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兵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自的特点，概括说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源远流长

　　中国兵书起源较早，自《军志》、《军政》算起，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孙子兵法》问世也有2500多年，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年)所著的《历史》(又译作《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军事历史著作，它的成书年代不但远晚于《军志》和《军政》，而且也晚于《孙子兵法》。之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年)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年)所著的《长征记》，古罗马的恺撒(G.Julius Caesar，公元前102—前44年)所著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相继问世，它们的成书年代明显地晚于《孙子兵法》。在亚洲，印度孔雀王朝开国皇帝的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约于公元前4世纪著成一部带有军事内容的《政事论》，其成书年代也远在《孙子兵法》之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17世纪初，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其间流传下来的有价值的军事著作甚少。中国则不同，从公元前6世纪到17世纪初，其间出现了两次兵书著述高潮，有数百部乃至上千部各有特色的兵书问世，即使是在两次高潮之间的低谷时期，也有一些著名兵书流传至今。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兵书著述虽然受挫，但是也有著名的兵书传世。至19世纪后期，在西方军事科学、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又出现了从传统的著述方法，转向以翻译和著述新兵书并重的方法，出现了兵书发展的第三次高潮。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兵书的发展，源远流长而持续不断。它既不像古希腊、罗马和印度那样，在瞬息闪烁之后便光消焰灭；也不像有些国家那样，于资本主义到来之前，在兵学论坛上还一无所闻。

　　(2)理论体系完备

　　上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军事著作，并不是按照军事理论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的，而是以时间先后与地区国别为经纬，在叙述历史事实和神怪传说中，夹杂着对战争与军队建设问题的认识，大致是属于军事历史性的著作。古印度的《政事论》是一部治国安邦策略的著作，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国防建设的方法和军事斗争的艺术，军事理论色彩则失之于淡薄。中国历代兵书则不然，自诞生伊始，便带着浓郁的军事理论色彩，即或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军志》和《军政》的片断论述也是如此，几乎每一条言论，都是高度浓缩了的军事理论结晶。自《孙子兵法》以后的兵法著作，尽管论述的角度不同，但都是按照军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设置篇章，逐层依次展开论述的。在进行论述时，则注重把握战争全局，注重谋略运用，注重抽象思维和对普遍规律的概括，为后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因此，中国历代著名兵书所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融汇于军事理论之大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

　　(3)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中国历代兵书虽然不是哲学或军事哲学专著，但是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却闪烁在字里行间。

　　首先是关于准备和进行战争的唯物论思想。绝大多数兵书都认为，国家拥有的人力、土地、物产、粮食、辎重等资源、物力和财力，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客观物质基础，政治、天时、地利、人和、将帅的素质、兵员的数量和训练程度、法令的顺利贯彻、赏罚的公平实行等因素，则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客观条件。物质基础雄厚，客观条件具备，战争就能进行和取胜。

　　其次是关于进行战争的唯物论认识论的思想。它们认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还须对双方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对比，以全面掌握敌我双方优劣之所在。只知己而不知彼，或只知彼而不知己都不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知彼知己，就不可祈求于鬼神，不可只凭信于类比和推测，不可用日月运行的度数去验证吉凶，办法是只能从本部的官兵中了解己情，从知道敌人内幕的人中去了解敌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对战争指导者而言，还要通晓战争的全局和战争的各个发展阶段，掌握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势，才能驾驭战争而稳操胜券。

　　其三是关于进行战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们注重对战争中各种矛盾和对立事物的分析，如敌我、彼己、主客、治乱、离合、锐惰、赏罚、贫富、动静、进退、攻守、速久、疾缓、胜败、虚实、坚瑕、奇正、轻重、避就、围阙、专分、利害、优劣、勇怯、刚柔、智愚、安危、存亡、险易、广狭、远近、众寡、强弱、劳逸、饱饥等，并能通过这种分析，充分认识并巧妙运用这些矛盾双方的消长和转化，把握战机，夺取胜利。

　　其四是强调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自己转劣为优，趋利而避害，扬长而避短；消减敌人的优势而加重其劣势，扩大敌人的不利而缩小其有利，削弱敌人的长处而暴露其短处。《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计篇》中的“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都是关于通过战争指导者的主观努力，促使战争的形势向着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之转化的精彩论述。所以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92页中说：《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像《孙子兵法》这样的精彩论述，在其他的兵书中也有很多。

　　通观历代兵书，可知在中国军事领域中，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已得到较早和较快的发展，并以其特有的形态和方式，影响和充实着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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