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书籍，人们通常想到的多是现代书籍的内外形象，顶多还能想到古籍线装或古籍包背装的内外形象，再久远的书籍就难以想象了。其实现代人们通常所能想象的书籍，还是正规书籍的概念。殊不知正规书籍的出现，不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到很晚以后的事情，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很晚以后的事情。早期的文字记录，例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等，虽然算不上正规书籍，但它们却为正规书籍的产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初期书籍的特定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中国书籍的初期形态。因此，中国古代书籍史自然就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初期书籍阶段，一个是正规书籍阶段。书籍史的任务，就是要追寻这两大阶段中书籍发展的轨迹，揭示它们的演变规律。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它既具备物质形态，同时又具备意识形态。凡是书籍，无论是初期书籍，还是正规书籍，都是人的某种意识的反映。而人在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相划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以阶级、阶层相划分了。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及各个阶层的人，不管他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思想感情、意识形态、观察社会、理解人生，以及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各种问题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阶级的色彩。这种客观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阶级意识，反映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阶级特色。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意识形态除了受阶级制约，还要受时代制约。中国古代各个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夏、商、周是奴隶制时代，固然与其后的封建制时代呈现着不同的时代特色。同是封建制时代，由于朝代的更迭，也分为若干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同，也呈现出许多不同的时代特点。这些不同的时代特点，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折射在书籍里，也就使书籍带上了时代特色。

　　当然，同是一个阶级，甚至是同一阶层，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由于平生际遇的不词，对世态炎凉的感受也不尽相同。甚至同是一位著作家，由于前后地位的变化，或是前后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思想情绪。所有这些，反映在作品里，折射在书籍中，也就使书籍带上了个人的特色。

　　所以有人说，图书一经产生，就会凭借着其物质载体从人的主观意识中游离出来，异化为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书籍是一种物化了的思维，凝固了的意识。这就决定了书籍的内容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美妙的还是丑恶的，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所包含的意识都具有独立的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一个方面。

　　人的意识传播媒介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靠说唱演讲传扬开去，一是靠著书立说物化出来。所以当人们的某种意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或是社会科学的，只要物化成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就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形态，这是书籍构成的另一个方面。

　　书籍构成的物质形态，包括文字、文字载体、载体材料、材料形状及装帧形式等。

　　文字是书籍构成的基本条件，任何情况下，没有文字都不可能产生书籍。文字不但承担着意识形态的构成任务，也影响着书籍物质形态的内外状况。如汉字方块字的特点，影响中国书籍既可以从右向左竖写、竖印、竖排，并因此而影响中国书籍右侧装订、书脊居右的特点；也可以从左向右横写、横印、横排，并因此而影响中国书籍又可左侧装订、书脊居左的特点。而有些少数民族文及英、法、俄、德等外文，就只能是从左向右的横写、横排，因而也就只能左侧装订，书脊居左，而决不可能是竖写，竖排。这说明，文字不但是构成书籍的前提条件，还影响着书籍的版面形式和外部形态。

　　文字除在人的头脑里可以想象外，只要在客观上显现出来，就一定有个着附材料的问题，或者说就一定有个载体问题。而文字的载体，实际就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世界上各个古老民族在各自书籍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采用过不同的制作材料。外国人先后采用过纸草、树叶、树皮、砖刻、蜡版、铜叶、铅叶、金叶、亚麻布、羊皮、犊皮，乃至于人皮；中国则先后采用过龟甲、兽骨、人的头盖骨、青铜器、石鼓、石碑、石碣、石片、玉片、摩崖石、竹简、木犊、缣帛等。到人类普遍使用纸张来制作书籍，那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由于文字的载体，或者说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制作方法，或者说是书籍的生产方法也不同。从刀刻、笔写、雕印、泥活字排印、木活字排印、金属活字排印，直到全人类共同使用铅活字排版印书，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纸张成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之前，不能想象书籍会用印刷的方法生产出来。同样，在以甲骨、石料、玉片为书籍制作材料的情况下，恐怕也只能用刀刻或笔写的方法来制作书籍，而不可能采用印刷的办法。古印度及东南亚以贝多树叶为文字载体制作书籍，也只能用铁笔将文稿刻画在贝多树叶上，也不可能用印刷的办法生产出贝叶书籍。可见不同的书籍制作材料，相应也就有其不同的书籍制作方法。

　　由于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不同，影响到书籍的形式，或者说是书籍的外部形态也不同。片片不甚规则的甲骨，其装订只能是中间钻孔串连；片片有规则的竹木简，便可以用绳子串连或编连；缣帛是丝织品，柔软坚韧，自身相连，因而帛书的装帧形式既可卷起收藏，也可以叠起置放。纸张兼具缣帛的柔软，更易成型，因而先是仿效缣帛采用卷轴装，后又出现经折装、旋风装。待到书籍的制作方法发生巨大变革，即由手写转换为雕印，影响到书籍的装帧形式彻底过渡到册叶式的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书籍构成的物质要素，或者说由它们综合起来，构成了书籍的物质形态。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应完成的重要任务。

　　中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古代的书籍，但书籍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结晶。反转过来，书籍又是记录历史，反映历史，总结三大革命运动，推动历史和三大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以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什么样的世界观构成书籍的内容；以什么样的物质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以什么样的技术作为书籍的制作方法，以什么样的工艺构成书籍的内部形式和外部形态，都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是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书籍自身的历史，还应包括能够影响书籍生产倾向、生产数量、流通倾向的图书事业。

　　所谓图书事业，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图书活动。它既包括国家行政扬抑下的图书活动，也包括人类文化褒贬下的图书活动。研究这两方面抑扬下书籍生产、流通的兴衰，就是图书事业的全部内容。

　　书籍的发展，包括书籍自身的演变和图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所谓必然性，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指书籍自身所固有的必然的内部联系和图书事业兴衰演变必然的外部联系，以及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关系。揭示书籍自身演变的客观规律，阐述图书事业兴衰的历史必然性，概括它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呈现的不同发展状况，则是中国古代书籍史所应承担的又一任务。

　　从初期书籍、正规书籍两大阶段入手；从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两个方面阐述；从整个图书事业的大背景着眼，便构成了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方法、结构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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