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籍史话 作者:李致忠


第二节 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版画

  中国的版画,起源于书籍的插图。至今人们仍把图、书并称,大概就是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书籍就有图。清人徐康在其《前尘梦影录》中说:“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隋书·经籍志》礼类,有《周礼图》14卷……是古书无不绘图。”待到版印书籍盛行以后,这种有书有图的风气不但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就是中国古书中的插图版画。

  书籍的插图,是对文字内容的形象说明,它能给读者清晰的形象的概念,加深人们对文字的理解。因此,插图版画随着雕版印书的发生与发展,也就逐渐兴盛了起来。

  我国采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书籍,大约始自唐朝初年。而当这种崭新的技术刚一兴起,其优点和长处,一下子就被富于宣传能力的佛教徒看中了。他们用这种技术雕印经文佛像,以达到做功德、传教义和争取信徒的目的。鲁迅先生在《木刻纪程小引》中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又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专辑”序》中说:“木刻的佛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至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看见实物。”这说明当雕版印书术刚刚兴起的时候,雕印的木板佛画随之就产生了,这可以说是我国木刻版画的滥觞。

  我们在前边曾经谈到过唐玄奘去印度取经回国后,曾经“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说明早在唐朝初年,即公元7世纪的中叶,木刻版画就已经产生了。而这幅版画,就是佛教中的普贤菩萨画。

  1944年,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了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雕印的《陀罗尼经咒本》,约一尺见方。中间镌印佛像一尊,四周刻印古梵文咒语,咒语四周又刻印小佛像数尊,是一幅构图完整而又图文并茂的木刻版画。这幅版画产生的时间,大约在8世纪中叶以后。

  到9世纪下半叶,即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为二亲祈福而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开了经文卷首配镌扉画的先河。这幅卷首扉画,描写的是释迦牟尼佛坐在祗树给孤独园的经筵上对僧众说法的故事。长老须菩提,正是经文中所说的褊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拾恭敬而向佛言的形象。佛的左右,巍然屹立着两员护法天神,周围环绕着许多贵人施主和僧众。经筵的前面,卧着两头勇猛的狮子,用来表达佛法无边,连猛兽也足以度化降伏。图的上部,在微风吹拂的幡幢上,两位仙女驾着祥云从左右飘然而来。整个构图,中心突出,错落有致。释迦牟尼佛妙相庄严,胸藏万法;长老须菩提虔诚聆听,神态怡然;天神尚武,护法坚贞;众僧垂目,凝神恭听;雄狮欲出,但又囿于佛法,无可奈何。各种形象都有自己的特色,但都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呼之欲出。不但在绘画技巧上表现了中国画传神的特点,在雕刻刀法上,线条描摹上,也能与绘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所以这幅作品,不但表明9世纪中叶我国的木刻版画已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而且在书籍插图的形式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佛经,无论单经大藏,其插图多取卷首扉画的形式,便来源于此。这固然与此时书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是卷轴装有关,但后来演变为经折装和册叶装,其插图仍然常附在书前,也是卷首扉画的遗意。

