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以石为材料，雕刻各种艺术品的活动是十分盛行的，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高度的成就。据现今所知，我国最早的石雕，恐怕要算辽宁丹东地区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的一批小型石刻艺术品了。这批石雕，小者高约一厘米，大者高约六厘米。刻有人头、猪、虎、鱼、鸟、昆虫等像。这些石雕的发现，将我国石雕的历史推到距今约5000年前。其次就要算山东泗水县尹家城的小石猪了，它也是我国石刻史上最早的艺术品之一，距今约4000年左右。其脊背隆起，头部较小，用细如发丝的阴线刻出猪的眼、嘴及四肢。腹部肥大拖地，腿细而短，全系家猪特征；乳房肥大，还是一只母猪形态。可以看出雕凿小石猪的作者很了解家猪的特征。

　　到商殷时期，石刻艺术品中数量最大的仍然是动物雕像，其中包括兽、鸟、虫、鱼、蛙等，如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石人、石牛、石熊、石虎、石龟等。其中的两个石人，恐怕要算“妇好”墓中出土的石雕中最典型的代表。这两个石人，一为白色，一为绿色；一个稍低头，一个微抬头。全作跪坐姿势，双手抚膝。其中一个瘦长脸，前额突出，粗眉大眼，蒜头鼻子，大嘴微微张开，双耳较大，头发向后梳，贴在脑后，拧成发辫，在头上盘一圈后，辫梢塞在辫根下，头戴一圆箍，用以束发；腹部垂一长方形布。这两个石人都无衣纹，其身份可能是平民或奴隶。

　　到汉代时，我国石雕艺术品不仅有单件的，而且有成群成组的。其中最早的群像可以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像为代表。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期的爱国名将，在抗击匈奴中，六次出征，大败匈奴，杀伤、俘获、迫降10余万众，其中还包括王公数十人，从此打通了河西走廊，功劳巨大，不幸24岁病故。汉武帝伤心至极，治丧时，令大批铁甲军排在从长安到兴平墓地的55公里的路上为他送葬，并将坟墓修得像祁连山一样，并置石刻的牲兽表彰其功劳。在现今还保存着的16件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为“马踏匈奴”石像。该像的马昂首挺立，肌肉丰满，尾长拖地，姿态安静。马腹下一人仰卧，高鼻梁，络腮胡子，右手拿一张弓在作极力的挣扎。此石被公认为是为纪念霍去病的功勋而作。曲阜孔庙石雕也是一个石雕群，它包括汉石人亭中二石人，一是“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一为“府门之卒”。二尊像均端庄浑朴，状貌威严。大成殿雕刻达到极高的水平。该殿中两山廊檐及后檐下水磨八棱石柱18根，为浅浮雕团龙祥云；前檐下10根，为深浮雕双龙戏珠，下衬山海波涛，上缀朵朵浮云。台下铺陈的石雕螭首，周围筑的双层汉白玉雕栏，也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从三国至五代的800年间，我国的石雕艺术，有了巨大的进步。这一时期的石雕作品在中国和世界艺坛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具体表现，除世俗类的石雕外，最突出的代表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石窟寺雕刻艺术。

