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关中、洛阳地区的人士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下，佛教也随之传入江南。在吴地从事佛经翻译和传教活动者逐年增加，其中成就较为突出的有支谦、康僧会等人。

　　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生卒年不详。他是吴地著名佛教居士，佛经翻译家。祖籍月氏，其祖父法度于汉灵帝(公元167—189年在位)时率数百人来华，寄居河南，受封“率善中郎将”。支谦自幼勤学中外典籍，备通六国语言。后受业于支亮，而支亮曾就学于著名佛经翻译家支谶，故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他学识渊博，所谓“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汉末，他与数十人同入吴地，受孙权召见，问及经典深奥之义，皆应对自如。故得孙权的高度信任，被拜为博士，并使辅导太子孙亮。

　　自孙权黄武二年(公元223年)至孙亮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凡30余年间，支谦广事译经，弘传佛法。他先后译出《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本业经》、《太子瑞应本起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共大、小乘经典36部48卷。据说他曾依《无量寿经》、《中本起经》思想，作《连句梵呗》，对中国佛教音乐的形成有过贡献。他还注解了自己翻译的《了本生死经》等。

　　支谦的译经，以继承支谶事业、宣传大乘般若思想为重点。因他深谙音律，长于文辞，故译文生动流畅，时人赞为“曲得圣义，辞旨文雅”。这类译经十分有利于佛教的推广和普及。

　　孙亮登位后，支谦隐遁于穹窿山，不交世务，潜心禅寂，而公卿士大夫入山归依者颇众。

　　康僧会(公元？—280年)是吴地佛教的主要传播者。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而移居交趾。10余岁时，双亲并亡，乃出家学佛。曾从安世高弟子陈慧问学。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不但“明解三藏”，而且“博览六经”；乃至天文图纬，也多所涉猎。因见当时江东佛法尚未盛行，乃立志东游弘法。他于赤乌十年(公元247年)来到建业(今江苏南京)，设立佛像，宣传佛教。相传他曾利用佛舍利①显示神异，说动孙权，为其建立佛寺，名“建初寺”，是为江南佛寺的发端。

　　康僧会也是早期译经家，他翻译的佛经很多，重要的有《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吴品经》(相当于《小品般若经》)等。又曾为《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作注及序。

　　康僧会的佛学，既与安世高的小乘佛学有联系，又深受支谦的大乘思想影响。他主张以“安般”即调整呼吸等方法，对治因情欲引起的精神放逸。根据佛教在江南初传的特点，他善于用中国传统儒家经典来解释佛教教义，并以天人感应的神学学说和积善积恶的通俗说教来比附佛教的轮回报应思想。按照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在他所译的《六度集经》中，多以菩萨“本生”②故事，寓以大慈大悲的救世精神，体现出他试图以拯救世人的灵魂而达到挽救人类社会的积极思想。从上述理想出发，他把儒家的“仁道”视为佛的“三界上宝”，提倡“王治以仁，化民以恕”。他在该经中说：“为天牧民，当以仁道”；“吾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也。”甚至认为，对于“利己残民，贪而不仁”的君主，臣民可以起来予以废除。这样，他把佛教学说与儒家思想作了协调处理，尤其是把佛教中某些出世的消极因素改造成为治世安民的内容，容纳了儒家入世的积极精神，从而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另一蹊径。他曾说：“虽儒家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因此，儒、佛两家并不存在矛盾。严格意义上说，他的译经，带有明显的编译性质。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康僧会在弘传佛法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唯取报应近义，以开讽其心。”孙皓是一个昏暴凶残的帝王，不仅不信佛教，而且曾下令毁弃佛寺，所以康僧会主要用通俗易懂的轮回报应等思想加以劝说，从而取得较好的效果。后来江南佛教的兴盛发展，与康僧会在这里的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所以许多佛教史籍都将他视为江南佛教的开创者。

　　据载，康僧会曾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所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可见也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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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舍利，梵语音译，意为骨身或灵骨，相传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结晶体，后也指高僧去世后烧剩的身骨。常见的有三种颜色：白色的是骨舍利，黑色的是发舍利，赤色的是肉舍利。

　　②本生，指释迦牟尼于过去世受生为各种不同身形及身分(如国王、婆罗门、商人、女人、象、猴等)时所行的善业功德，多 以寓言故事形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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