  进入五代之后,不但政府组织力量校刻儒家经典,远在西北边陲的地方节度使也主持刻印佛经、佛画。五代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西北瓜沙、敦煌地区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人雕印了《大圣毗〔pi皮〕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使版画艺术更前进了一步。《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描绘的主人公毗沙门天王,在佛教中是护法的天神,是所谓四大金刚中的北门天,神通广大。传说在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不空三藏作法,请毗沙门天王显圣,因此平息了外患,所以在唐代毗沙门天王被奉为军神。版画的结构很紧凑,一个健壮的地神,从地下露出半个身子,用他的双手擎住毗沙门的双足。毗沙门右手执附旗长戟,左手托着供奉释迦牟尼的宝塔,头戴宝冠,旁附羽翼,双肩喷射火焰,腰间紧窄,横佩长剑,长甲披肩,铠片鳞鳞,目光炯炯,胡须上翘,充分表现了毗沙门天王的性格与威力。辩才天女手捧花果侍立于左;童子与罗刹侍立于右。面目狰狞的罗刹右手高举着一个婴儿,这是为了表现毗沙门天王能随时变化婴儿,普度众生的故事。整个构图中心突出,结构严谨,刻画线条刚劲而不呆板,人物神态各具特色。图案下面分界刻印题记10行,上图下文,图文并茂,开了以后书籍插图上图下文形式的先河。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形式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相同,也是上图下文。菩萨像有墨印彩绘的。观世音菩萨头戴宝冠,脚踏莲台,左手提净水瓶,右手拈莲花,长带披肩,飘然至足。彩绘的上部幡幢、莲花、衣襟均饰红色,裤为白色,缥带为绿色,足下莲座为朱墨相间。构图简洁,人物突出。观世音菩萨妙相慈祥,神态自然。图案下部镌印文字题记13行,上图下文,图文并茂,是一件难得的早期版画珍品,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北京图书馆藏有吴越国王钱俶于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雕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也称为《雷峰塔经》,卷首也镌印扉画。内容是描绘吴越国王宠妃黄氏礼佛的情景。线条简练,构图及环境布置很紧凑。此后宋代雕印的《开宝藏》,辽代雕印的《契丹藏》,金代雕印的《赵城藏》等,都是卷首扉画的形式。但在宋代雕印的佛经版画中,出现了在经卷中间插图或连续插图的版画形式。有的上图下文,有的左图右文,有的内图外文,有的不规则插入,形式多样,但目的都是为了形象通俗地解释经中故事。如北宋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江苏地区刻印的《陀罗尼经》,就是这种形式。一幅图版,分数段描写故事内容,这种卷中插图的形式,开了以后书籍插图形式的先河。佛经以外,像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刊印的高克明绘画的历史故事《三朝训鉴图》10卷;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刊印的相传为顾恺之补图的《列女传》八卷;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刊印的将作少监李诫撰绘的《营造法式》34卷;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刊印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乾道间刊印的《六经图》,以及《群书类要》、《博古图》、《梅花喜神谱》、《忘忧清乐集》等,都是书中带有连续插图或多幅插图的实例。它们标志着插图版画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了。

  与宋同时,北方先后有辽、金峙立。山西应县木塔出土的辽刻佛经,有七件也带有卷首扉画。金代山西临汾,也称为平阳或平水,是个刻书中心。这个地区于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由书轩陈氏刻印的《铜人腧〔shu 术〕血针灸图经》五卷。明昌三年(公元1193年)平阳地区刻印的《新刊图解校正地理新书》15卷。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晦明轩张氏刻印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30卷。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刻印的《经史证类大全本草》31卷。这些书籍都带有精美的插图版画,说明金代的版画艺术,和宋朝一样,也在向前发展。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当年俄国地理学会组织以科兹洛夫为首的探险队,到宁夏黑水西夏旧都遗址探险,发掘携走的《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是金代平水地区刻印的独幅招贴版画。这幅版画又称《四美图》,内容是描绘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四位美人。一位是汉成帝时宫中女官婕妤、后来立为皇后、体态轻盈、能歌善舞的赵飞燕;一位是怀抱琵琶出塞和亲的王昭君;一位是才华出众、继班固完成《汉书》写作的班昭;一位是晋代石崇的爱妾绿珠。构图画面富于变化,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赵飞燕、绿珠居前,王昭君、班姬在后。绿珠面左朝正,其余三人均面右朝正。但衣裙都向左飘斜。因而使画面的视线既集中,而又仿佛都在微风中款步徐前。故画面又显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跃然纸上,颇有呼之欲出的效果。人物的背后又布置有玉阶、雕栏、牡丹、假山,并细绘花边,饰以鸾凤,因此画面又显示出贵夫人深居宫苑的庄重,却又兴致萧然的气氛。线刻精致入微,敷墨协调自然,是我国木刻版画中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