　　在世俗石雕中，历朝陵墓石雕可以为其代表。汉代陵墓前石雕一般为阙、兽和华表等。魏晋南北朝陵前石雕，可从江苏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看出其特点。六朝墓前石刻一般可分两类：一为有字的碑刻和带有少量刻文的华表；一为无字的石雕(多为兽雕)，形象主要是无角的辟邪，独角的麒麟，双角的天禄。这时期的华表柱代替了汉代的阙，起着神道石柱和阙门的双重作用。华表柱既为秦汉石柱的延续，两者有相似处，但也有一定区别，如六朝梁代石柱的浮雕围带、柱身隐陷的直刳棱纹、柱顶莲花座及小石兽等都是汉柱没有的，莲花纹饰的出现显然受了南北朝时佛教艺术的影响。六朝石兽虽有三种类型，但外观上都为狮形，表现出一种共性。实际上，如溯源到汉代就是一种兽。六朝陵前石雕，雕塑生动，细致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隋唐时期陵墓石刻又有变化，太宗昭陵、高宗乾陵、睿宗桥陵都是以山为陵，规模宏大，在山腹开地下宫殿，地面绕山筑城。城四面有门阙、角阙和大量石刻。石刻中既有刻文的碑刻，也有无文的各种石雕。桥陵石刻种类虽与其他二陵相同，但更为成熟，更加高大精美，更富写实性，可为盛唐时的代表。各种石雕分别排列在神道两侧，首先是石华表，又称望柱或通天柱；其次是天禄，又称獬〔xie懈〕豸，它是能辨忠奸、识善恶、专触奸佞的独角瑞兽；再次是鸵鸟，原产于非洲，唐初由中亚古国吐火罗(今阿富汗)传入我国，它长腿短尾，体态活跃，据说有警卫作用；继而是圆雕石人、石马多对；最后为巨型石狮，它昂首挺胸，巨头突目，隆鼻利齿，充分显示出兽中之王的凶猛形象。它们排列有序，形态逼真，造型新颖，技法精湛，形神兼备，为前代所不及。它既继承了六朝石雕艺术，又显示了盛唐艺术风格和国家富强的面貌。这里要特别一书的是“昭陵六骏”的雕刻。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时各次征战中的坐骑。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天下大定，李世民下令，叫当时的大画家阎立本绘制其所骑骏马图，并分别雕刻在六块石屏上。每块屏的右上角刻有马的名字，注明此马是李世民对谁作战时乘用的，并且还刻有李世民对它的评语。这些石雕当年都存于昭陵。1914年，其中两骏，即“飒露紫”和“拳毛騧[gua 瓜]”被盗窃至美国，现藏于费城大学博物馆。我国只有四骏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它们的名称是“青骓[zhui 追]”、“什伐赤”、“特勒骠”、“白蹄乌”。其中“飒露紫”注文为“平东都时乘”。这是李世民平定山西刘武周、宋金刚后，转而平定东都洛阳时骑的马。当时为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夏，反映李世民大军进入河南后，锋锐气盛，许多州县纷纷降唐，王世充盘据的洛阳，被唐军团团包围，很快变成孤城。所以李世民对“飒露紫”的评语是：“紫鸷(同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zhe折〕山川，威凌八阵。”“什伐赤”的注文是：“平世充建德时乘”。唐朝初年，开创统一大业的关键战役是李世民对王世充与窦建德之战，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此一举。李世民对此十分重视，在这次大战中，李世民俘获五万人，窦建德本人受伤被擒，王世充自缚降唐，从而完成了统一大业。因此，李世民对在这次征战中的坐马“什伐赤”的赞语是：“瀍〔chan蝉〕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宋元明清各代，各陵墓石雕虽也自具特色，总的来看大同小异。但是单件石雕艺术则有所发展。如清朝故宫之保和殿北面，斜躺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上的长方形石雕丹陛就是一例。它名曰“云龙阶石”，长16.7米，宽3.07米，厚1.7米，重约200吨。石雕四周刻卷草图案，下面为海水江崖，中间是突起的朵朵流云和出没于江海、云层之中的九条巨龙。形象逼真，雕工精细，构图也非常壮观，是我国最大的石雕之一，古代石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也是北京故宫中重要景致之一。这件云龙阶石，原是明代遗物，清乾隆时利用前朝遗物雕成。该石质料为艾叶青石，产于北京房山区大石窝，运进北京时，据说用了两万民夫，1000多头骡马。这块石料进京还有一段故事。据说在由房山进京途中，必须众人一齐敲锣打鼓，高声呐喊，才能一步一步地在冰道旱船上滚动，声势十分浩大，场面异常惊人。它到城中后，由于体积太大，进不了午门。因此，运石太监将此事在皇帝面前奏了一本，说“石头”不愿进宫，皇帝大怒，降了一道圣旨，把这块大石头五花大绑起来，在午门前重重地打50御棍。遵旨照办后，巨石才运进了午门。当然这只是传说，因为石头是打不进门的。它得以运进午门，还是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佛教从西汉传入中国后，很快就传播开来，并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这在寺庙的建造、佛教经典的翻译和编注、佛教艺术的兴起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尤其是佛教美术与中国石刻艺术相结合而出现的石雕艺术和石窟雕刻艺术更具特色。

