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至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当时的中国，赴日留学已成为青年人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标。据出使大臣杨枢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3年)正月的统计，在日的中国学生已达1300多人，其中学文科的1100多人，学武科200多人，这之中有大量的自费生。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其中学速成的占60%，习普通为30%，中途辗转无成的为6%—7%，入高等及高等专门学校的为3%—4%，入大学的仅1%。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他们出国前没有作扎实的准备，以官费生来说，稍具一般知识或稍经考验，即可膺选；至于自费生，一旦有了经费来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无计划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国急需的是有某种技能的应用人才，学问高深的专门人才可以慢慢培养，于是，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产生，形成了留学的主流。在日本甚至出现了学习几天就毕业而发给证书的学校，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殊学校，被人们讥为“学店”或“学商”。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在一份奏折中也谈到了这一令人忧虑的情况：“日本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设者如成城学校等三四处尚称完备，然不完备者则不下十余处，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由学生自定者，迎合学生之意，学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学堂之不可恃也。”

　　自1905年后，日本的舆论对于速成教育开始加以批评。早稻田大学教务主任青柳笃恒，首先起而指责，批评教育以习速成为主的弊端，并指出日本教育界主张速成教育的不当。他希望尽快停止速成教育，以培养完全有用的中国人才。在中国方面，1906年清政府曾举行奖励归国留学生出身的考试，参加考试的100人中，留日生占80%以上，但考中进士的全是留美生。于是清政府作出规定，凡是留日回国生，没有总监督的证明书者，不能报考奖励出身，也不能充任各省官立学堂教习。1906年8月7日，继限制留日学生资格后，又规定除法政大学现设的第五班暂准送学外，其余一律停派速成科学生。日本各学校也规定停止普通教育及速成科。从此以后，留日学生在量方面逐渐有所减少，1907年为10000人，1909年为3000人，1912年为1400人，但在素质上相对得到了提高，后来参加奖励出身考试中，留日生在最优等和优等的数量上又占了绝对优势。

　　这些清末留日学生，生长在中国闭塞凋零的环境中，一旦踏上近代化颇有成就的日本国土，感到一切都是新奇与进步。长崎是留日学生航程中的第一站，到处呈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日本的男女学生着新装，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并肩携手唱着歌儿走入学校的情景，使他们感慨万千，并痛感自己祖国教育的落后和不普及。湖南学生周家纯在一封信中这样说：“自入长崎以来，流连异土，百感交并，及达东京，益怦怦不能自持”，他没有料到当年曾向日本传授了大量文化的中国，如今已灾难深重，面临亡国之危，“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这些感触，道出了所有留日学生当时的心态。

　　中国学生赴日，最大的目的是吸收新知，其注意力与最大的感触是日本的教育。当时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各市各町无不遍设学校，即使是穷乡僻壤，也比比皆是学堂。留日学生曾这样比喻道：“日本学校之多，如我国之鸦片烟馆，其学生之众，如我国之染烟瘾者。”日本4000万人口中，能阅报作读书札记的就有3000万人，留日学生们一致感叹，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如今已远远落后于亚洲小国日本了。那时日本的书店很多，仅东京就有1000多家，买书的人非常踊跃，出版的新闻杂志，每天约有一二百种，这是日本开通民智、富国强本的主要原因。梁启超曾说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大多数学生一到日本，除急于学习日文并准备考入学校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据许寿裳回忆，当时他与鲁迅常去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和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鲁迅购日文书很广，不仅教科书，而且如拜伦、尼采的诗、希腊罗马的神话等都买，每次从书店回来，都把钱花得精光。

