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阿罗罕街，是一座很平常的四层楼房，教室、学习室、图书馆、食堂、宿舍、教职员办公室全设在里面。

　　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是位波兰出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学校里党的书记为工人出身的波兰人阿戈尔。1925年11月下旬，中山大学正式开学。当时的苏联共产党负责人之一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在讲话中他说：“一个俄国人，不管他是一个同志还是一个公民，只要他从今天起对中国学生递来瞧不起的眼光，或轻蔑地耸耸肩膀，那么他就没有权力自称是一名俄国共产主义者或是一名苏维埃公民。”体现了苏联党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

　　这些中国学生到达中山大学后，首先就由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员同每一个人谈话，询问他们各人的姓名、籍贯、家庭成份、文化程度、学历和经历，曾读过什么书、参加过什么革命活动等等。同时，学校又向学生们发放了西装、外套、暖帽、衬衫、浴衣、毛巾、手帕、皮鞋、雪靴，另外，还有饭票、理发票、电车票、牙刷、肥皂、梳子等等，一切日常用品应有尽有。在伙食上，也尽量满足学生们的需求，学校当局为中国留学生每日开五餐，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白塔油、糖果点心等食品供应非常充足。学生们不但可以吃俄国餐，每星期还可以吃一两顿中国南方人爱吃的白米饭，餐后配有红茶。然而，对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各方面都还是很艰难的，当时莫斯科市的工人、职员或市民家里，黑面包是餐桌上惟一的食品。一个正在被饥饿煎熬着的国家，却如此慷慨地对待一个半殖民地弱国的学生，说明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亲近。这些，都令当年的留学生非常感动且印象深刻，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实行对亚非欧等地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无私援助政策，不能说不与当年中山大学及苏联党和人民的这种特殊影响有关。

　　这些来自中国，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不仅政治身分和观点不尽相同，文化水平也差距很大，大、中、小学程度都有，又全都不懂俄语，因此学校将学生编成了程度不同的几个班，每班约20多人。邓小平、傅钟等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如王稼祥、张闻天、吴亮平等11人英语基础较好的编为英文特别班，听教师直接用英语授课。其他同志则一边加紧学习俄语，一边靠几位中文翻译听取讲课。一些语言基础好的学生还一边学习一边当翻译，如邓小平当时在本班和其他班担任法语翻译。

　　中山大学是一个政治经济单科大学，不设置自然科学项目，以训练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为目标，学制以两年为期。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言课，俄语是最重要的必修课程；其次是历史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的是校长拉狄克，他用历史事实驳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否认东方国家有自己的历史的错误论断，指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足以推倒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谓东方停滞和衰退的陈旧观念。其他课程还有列宁主义，用斯大林的讲稿《列宁主义基础》作教材；政治经济学；哲学；经济地理等。根据斯大林中国革命者应将军事放在首位的指示，学校还开设了军事学课，这门课程由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苏联红军高级军官任教。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军事研究室，室内陈列着步枪、冲锋枪、机枪、迫击炮、榴弹炮等现代战争武器，还有各种地形沙盘，用它们可以加深和巩固课堂所学到的军事知识。学校提倡教学相长，教师允许提问，课堂允许讨论，不同观点允许争论，鼓励独立思考而不强求表面上的千篇一律。这些，都是令中国学生耳目一新的。

　　20年代的莫斯科，各方面都百废待兴，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冬天，室外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中大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可以在此挑灯夜战。伍修权与王稼祥一同到达莫斯科，宿舍又相邻，伍修权回忆那时的学习情况和对王稼祥的印象：“当时我们的宿舍条件并不很好，就在走廊里放了许多小桌子，给大家用来自习。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他自习的位置就在我住的寝室外面，我几乎每晚都看到他伏在那张小桌上，认真阅读英文或俄文的理论书籍。”这批革命青年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因而学习十分自觉刻苦，像王稼祥和伍修权，经过不长时间的学习，就能为苏联教师上课担任翻译了。

　　中山大学还经常请一些革命家到校作报告，以提高学生的马列主义觉悟和革命理论知识。斯大林曾到校讲过话；李立三到莫斯科时，在中山大学作报告，介绍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情况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谭平山到中大图书馆为学生们介绍了国内农民运动的情况。讲西方革命史时，学校还请来一位80多岁的巴黎公社老社员，给学生们讲巴黎公社的经验。为了让他们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貌，学校组织学生们到苏联国内的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工厂、企业参观，参加莫斯科工人的政治集会，从许多工人代表的演说和谈话中，了解苏联工人阶级为促进世界革命、包括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努力增加生产、不断贡献力量的精神面貌。学生们还亲自参加劳动。伍修权回忆：“夏天，青年团组织到郊区的集体农庄参加收割庄稼。”“苏联集体农庄已经有一些大型农业机械，什么脱粒机、收割机等等，我过去都没见过，看了以后真是不胜羡慕，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呢？晚上，我们就睡在麦草地铺上，遥想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无限感慨！”王稼祥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兴奋地谈到这一感受，“赤旗盈空，雪天万里，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这里，升起了新世纪的曙光，它将照耀着革命青年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征服黑暗。

　　中国留学生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适逢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苏联党内展开了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苏联报纸上公布了苏共中央同托派的不同纲领，中大的学生也卷入了这场争论。有的支持托派，有的支持斯大林。由于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托洛茨基占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列宁、斯大林几乎享有同样的威望，而且他能用英、法、德、俄几种语言进行演讲，具有知识分子气味，中大学生很多人欣赏他。从第一批学生到达莫斯科，直到1927年11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这一期间的中山大学也为此处于很紧张的气氛中，许多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斗争，有的成了学校中的托派头头；还有人因此受到开除党籍、团籍、流放和遣送回国等处分。

　　学生们身在国外，心里时刻惦记着革命风雨中的祖国，不断从苏联报刊和国内友人来信上，从新近赴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口中了解国内斗争发展情况，为北伐军的重大胜利而欢欣鼓舞，又为反革命势力的顽强抵抗和凶恶反扑而焦急不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大学生愤慨不已，大家聚集在大礼堂，声讨革命叛徒蒋介石。一身工人打扮的蒋经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并声明，蒋介石“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但如众所周知，后来他也改变了立场。当时，大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然而，汪精卫政权也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时，中山大学成了一个旁流杂出的水闸，革命者涛鸣浪涌，冲得极前；徘徊者不能自定出流方向，在漩涡中颠危簸荡；反革命者希望水面平静，水下产生回流……1927年9月，中大开始让一些人回国。第一批回国的大都是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倒向国民党观点的人，有谷正纲、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之后，一些中共党团员也相继回到国内开展武装斗争，一部分中共党团员则进入苏联正规军事学校学习，如伍修权等11人于1927年秋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左权、陈启科等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则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

　　国共合作破裂后，随着国民党籍学生分批回国，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撤销中山大学，命令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原系孙文大学所改名，假本党总理之名，吸收本党同志及吾国青年，并于本党主义及政策妄加抵毁，是借本党之名行反叛本党之实，应速通电国内外，将该校名目取消，同时通令全国，不得再送学生前往。”而这时，原来的东方大学中国班也已并入了中山大学，只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入校学习。1929年，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秋，学校停办。从1925年到1930年，中山大学培养了约1000多名毕业生，有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这些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回国后，很快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正如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教授在回答美国赴苏联考察团团长的谈话(他说“约有6000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时所说的：“在俄国之中国留学生虽然只有600余人，但你要知道，美国之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只从事教书或实业方面的工作，而我们俄国之中国留学生600人毕业回国是要领导中国之政治——这是马列主义东方化的步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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