  元代的刻书事业也是很发达的,表现在插图版画上也有不少杰作。如插图丰富的《事林广记》、上图下文的《虞氏平话五种》、卷帙较大的《全相诚斋孝经直解》、铺陈考究的《博古图》、精巧别致的《绘像搜神前后集》,以及《竹谱详录》等,其绘画与雕印均极精湛,堪称元代版画的代表作。特别是建安椿桩书院刻印的《事林广记》42卷,不但书品考究,而且插图也极为丰富。其中有一幅为两位贵人对坐,做双陆游戏。床后侍立二人,一人捧仗,一人捧盔。旁边陈设一几案,上面摆茶、酒、杯、箸。人物背后,以屏风作衬景,屏风上绘牡丹、孔雀。一只黑色的猎狗正由屏风背后转出。还有一幅也是两位贵官,分左右而坐,侍者跪地献酒、果。床后侧有乐队,正在拨弦吹奏。床左右各立一只黑、白猎狗。这两幅插图版画,描绘的都是蒙古族达官贵人的生活场面。雕刻的刀法浑厚古朴,印得黑白对照鲜明。人物的面形神态、衣着陈设,安排得也都很合理,并且都有猎狗出现在画面上,反映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习惯,也表达了蒙古贵族的生活作风,代表了当时蒙古族上层社会生活的面貌。

  明代刻书的插图版画,从形式到内容,从质量到数量,从绘画到雕印,均臻完美,达到了黄金时代。明代前期的版画作品,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自然奔放。其原因就是这时的刻工、画工很可能多由一人兼任。版画上人物的须眉、衣裙的皱折等,尚有极为明显的以刀代笔的痕迹。特别是阴刻的线条,刻工信手所镌的迹象尚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明代前期版画在发挥线描、强调阴刻及版面的黑白对比上,都有大胆的创新,使版画艺术迈出了新的步伐。

  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镇居民急剧增加。适应城镇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戏曲、小说层出不穷。为使这些戏曲、小说更加富于形象化,根据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场景和情节,绘制雕印的插图也越来越丰富多采。特别是嘉靖、隆庆以后,带有丰富插图版画的戏曲、小说,不但数量多,质量和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仅五集《古本戏曲丛刊》所收明代版画就有3800余幅。

  万历以后,版画开始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并且创造了新的方向与新的道路。北京、金陵(今江苏南京)、徽州(今安徽歙县)、杭州、建安(今福建建瓯)等地,刻书和雕印版画一方面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另一方面同一地区的刻书和和版画风格又渐趋一致。于是又形成了以地域相划分的不同流派,如金陵派、徽州派、建安派等。等到徽州虬〔qiu求〕村黄氏一家出现,徽派形成,则一改往时大刀阔斧、粗枝大叶的刀法,结构松散疏落的构图,形成了婉丽纤细的风格。如黄玉林刊印的《仙媛记事》插图、黄应光刊印的《乐府先春》,以及后来黄肇初刊印的《水浒叶子》、黄建中刊印的《博古叶子》等,都以独具匠心的构图方式,栩栩传神的人物形象,巧妙协调的场面和布景,隽秀流畅的刀法,墨色匀称、对比鲜明而又明暗自然的印工,把版画艺术推向了高峰。

