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走进寺庙，往往可以看到石造的碑碣立在大殿的前面，这种碑碣简称为碑(图35)，是专门记载与庙有关的事迹，如寺庙的历史，修建的经过，建庙、修庙出钱出力的人名等等。在规模较大和历史悠久的寺庙里，这种碑还不止一块，有时还把重要的石碑立在专门建造的碑亭中加以保护。

　　碑既然成为记事的一种形式，它就不仅在寺庙里，而且还出现在其他需要记事的地方。清朝乾隆皇帝在巡视沈阳故宫时，加建了一座专门储放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并且在文溯阁的旁边特别建造了碑亭，亭中立碑刻记着建阁的经过。在河南永成县北郊的芒砀山，有一块名为“日月汉高祖斩蛇处”的石碑，据《史记》记载，一日汉高祖喝了酒率众将士夜行至此，走在前面的下臣报告说前有大蛇挡道，高祖说：“壮士行，何畏”，拔剑把路上的蛇斩杀了，蛇的鲜血流满地面，因而在这里长出一片红色草地。后来有人路过此处，见一老妇在哭诉：“我儿子是白帝之 子，变成蛇挡住了大道，被赤帝之子杀了”，说完即消隐不见。后来汉高祖当上了皇帝，就在当年斩蛇处立石碑以资纪念。原碑已毁，现在这块碑为明代所立，碑上专门刻记了这个历史故事。
　

　　图35 宋《营造法式》中石碑图 (选自《营造法式注释》)

　　碑除了记事外，也有专门记人的。河北沙河县有一座唐代的“宋璟碑”，宋璟为唐代政治家，曾担任过尚书、右丞相等职，死后归葬家乡，此碑立于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为大书法家颜真卿撰写的碑文，字体气势豪迈，所以特别有历史和艺术价值。河北唐县有一块“六郎碑”，是后人为纪念宋代将领杨延昭(六郎)镇守三关的功绩而建立的，碑立于当年六郎伏兵大败辽军之处，用石碑来颂扬某人的功德，使之流芳后世，这就是“树碑立传”。还有一类专门为某地或者某处题名的石碑。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在北京西郊修建了清漪园(今颐和园)，将原来的瓮山和西湖定名为万寿山与昆明湖，第二年特地在前山腰上立了一座巨石碑(图36)，上刻题名“万寿山昆明湖”，碑后面还刻记了修清漪园的经过。石碑上除了刻文字外，还有刻像的，称为“造像碑”，主要立在寺庙里，碑上往往刻画佛、菩萨、弟子、天王等像。
　

　　图36 北京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

　　石碑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首先，它记述了历史，无论是记事或者记人，石碑都真实地记下了历史的片段，它比早期的竹简和后来的书籍都保存得更长久。其次，石碑留下了历代书法家的真迹。书法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历代书法家既讲究继承，又讲求创新，他们都是在观摩、临摹、研究前辈名家书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发挥自己之所长，从而创造出个人的风格和流派。古代的书法都是靠竹简、纸张和石刻留传到后世，其中以石刻最为长久而不易损坏。而石碑上的碑文有许多正为名家撰文书写，所以石碑往往成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真迹的汇集所在。浙江绍兴西南郊的兰亭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与他的好友作禊〔xi戏〕饮之乐的地方，每年三月初三，春日暖暖，众友好聚会野外，围坐在自然的曲水边，把酒杯放在水上随曲水飘流，酒杯停在谁人面前，即饮此酒并罚咏诗一首，以此为乐。这种形式逐渐成了古代的一种民俗，而且后来把自然的曲水变成了人造的弯渠，形成为后世的“曲水流觞”，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内就有一处这样的曲水，名为“禊赏亭”。但兰亭之所以有名，实因王羲之在这里欢饮之后，亲笔写了一篇著名的《兰亭集序》，记述了这次修禊的盛况。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所以唐宋以来，不少书法家都好临摹《兰亭集序》。这类临摹的书刻石碑在兰亭就集中了10余种，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又先后来这里题字树碑，还建有一座“流觞亭”，亭前有鹅池，池畔立一石碑，上刻“鹅池”二字，亦传为王羲之手笔。不大的兰亭就集中了如此多的碑碣，可见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如今在西安碑林和山东泰安岱庙都集中了为数众多的历代石碑，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宋以后的米芾、蔡京、苏轼、赵孟頫等著名书法家的真迹在这里都有保存。

