配合的。不过，它记述隋朝部分比较详细，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对于隋朝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修撰时就是以隋朝为主的。

　　在唐初官修的几部史书中，《隋书》是写得比较好的，它叙事简明，体例严谨。魏征在主持修撰《隋书》纪传部分时，特别强调以史为鉴的思想，希望唐太宗能“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治”。帝纪部分记述文帝、炀帝、恭帝史事颇详，特别是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下江都，挥霍浪费，荒淫残暴的腐朽生活记述翔实，对人民在苛政暴行下的反抗情绪，以及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具体情形，也有比较详细的如实记载，客观地揭露了隋朝灭亡的深刻原因，保存了大量可贵的史料。列传部分所载人物众多，资料相当丰富。例如《文四子传》记叙文帝的四个儿子骄奢淫逸争权夺利的放纵情形，有时直录口语，声口毕肖，颇能状写实情。《临孝恭传》记载了《欹〔qi七〕器图》及《地动仪经》等，保存了珍贵的史料。类似这样有重要价值的传记较多。

　　《隋书》十志历叙梁、陈、齐、周、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而以有关隋朝的记叙为最详，学术价值很高，历来为学者所推重。《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梁、陈、齐、周、隋五朝律书的编定和皇室立法毁法的情况，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某些特点。颜师古所撰写的《地理志》，以隋大业五年的版图为准，记载了全国的郡县户口、河渠水流、山川形势、建置沿革，以及各地的风俗物产，国内外交通状况等。《律历志》、《天文志》出于著名天文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记载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的成就和流派，并加以总结性的比较和评论。数学家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zhuo桌〕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探讨，还有汉魏以来历代度量衡制度的演变情况，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音乐志》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各地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经籍志》以隋东都观文殿藏书目录为依据，将所有图书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各部之下再分细类，著录当时古籍的存佚情况。各类之后的小序和各部之后的大序共计45篇，概括论述各门学科的学术发展源流。它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总结了自汉至隋600年间我国图书的存亡情况和学术的演变，是古代目录学的煌煌巨著。它所归纳的四部分类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清代仍基本沿袭未改。

　　《隋书》虽然质量较高，仍有一些为统治者讳的回护之文，例如文帝之篡夺，炀帝之弑逆，书中都讳而不书。至于记年失检、记事不一、编次失当等毛病，也都有所存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为目前最好的通行本，校勘详审，标点细致，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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