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贡献和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取材广泛，网罗宏富。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凡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图书资料，他们都尽量找来参考。据有关学者考证，《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多达300多家。在他们参考引用的大量图书史籍中，不少是今天已经散失或亡佚不存的。正是由于《通鉴》的引用，才保存了其中若干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唐人柳芳撰有《唐历》40卷，记叙了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到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历史。司马光以它为根据来考订史料真伪，因此，《通鉴考异》中有100多条征引了《唐历》。可以说，这部原书已经失传的史籍，实际上还保存在《资治通鉴》中。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也有类似的情形。除了以官修的正史和实录为主而外，司马光敢于突破传统史学的狭小眼界，以客观征实的精神，博采兼收保存在民间的各种资料，表现了卓越的识鉴和非凡的勇气，这是《通鉴》所以能够取材广泛网罗宏富的重要原因，也是《通鉴》比别的书记事更加翔实可靠的依据。《通鉴》还继承了《史记》略古详今的优良传统，越往后，记事越详细。其史料价值也是后大于前。因为越往后，存世的史料越丰富，考订取舍编写定稿也就越困难。据近代学者章炳麟研究，《通鉴》西汉部分全采《史记》、《汉书》，东汉部分十之七八取自《后汉书》，魏晋至隋采自正史的资料也有十之六七，唐代采自正史的资料还不到一半。正是因为《通鉴》唐代部分的史料价值很高，所以，它能和《新唐书》、《旧唐书》鼎足而三，研究唐代历史的人不能不读《通鉴》。

　　自著“考异”，说明取舍，这是《资治通鉴》的一个创造。《资治通鉴》参考和采用的材料非常丰富，有时记叙一件事，要参阅四五种乃至更多的不同记载。那么，怎样考订真伪异同，怎样决定取舍呢？以前的史学家只是自定取舍，并不说明依据和理由，使后人往往无法考查。作风谨严的司马光则不同，为了说明各种资料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以及辨别是非决定取舍的理由和依据，他把这些考订成果综合整理成一部《通鉴考异》。司马光自著《考异》是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对后来的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我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尊重历史，不诬事实，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特点，也是它优于某些正史的地方。在司马光以前，许多人倡导正闰论，人为地把分裂割据时代同时存在的政权区分出正统与非正统来。司马光根据历史实际，批驳了正闰论的虚妄不实，他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之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通鉴》卷六十九“臣光曰”)这种据实写史的态度，使《资治通鉴》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真实。为使最高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通鉴》一书比较偏重于政治史。对于国家的兴亡，政治的好坏，君主的贤愚，官吏的忠奸等，《通鉴》写得很多。对许多有作为的皇帝的丰功伟绩，《通鉴》写得很详细。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通鉴》也揭露了一些封建帝王荒淫无耻、残忍暴虐、误国害民的罪恶事实，有些地方写得相当生动具体，淋漓尽致。这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正史中是不易读到的。《通鉴》对历次农民起义的爆发、经过情形、起义的领袖人物等，往往也有比较客观翔实的记载。拿唐末黄巢起义来说，《通鉴》的记载就比新旧《唐书》的记载要翔实可靠得多，比较客观地再现了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生动画面。司马光虽然是站在“讨贼”的立场上来记述农民起义，却如实写出了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唐王朝惊恐不知所措的情状，如“黄巢前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黄巢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如此生动写实的记载，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讲，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通鉴》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能够注意揭露某些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如后晋高祖石敬塘丧权辱国甘当儿皇帝的罪行等。对劳动人民反抗异族侵扰的斗争，《通鉴》也有不少记述。上述所有这些，都说明《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是十分宝贵的。

　　熔铸百家，言简事明，是《资治通鉴》的显著特点之一。虽然它取材广泛，网罗宏富，而且是集体编纂的，但由于司马光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及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乃至语言的锤炼，都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且亲自删削定稿，总其大成，因此，最后成书时，使不同时代、不同来源、不同文笔的各种史料熔于一炉，浑然一体，有熔铸百家之功，得深入浅出之妙，繁简适宜，体例统一，前后如出一手。《资治通鉴》的成功，为历史编纂学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在《通鉴》问世之前，纪传体的正史已有17部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巨制，文字浩繁。《资治通鉴》则文字简洁，叙事详明。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说：“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通鉴》记事虽以政治、军事为主，而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也无不摘要记载。《通鉴》写战争是很有名的，不仅写得多，而且写得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写得很成功。拿赤壁之战来说，魏、蜀、吴三国包括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诸葛亮、周瑜、黄盖等文臣武将，先后有几十个人物登场。这些人的有关事迹，散见于《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纪、传之中，分散割裂，难以理清头绪。《通鉴》把有关材料集中起来，经过剪裁润色、锤炼加工，不仅把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局讲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而且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不仅是史学名篇，而且是文学名篇。各种战争，不论大小，《通鉴》都能写得有头有尾，有声有色。《通鉴》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宝贵资料。

　　《通鉴》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书中有些论赞立论偏颇，反映了司马光保守的政治观点。如《通鉴》卷一第一篇论赞，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对周天子容忍三家分晋的做法进行了抨击，其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观点十分鲜明。有些论赞中，司马光还借古讽今，发泄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如关于智伯灭亡之事，他发表了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借以暗示宋代主张变法的人都是有才无德之人。对于这样一些出自政治偏见的论赞，我们必须分析批判地对待。《通鉴》在纪年方法上也有缺点。司马光虽然否定了正闰论，声称只是借年号以记事，但在分裂割据的时代，以一朝一国的年号，记叙几朝几国的事迹，总是不科学的，难以回避实际存在的主从尊卑问题。另外，一年当中先后有几个年号的，《通鉴》一律用最后一个年号纪年。这样的纪年方法，既不能如实地反映年号起迄的准确时间，又造成了用后朝年号记叙前朝事迹的矛盾情况。读史的人稍不留心，就会把史实张冠李戴。《通鉴》全书的内容，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在记载史实上，也存在某些疏漏和错误。后代一些学者，曾做过批评、订正和补充。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为它作注释的人不少。其中，以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最为周密详明，它把《通鉴考异》分别附于有关正文之下，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鉴》的刻本，旧以清代嘉庆年间胡克家校刻的附有胡三省《音注》的版本为最好。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就是以它作为底本，组织有关专家标点整理而成，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本子。

　　《资治通鉴》的成功，使编年体史书又重振旗鼓，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后代许多史书不仅沿用《通鉴》的体例，而且直接以“续通鉴”为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图21)，详细记载了北宋九朝168年的史实。其次，还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这三部书都写成于南宋初年，是关于北宋历史的资料宝库。明人薛应旂〔qi奇〕的《宋元资治通鉴》，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以及清人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都是关于宋元历史的编年体著作。只是三种书均成就不高，而以徐乾学的《后编》略胜一筹。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在前人基础上纂辑增补，取得了后来居上的可观成就。它直录史书旧文，以编年形式有条理地叙述了宋元时期的主要史实，而且自撰《考异》，甄别史料。明末清初人谈迁的《国榷》是明代的编年史，可惜清代时被列为禁书，所以多有散失。清人陈鹤的《明纪》过于简略，不便于初学。夏燮〔xie泻〕的《明通鉴》详略较为适中，观点则较旧。这样，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开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贯通古今的编年史，在纪传体正史二十四史之外，形成一个并驾齐驱的独立的新体系。这不能不归功于《资治通鉴》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
　

　　图21 《续资治通鉴长编》，清爱日精庐活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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