　　石碑还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因为在碑头、碑身、碑座各个部分都有石雕作装饰，它为古代雕刻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首先看碑头，在众多的石碑中，见得最多的就是刻着龙纹的碑首，这种形式在宋朝记载建筑规范和样式的专著《营造法式》中就有规定。如图35所示，由左右各三条龙相交，中央留出篆额天空，龙在碑的侧面，龙头向下，龙身拱起，相互交叉组成图案。当然在各地石碑中，这种标准形式也有所变化，例如碑身厚者，一边用四条龙，碑身薄者一边只用两条龙；龙头有的不在侧面而展现在碑的正、背两面。龙的体态，有的刚健有力，有的则软绵而缺乏力度，技法高低差别也很大。自然并非所有石碑碑首都是这种盘龙的形式，有的碑头做成房屋四面坡屋顶形式，有的呈规则的方形，只在石面上施以雕刻作装饰。碑身为石碑的主要部分，它是书刻碑文的地方，所以装饰比较少，最多只在碑身的四周有一圈雕刻花纹作为边饰。少数石碑的侧面也有满布花纹的，这类雕饰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唐代石碑的边饰多用连绵的卷草花纹，枝叶繁茂而丰满，线条飘逸而流畅，雕法用表面平整的浅浮雕，表现了我国古代装饰艺术处于高峰时期的唐代风格(图37)；清代石碑的边饰，尤其在宫殿、陵墓、皇家园林的石碑身上，多喜用龙纹，加上中浮雕的雕法，使龙身突出，反而失去了作为边框装饰应有的含蓄，无论是主题的艺术造型，还是雕刻技法都大大不如前代了。石碑的碑座最常见的是以龟为座。龟是一种水生动物，它的寿命较长，耐饥饿，所以虽常栖水中但也能呆在陆地上；龟的腹背有硬甲，在遇到外界袭击时，头尾、四肢皆能缩入甲内以作自卫；正因为龟有这些方面的特性，所以在古代被当作一种神兽，它与龙、凤、麒麟齐名，称为四灵兽，又与龙、凤、虎合称为四神兽，在风水学里代表着北方之神，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不少神话般的传说附加在龟的身上。远在商代就以龟甲作为占 卜的工具，在龟背上记下占 卜的内容，即为甲骨文，成了中国古代早期的记事文字。生长在海中的大龟又称为鳌，传说共工氏怒触不周山，天柱折断，地维缺陷，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地之四极，支撑住天地，可见其力量之大，所以在宋《营造法式》中将碑座称为“鳌座”，以鳌撑天之力来背负石碑之重。龟之成为碑座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龟力量大，善于负重，但它又好扬名，常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海中兴风作浪以显示自己，大禹治水时收服了龟并用其所长，让他推山挖洞。治水成功后，大禹搬了一块大石头让龟驮在背上，在石头上刻着龟治水的功劳，如此一来，龟既无力再去兴风作浪，同时又宣扬了自己的名声，这可以说是大禹调动了龟的积极性，又抑制了它消极性的一种成功做法，从此以后，龟才成了碑的基座。这当然是民间的神话，但也反映了人们对龟的一种认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龟又成为龙的儿子了，并得名为“赑屃”〔bi xi必喜〕，赑屃性好负重，所以用来负托石碑。其实龟与龙并无关系，龟是海里动物，龙为炎黄子孙创造的一种图腾，龟之所以成为龙家族的一员也只是人造的神话而已。当然碑座也有不用龟的，有的碑座做成须弥座的形式，有的只是一块方石，比碑身略大，上面有些雕刻作装饰。
　

　　图37 唐代石碑边雕刻装饰

　　可以说，众多的石碑是一部石头史书，在它身上记载着历代历史、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四川成都的武侯祠是纪念蜀国丞相诸葛亮的祠堂，祠内有一座武侯祠堂碑，记述了武侯诸葛亮一生的功德，由唐代宰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著名工匠鲁建刻字，明代四川巡按华荣在碑上题跋曰：“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宇不朽也。”在这里，华荣同时赞美了诸葛亮的功德、裴度的文章和柳公绰的书法，所以后人称此碑为“三绝”碑，又有将鲁建刻字之美亦称一绝，合称为“四绝”之碑，因为文章、书法再好，如没有精湛的刻技，也不能留下名家墨迹。小小的一座石碑就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见碑碣这类建筑小品也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份重要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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