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讲了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和内因，说明一个人的成才决不是偶然的，其实是有着种种外因的促进，并且由自身要求成才的内因决定的。外因与内因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了自身要求成才的内因，再加外因的促进，才能使一个人加速成才。没有成才的内因，光靠外因是不可能成才的。不过，外因有时也能激发人们要求成才的愿望，如历史上为国牺牲的英雄，他们原先的志趣未必在于效死疆场，而是由于受国仇家恨所激发，挺身而出，终于成了留芳百世的英雄。家庭教育的培养，良师益友的熏陶，也可能对一个意志并不很坚定的人起到鼓励作用，使他终于立志成才，这些都可以说是外因有时能转变成内因而使人成才。

　　在这一章，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叙述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种种情况，包括什么时候成才的人较多，什么地方成才的人较多，成才青少年对社会国家民族有多大贡献，青少年成才有无阻力，等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什么时候青少年成才的人较多。这个问题，应当先从时代的变迁谈起。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不停地由统一到分裂，又由分裂到统一的发展过程。这不是周期性的循环，而是社会矛盾由平衡到不平衡，又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演变过程，每一次演变，社会就向前跨进一大步，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夏商周三代，中国处在奴隶制社会和由这个社会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中国以当时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为核心，形成一个基本上统一的局面。中原以外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不如中原地区，所以对中原政权的威胁干扰较少，全国处于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到了春秋战国，中原以外的地区发展加快，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就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那是一个不安定的动乱时期。经过长达几百年的争霸争雄战争，各割据势力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促使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加速发展生产，充实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最后竞争的结果，秦国占了上风，由秦始皇完成了空前规模的统一事业，出现了秦汉大一统的局面，整个国家又处于安定时期。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由于军阀争权夺利，经济遭到破坏，朝廷难以控制全国，而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发展却比较迅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较强，于是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又是一个不安定的动乱时期。西晋的统一有些偶然性，并不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快于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结果，而是由于东南的孙吴和西南的蜀汉人才出现断层，政策上屡屡失误等原因所造成的，事实上这两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势头仍然没有减弱。正因为如此，西晋的统一十分短暂，紧接着的是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又是一个不安定的动乱时期。经过长时间的角逐竞争，中原地区的发展又相对地快于周边地区，于是又出现了隋唐大一统局面，经历了将近300年的安定时期。唐朝末年，中原以外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又逐渐地超过了中原地区，而唐朝则由于武人跋扈，藩镇割据，皇权削弱，朝廷难以驾驭全国，终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整个中国又处于动乱不安的时期。北宋的统一，表面上政治中心在中原的汴京，具有统一的规模，其实江淮、四川、湖广的发展都已经超过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所以在那些地方实行的政策都有些不同于中央朝廷的特殊性，甚至文化中心也已经逐渐转移到了两浙与闽广。而北方的大片土地，先后受辽和金的控制，所以整个中国实际上是个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极不安定。南宋更是偏安一隅，与金长期对峙，谈不上统一安定。元的统一又有点例外，靠的是以武力控制全国，而经济供给则仰赖于南方，所以最后朱元璋依靠南方地主势力的支持，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奠定了500多年的明清大一统局面。明清鼎革之际，虽有几十年的战争动乱，但是500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国家是比较安定的。

　　时代的变迁既然是分裂与统一、动乱与安定的相互交替，则中国古代青少年的成才，包括成才的类型和成才人数的多少，自然会与这种时代的变迁紧密相关。中国古代有“乱世出英雄，太平出文士”的说法，那是指不同历史时期人才的类型而言，意思是说，分裂割据时期，也就是所谓乱世，那是人们斗智斗勇的时代，时代需要的是能够运筹帷幄、精于韬略、擅长骑射、勇于拼杀的人，文化暂时退居次要的地位。那样的时代，多出英雄好汉式的人才，而以政治家、军事家为多。大多数的家长和老师，都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弟和门生应当做个英雄好汉，青少年也大都以能成为英雄好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春秋时期的汪踦，楚汉争雄时期的韩信，三国时期的孙权、诸葛亮、周瑜、吕蒙，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荀灌、祖逖、刘琨、宗悫、王猛、刘渊、石勒、苻坚，宋金对峙时期的岳飞、岳云父子，明清之际的夏完淳等，都是顺应这种时代要求而涌现的英雄好汉。虽然与这些英雄好汉同时代的也有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文人学士，但是数量相对地较少，原因是分裂割据的乱世战争频繁，社会动乱，文化萧条，人们缺乏安心读书的心情与环境，而在文化领域里成才却又需要有相当多的时间，其成就受到社会的公认也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在那种时代文化领域里成才的人就相对地较少，并且文人学士成才的经历也不如英雄好汉那样激动人心，事迹亦不如英雄好汉那样突出，不像英雄好汉那样对人们具有十分现实的教育意义。