　　我们所讲的佛教石雕艺术，包括石雕造像和石窟寺雕刻艺术两大部分。佛教石雕造像，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以来，形制多样，有摩崖造像，单体造像，柱状造像，龛式造像等等。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造像在雕刻时都附有文字题记，大大提高了这些造像的史料价值。我国的石雕造像，最早的要算江苏连云港市新浦区发现的孔望山石雕造像了，其雕刻时间可能是汉代。其题材佛、俗并存，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特点。《沮渠安周造像碑》是单体造像的代表作。它于清朝末年在新疆出土，当时已中断，为德国人所得，后闻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碑刻于北凉承平三年(公元445年)，夏侯祭撰文，文约千余字，拓本很少。1906年端方奉旨至德国柏林，手拓一本半而归，谓之“宇内孤本”。其收藏书斋也因之名为“北凉碑馆”，名震一时。关于造像记一类的文字记录，“龙门四品”(即“始平公”、“杨大眼”、“孙秋生”、“魏灵藏”等)是有名的代表作。它既具有史料价值，也是书法艺术作品。

　　石窟寺雕刻艺术，一般又简称为“石窟艺术”，我们所讲的石窟，实际上是指在河畔山崖等处开凿出来的佛教寺庙。

　　中国石窟艺术包括石雕、泥彩塑和壁画等内容，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组成部分。它开始是由印度传来的。从今天遗存的窟群看，新疆拜城克孜尔的窟群，库车的库木土拉、森木塞姆、克孜尔朵哈等窟群，是将佛本生故事画在窟顶的菱形方格内，四周则画出所供奉的佛、菩萨等像。甘肃西部敦煌莫高窟等窟群与新疆早期东汉石窟形制大致相同，两壁横幅画出佛本生故事，形式同汉画像石。这类早期作品，明显地保存着古代西域石窟艺术与中原艺术相结合的风格。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山，其早期造像、壁画等所选题材与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河西以后，僧侣与信徒中，很多人东迁平城(今山西大同)。因此在平城西开凿的云冈石窟中，其早期洞窟(如16—20号，7—8号等)的造像题材和风格与河西、天水等早期石窟造像的题材和风格，也是相同的。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石窟艺术的发展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进行的。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至二十三年(公元486—499年)，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则与早期传播路线有一个相反的变化，形成了以云冈、龙门石窟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向。这时，各石窟无论何种造像衣饰，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汉族服式。全国最大的石窟群，如莫高、麦积山、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在北朝中期后的造像，都受到了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

　　隋唐时期，佛教成为当时人们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石窟的开凿达到了高潮。五代和宋代石窟艺术不像以前那样繁荣，石窟的开凿也少了。但个别地方，如四川大足龙岗山佛湾的造像，却更富有民间气息，这是以前各代石窟造像所不能比拟的。

　　通观上述情况，可知我国的石窟艺术源远流长，分布地区辽阔。就现在所知，我国古代石窟分布在西起昆仑，东至东海，南抵吴越，北达幽燕的广大区域内。按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将全国石窟划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和南方三大地区。

　　(一)新疆地区，主要分布在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其集中的地点又可归结为三小区：古龟兹区，在今库车、拜城一带，主要石窟有拜城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库车境内的克孜尔朵哈、库木土拉和森木塞姆石窟；古焉耆区，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 一带；古高昌区，在今吐鲁番一带，主要石窟有吐峪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

　　(二)中原北方地区，即新疆以东，黄河流域以北，至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多样，是中国石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下面又可细分为四小区：河西区，指甘肃黄河以西各县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甘肃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和庆阳南北石窟寺；陕西区，主要有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洞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县城台石窟等，陕西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之地；晋豫及其以东地区，主要包括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安阳宝山石窟，益都云门山与驼山石窟，内蒙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鄂托克旗百眼石窟，平顺宝顶寺石窟等。

　　(三)南方地区，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分布也比较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雕像多于开洞窟造像。主要有南京栖霞山千佛岩石窟，杭州西湖附近窟龛，新昌宝相寺大像和广元皇泽寺、千佛崖窟龛，以及大足龙岗山石窟、佛湾石窟，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等。

　　上述三大地区的石窟，如以洞窟开凿的形制进行分析，可以分为七类：

　　(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

　　(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

　　(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

　　(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

　　(五)佛殿窟中设坛置像的佛坛窟；

　　(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

　　(七)小型禅窟组成的禅窟群。

　　三大地区的石窟形制虽都各具特点，但也互相影响。例如：5世纪60年代山西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江南无量寿佛的崇奉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更早。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地区西部的石窟龛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七八世纪隋唐盛世时期，中原地区窟龛的典型形制已经南传四川，西传新疆。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既盛行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长江以南地区。13至14世纪西藏藏传佛教窟龛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也出现在南方。从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情况中可以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石窟艺术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5世纪晚期以后，各地石窟却都受到全国主要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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