  在这种版画艺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套印技术也进入这块园地。像程大约彩色套印的《程氏墨苑》,是早期的 一版多色敷彩套印的作品。到天启、崇祯时,当时多才多艺的武英殿中书舍人胡正言,心灵手巧的吴发祥等进一步创造了“饾〔dou 豆〕版”和“拱花”的技法,为雕版印刷,特别是版画艺术,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所谓“饾版”,就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雕刻一块小木板,然后依次套印或迭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版画。这样的作品,其色彩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乎与原作无异。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就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种技法。如荣宝斋所印《韩熙载夜宴图》,据说就雕有1000多块大小不等的画版,这种画版,有如饾饤〔ding 定〕,所以称为饾版。所谓“拱花”,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鸟类的翎毛、大自然的山川、天空的行云、地上的流水、庭院的雕栏、室内的几案等,富有立体感,使人看去更觉真实、自然。这种技法的特点,就是使印纸拱起花纹,所以称为拱花。将这两种技法结合在一起运用,就称为饾版拱花。蜚声中外的《十竹斋笺谱》、《画谱》及《萝轩变古笺》用古妍绚丽的色彩,明快流畅的刀法,精湛自然的饾版拱花套印技术,在中国版画史上独树一面旗帜,引导版画艺术向新的境界发展。

  这一时期的版画艺术还有个新特点,即当代的名画家与当时的名刻手,能相互配合,紧密合作。例如,画家在作画时就考虑到版画的特点而调整自己的线描,刻手在操刀施刻时也注意保留画家的风格与技法,因而在明代晚期产生了一批不朽的版画作品。如《顾氏画谱》,记录了自晋朝顾恺之,一直到明朝的孙克弘、王廷策等人的丰富多采的画法和创作风貌。新安黄凤池手辑的《雅集斋画谱》,提供了山水、花鸟等各方面的画法与技法。《诗余画谱》出于徽派名工之手,一图一词,相映成趣。著名画家陈老莲画的《九歌图》、《鸳鸯冢》等,更给明代晚期的版画增添了无限光彩。

  清代武英殿所刻官方版画,多是清初政治的反映。如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手绘,鸿胪寺属班朱圭付刻的《耕织图诗》,王翚〔hui 挥〕、宋骏业、冷枚、王原祁等创作的《万寿盛典图》,乾隆时两江总督总理河防大臣高晋集辑的《南巡盛典图》,以及《八旬万寿盛典图》、《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诗图》、《皇朝礼器图式》、《皇清职贡图》、《棉花图》,西洋郎世宁等绘制的乾隆《十六战功图》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清朝初年政治生活的现实。特别是这一时期一些供奉内廷的画家,深受西洋画法的影响,在写实、构图等方面,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画法相结合,创作出许多形象逼真,透视科学,布局清晰的好作品。这是清初官刻版画不同于传统版画的特点。

  清初,民间版画在明末版画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如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大画家萧云从绘刊的《离骚图》,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绘刊的《太平山水图》,不但在人物表现方面继承了前代优秀传统技法,在置陈布势中又创造了新的风范,显示了独特的风格。

  这里有个特别值得一提的艺术杰作,就是《芥子园画传》。它是继明末《十竹斋画谱》、《笺谱》、《萝轩变古笺》之后,用饾版拱花技法彩色套印的一种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画谱。《芥子园画传》是在李渔李笠翁指导下编刻的。李渔生当万历末年,浙江钱塘人。中年身经明王朝的覆灭,入清便以明末遗民的身份周游天下,养成了任侠豪放的性格。晚年定居南京,筑别业一所,地止一丘,故以芥子名之。《芥子园画传》共分三集,流行很广,影响深远。

  在清初官私版画大力发展的同时,插图版画,在戏曲小说中也有了别具风格的发展。如康熙时刻的《隋唐演义》,插图就有百幅。其他如《封神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两晋志传》、《西游真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水浒后传》、《玉娇梨》、《平妖传》、《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及戏曲中的《秦楼月》、《桃花扇》、《长生殿》、《天马媒》等,都有多少不同而艺术水平很高的插图版画。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书籍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画法各异、雕刻精良、印刷精美的插图版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留下来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表明中华民族在书籍装帧艺术上,很早就注意到插图的设计,并不断发扬光大这种艺术思想,使中国古书,特别是那些带有精致插图的古书,显得更加绚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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