　　国家统一时期，或者分裂割据时期里某些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们能够安心读书，在文化领域里进行各种各样的创造，因此，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等文人学士纷纷涌现，并受到社会国家民族的足够的重视。西汉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王充，晋朝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唐朝的王勃、萧颖士，宋朝的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明朝的归有光，清朝的魏禧兄弟等，都生长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里，他们的政治才干，以及在科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才能，在安定或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期比较长，分裂割据的时期比较短，也就是太平时世长，乱世短，文才与武才之比，即文人学士与英雄好汉之比，前者相对地比后者多一些。据此，可以说统一时期人才的数量比较多，分裂割据时期的人才数量比较少。需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政治家这种人才，他们既可以说是文才，也可以说是武才。在国家安定的时候，政治家多讲文治，他们着重研究经国济世的策略，为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安定民心而出谋划策。在国家动乱的时候，政治家把保卫国家社稷的安宁放在工作的首位，他们着重研究的是富国强兵，训练士卒，制造兵器，修筑道路等事情，他们自己往往能运筹帷幄，披挂出征，即一身兼有政治家、军事家两种才干。

　　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看，在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以前，纯粹的文人学士，一点武艺也不懂不会的书生，纯粹的英雄好汉，一点文化也没有或文化程度很低的武将，都是很少见的。大多数的文人学士在学文的同时也要习武，在平日是作为体育锻炼的强身之道，到了国家需要的时候就能投笔从戎；大多数的武将在习武的同时也要学文，最低限度也要读得懂兵书，在古代不读兵书光会冲锋陷阵而不会以智谋克敌的人是难以成为大将的。举例来说，楚汉争雄时期的张良、萧何、韩信三人，他们虽有运筹帷幄、筹办粮草、带兵冲杀的分工，但是他们之间每个人对其他二人的工作也是了如指掌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能文能武的，所以三个人才会配合得很好，终于帮助刘邦夺得了天下。晋朝的祖逖和刘琨虽然都是武将，但是书也读得不少。唐太宗李世民自己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他手下出力较多的武将如李靖等人，文化程度也不低。武则天时候为相的魏元忠、狄仁杰，也是文可安邦、武能靖国的人。这种文武双全的情况，甚至在唐以后的个别人身上也还能见到，如宋朝的岳飞惯于征战，诗词也写得很好。辛弃疾能带兵打仗，又是位著名词人。明朝的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立有赫赫战功，同时还著有《纪效新书》等多种作品。科举制度实行以后，特别是唐太宗在位时实行的修文偃武的科举考试，目的就是预防英雄好汉来夺取他的天下。他见到许多人争相来考进士时，曾暗自欢喜道：“天下英雄入吾彀〔gou 够〕中矣！”“彀中”本是指弓箭的射程之内，引申为就范或入圈套。唐太宗提倡修文偃武的科举考试，就是要把天下的英雄好汉引入习文弃武的圈套。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如此，他用陈桥兵变①的手段夺得天下以后，以“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剥夺了将帅们的军权。从此，重文轻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政策，文武分途的现象日益明显，埋头读书不习武艺的文弱书生多起来了，严重的甚至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程度。文弱书生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在这方面他们可以称得上是个人才，但是他们手无缚鸡之力，遇到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了。