　　这些在国外的青年痛感祖国的落伍与危机，他们刻苦自励，勤奋好学，吸取认为对祖国有用的一切新知识，如军事、警察、政法、师范、工业、商业、农业、建筑、铁路、测绘、物理、化学、医学、外语、体育、音乐、美术等，几乎占了当时日本各学校开设的全部课程。湖北学生李书城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激动地说：日本“凡政治、法律、陆军、教育、农、工、商、医及社会各实业皆有学校，又先授以普遍的知识，使知识不偏于一隅。凡此学校，我国之留学者皆得入之，诚哉为学问、竞争之大市场也。夫人抱爱国、爱同胞之志，而学问不足以辅之，则是龙无鳞甲，虎无爪牙，凤无羽翼耳，岂能望飞之博之舞之耶？诸兄诸兄，曷无奋然而起也？”对于留日的学生们来说，他们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紧张。喻培伦到日本后，初入警监学校，后进经纬学校，再改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早七点起，晚十二点睡，夜以继日地学习，同时还积极设想在家乡发展陶瓷、制糖、缫丝、火柴、电气等近代工业，表达了渴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黄遵宪在日本留学时，每周上33节课，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十点半就寝，放了暑假仍是“六时起，十时睡。上午看英文、《沙翁文集》、《鲁宾逊漂流记》；下午练习日文、日语。灯下作英文日记”。晚饭后他一般要读日本杂志、中国报刊、《通鉴》、《左传》及一些小说。同时还抽空译《自治要义》、《自治精髓》、《法律进化论》等，足见功课之多，涉猎之广，好学之勤。鲁迅在致蒋抑卮〔zhi支〕的信中，谈到了他在日本生活学习的情况：“今此所居，月只八丹。人哗于前，日射于后。 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德意志)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

　　留日学生中，年龄小的有七岁幼童，长者有七十老翁，学生们各自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为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意日本更言欧美之政制文治者。”这种情况不足为怪，当他们踏上异国世界，目睹资本主义的文明，感受资本主义情调，难免为之惊讶、迷惘、倾慕。他们对于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辨识的过程，向日本学习什么，还需要经过一番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更需要在这一探索中选择。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辨识、思考、探索的过程，大多数留日学生才抱定了一个信念：“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于是，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成为了多数留日学生对祖国的贡献。

　　1900年，留日学生100多人在日本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部分会员创办了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资产阶级启蒙名著，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斯宾塞的《教育论》等等。1901年留日学生又在东京发行《国民报》，它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自诩，以“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己任，号召人民抛弃“奴隶思想，起来反抗二千年专制政体，争取国民天赋权利。”它从各方面阐述国民的权利，要求提高国民的自觉的责任感：“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国民。”在《国民报》第二期刊载的《说国民》一文中，将“国民”和“奴隶”作了比较：“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在这里，留日学生们已经揭示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从精神上使自己变得近代化起来，以形成新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使中华民族获得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

　　留日学生们还开展了大规模的译书活动。当时的日本，几乎是西洋文化的橱窗，从日本吸收西洋文化，以了解世界潮流是一个捷径。于是一些专业性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译辑社、国学社、东新译社等产生了，据统计，从1902年至190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书籍共约533种，其中译自日文书籍为321种，占总数的60.2%，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文学、法政、军制、商务、教育、史地、数学、理化、测绘、外交、矿务等等。 甲午战争之前，国内提倡洋务运动，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方仅在科学技术上优于中国，所译的外国书中70%以上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类。1895年后，维新运动展开，提倡变法图强者认识到改革应从内政着手，借鉴西方的社会制度，因此所译书籍转而偏重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且内容绝大多数与法政有关。据统计，1880至1904年，译自日本的2204种单行本图书中，社会科学占697种(32%)、史地257种(11%)，而自然科学只占267种(12%)，这些译著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帮助中国人民了解新思想、新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从整个新文化的历史看，开始时因为有留日学生的转译、鼓吹和介绍，使得新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以后又在留日学生的精心培育下，产生了文学革命。五四以后，在留日学生的努力下更加巩固了基础，得到发扬光大，其中鲁迅、郭沫若等留日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如话剧的传入也出于留日学生之手。19世纪末日本戏剧界从欧美引进了话剧，留日生李叔同等接触这种戏剧形式后深被吸引，并于1906年发起留日学生成立了春柳社，组织一些戏剧爱好者学习排练，还在日本公演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话剧，后来留日学生回国，话剧传入国内并在中国传播开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是其中的中坚分子。在教育方面，留日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学制系统，整个是从日本学制抄来的；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了张之洞附加了自己的几分经古教育以外，也几乎是照抄日本。直到1912年至1913年所颁定的学校系统(壬子癸丑学制)也是照日本学制制定的。这种模仿和取法显然是通过留日学生之手，因此中国的新教育，由开始到后来有惊人的发展，直接间接都与中国的留日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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