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开始，中经迦腻色迦王，印度佛教不断向境外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并在许多国家形成各具特色的教派。传入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佛教，以大乘为主，称为“北传佛教”。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区的佛教，以小乘为主，称为“南传佛教”。而传入中国的西藏、内蒙古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地区的佛教，则属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①系统。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 自汉武帝时代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后，西域各国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准备了条件。

　　但是，佛教传入内地的最初年代，现在已很难确定了。有关的传说很多，其中以下面两种说法较为可信。

　　在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曾引用曹魏鱼豢〔huan患〕所著《魏略·西戎传》内容，其中有关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的记载(见《三国志》卷三○)。大月氏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移居大夏，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中心。所以，汉哀帝时大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授佛教，当是有可能的。

　　但在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更为广泛的则是“白马驮经”的故事。根据多种典籍(如《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曾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飞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佛。”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西行求法，在大月氏抄回佛经42章，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一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大体也是可信的。后起的一些记载，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润色，于是就出现了“白马驮经”的传说。据说，蔡愔[yin 音]等人受汉明帝之命，远征西域，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大月氏遇见僧人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他们来汉地传播佛教。两人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②。白马寺便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又一种说法。这一说法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最为广泛。

　　总之，大约早在两汉交替之际，即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已开始通过西域地区，逐渐传入中国内地。

　　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宫廷里和社会上正流行着黄老之学③和各种宗教迷信、神仙方术。因此，佛教的教义很容易被理解为“清虚无为”，与黄老之学没有矛盾冲突；释迦牟尼佛则被时人视为大神；而佛教的斋忏仪式则被看做汉人的祠堂祭祖活动。汉桓帝曾在宫中铸黄金佛像，与老子的像并立供奉，以祈求长寿多福。楚王刘英也将佛依附于黄老，一起予以祭祀。而佛教为了宣传的需要，也往往迎合神仙方术之士，兼采占验、治病、预卜吉凶等手法。

　　佛教是外来宗教，它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佛经的译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印度的佛经只有译成汉文才能为汉人阅读和接受。为此，自白马驮经以后，初期来华的僧人都十分重视译经事业。正式见于史籍记载的最初佛经翻译，大约在公元2世纪东汉桓帝、灵帝之世。这时的佛经翻译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翻译的小乘经典，如《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等；二是以支谶[chen 趁]为代表翻译的大乘经典，如《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

　　曹魏建都洛阳，它的佛教是东汉佛教的延续。曹魏中期，来自中印度的僧人昙诃迦罗在洛阳译出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并请印度和西域僧人担任戒师授戒。从此，汉地开始按照佛教戒律的规定授戒度僧，结束了过去只出家(剪除头发，斋供祭祀)而不受戒的历史。颍川人朱士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汉地第一位佛教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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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藏传佛教在过去俗称“喇嘛教”(喇嘛，意为上师，是对僧侣的尊称)，但这种俗称实际上并不确切，故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以称“藏传佛教”为宜。

　　②白马寺现存于洛阳东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有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

　　③黄老之学，以老子“自然无为”学说为中心，兼取儒、道两家思想，其特点可用“清静无为”四字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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