　　以上说的乱世出英雄，太平多文士，国家统一时期人才比较多，分裂割据时期人才比较少，都只是相对而言，并不能看得太绝对了。事实上还有许多特殊的情况，例如某些分裂割据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为了发展生产，在经济军事力量上压倒敌人，也往往会采用延揽人才的办法，这就能鼓励人才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三国时期谋臣策士的纵横捭阖，说明那些时候擅长辩论说理或运筹帷幄的人才并不少，人们成才的道路也还是十分宽广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百家争鸣的思想家大都是在他们的中年或晚年，青少年就崭露头角，与人唇枪舌剑地争辩的不多。原因是人们思想上成熟到能创立一家之说，毕竟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社会阅历，经历得多，体会得多，才能构筑起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在青少年时代是难以完成的。而为一场战争或与敌人交涉出谋划策，这是求胜于一时的事情，需要思想敏捷，当机立断，则青少年也能办得到，并且还正好符合青少年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状态。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地区的人成才较多。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联带关系。中国文化是从黄河流域发源的，中国早期的人才当然以黄河流域为最多。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是先秦时期人才集中之地。秦汉时期，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外，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也出了不少人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都有人才涌现，说明当时中国文化已经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汉水、钱塘江流域了。隋唐五代以后，直到明清时期，以上这些地区仍是人才辈出，而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和东北几省也陆续出了不少人才。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台湾等地因资料不足，知道的情况不多，但从某些记载中也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片段资料。如从《全唐诗》中知道唐朝有回纥〔he河〕诗人坎曼尔，是新疆人。从记载维吾尔族的史书中知道元朝有维吾尔族作家贯云石，也是新疆人。从记载明朝的史书中知道明朝有蒙古族著名杂剧作家杨景贤等。此外，近年文学史研究工作者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研究，也发现了原先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都是过去很少有人注意的人才，例如唐朝云南地区有南诏诗人寻阁劝、段义宗等人。金朝有鲜卑族作家兼政治家宇文虚中，党项族作家李俊民。元朝有家居雁门的著名回族诗人萨都剌。明朝云南有纳西族诗人木公、木增。清朝有西藏著名诗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他们有的不一定是在青少年时代成才，但是在青少年时代成才的也不在少数。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古代人才是很多很普遍的，越到后来，人才的分布面越广。从文武两方面的人才比例而言，黄河流域出武将较多，所谓“自古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即是指此。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文才较盛。这种情况自然与中国历史上战争大都发生在黄河流域，而南方则比较安定有关。

　　人才的涌现，与地方上的经济发展有关，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外还有不少其他因素也与所处地域紧密相联。一个因素是家族渊源，从学术的角度说是家学渊源。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特别是汉晋门阀士族控制政权的时代，纯粹的劳动人民子弟很难有自学成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会。有些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僚，尽管有时他们的地位可以爬得很高，甚至掌握军政机要大权，但是他们在社会上仍然受歧视，受到士族地主的百般排挤。比庶族地主更低一层的劳动人民，其社会地位的低下自然可想而知了。所以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人才，特别是封建社会前期的人才，不是世家大族出身的人很少。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在当时算是比较特殊的人物，但是据他在《论衡· 自纪篇》中说，其祖上也有过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只是后来破落了，才成了“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的小地主兼商人，并非真正的劳动人民出身。隋唐以后，情况稍有改变，但家族渊源或家学渊源，仍是一个人能否成才的重要因素。家族或家学都与地理环境有紧密联系，世家大族都是一个地方最有声望的家族，故称某姓为某地的望族，叫做郡望，如天水赵姓、陇西李姓、清河张姓、太原王姓、吴兴沈姓、河间俞姓、高阳许姓、高平范姓等等。

　　另一个因素是师承关系。人才的出现，往往与名师的教导有重大关系。孔子这位圣人，教出了72位贤人，其中有不少是在青少年时代成才的，这在前面已有介绍。与孔子并称的孟子，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也培育出了不少人才。孔孟都是邹鲁(今山东省境内)一带人，故孔孟之学亦称邹鲁之学，这就与地方有了联系。封建社会时期的著名教育家，他们创立的学派，也往往被标上地方名称，如北宋大教育家胡瑗，教授湖州府学，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其如父兄，从游者常数百人。当时礼部录取官员，十有四五都是胡门弟子。他们不仅学术观点相同，就是服饰和行为举止亦大致相类，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们都是胡瑗的弟子。胡瑗曾在湖州讲学，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湖学。南宋大教育家朱熹，讲学福建建阳考亭书院，从远方赶来求学的生徒很多，其中也出了不少人才。考亭既是书院的名称，也是地方的名称，朱熹创立的学派就被称为考亭学派。此外，封建社会时期曾为培育人才做出过贡献的学派，如宋代吕祖谦在婺〔wu务〕州(今浙江金华)创立婺学，被称为金华学派。明代薛瑄创立河东学派，王阳明创立姚江学派，也都是以地名命名的学派，与地方有紧密联系。

　　第三个问题是古代成才青少年对社会国家民族究竟做出了多大贡献。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即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那些奋斗疆场，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献身的青少年英雄，如汪踦、霍去病、岳飞、辛弃疾、夏完淳等，他们的贡献人人皆知，毋须多说。另外如王猛辅佐苻坚平定北中国，祖逖、刘琨北伐稳定南北对峙局面，都有相当重大的贡献。在政治、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物，如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锺繇、王羲之的书法，诸葛亮、范仲淹的政绩，李绅、欧阳修、辛弃疾、宋濂、归有光的文学，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郑樵的史学，葛洪、李时珍的医药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的甚至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灿的明珠。他们的最高成就不一定是在青少年时代完成的，但是他们的才华是在青少年时代显露，他们的事业是在青少年时代奠定基础的。历史上大器晚成而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也不算少，但是他们的事迹不如青少年成才更具有教育意义。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犹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果在这个时候懂得时间的宝贵，学问功业的重要，个人对于社会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并立志刻苦用功，努力实践，充分发挥使自己成才的内因，就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才。过了45岁的人，犹如已经过了中午逐渐西坠的太阳，在这个时候发愤立志成才，虽然也还来得及，但是前程毕竟有限了，为成才更要加倍付出努力。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奋起直追，那就只能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很难成才了。历史上虽然也有以“秉烛夜游”来比喻暮年用功的，说明六七十岁的人也还有成才的希望，但是那毕竟是凤毛麟角、十分稀罕的特殊例子。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有无不利因素，亦即有无阻力。这个问题可以分为自然的阻力和人为的阻力两个方面来谈。自然的阻力包括生来家境贫寒，或生在穷乡僻壤文化十分落后的地方，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自幼体弱多病，智力低于常人，或者身有残疾，在学习上困难比别人大等等。遭遇到这种自然阻力的人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种阻力并非不可克服，前面“在逆境中奋起夺取胜利”这一节中，已经举了不少实际例子，所谓的“逆境”，主要就是指自然的阻力，但是有毅力的人能够以顽强的奋斗克服它而使自己成才。

　　人为的阻力有政治制度对人们成才的种种限制；门第观念对出身寒微者的排挤；妒贤嫉能者对才华出众的人的压制迫害等等。这种种情况，在中国古代都是有过的。以政治制度来说，自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制度，表面上看是为人才脱颖而出开辟了一条出路，而实质上它却是限制人们充分发挥才能的一个圈套。前面已经讲过，唐太宗大力提倡以科举制度作为圈套，用来束缚天下英雄，以免妨碍他的统治。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规定了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后，科举制度简直成了限制人们成才的一具枷锁。许多应考的生员，本来才华出众，如能考中做官，必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可是只因为他们在试卷上发挥了自己的思想，不是依葫芦画瓢地人云亦云，替古人立言；或者仅仅是在书写上出现一些不合规范的地方，就会被摒弃于科场之外，失去进入仕途发挥才能的机会。在科举制度下，少年秀才、少年举人以至少年进士，偶或有之，但十分稀罕，更多的却是白发童生、龙钟老态的秀才。五六十岁考中举人进士，父子同科、祖孙同科在古代被称为佳话，其实却是人才遭到扼杀的悲剧。当儿子和孙子都能进入仕途做官之时，做父亲和祖父的已经日薄西山，还有多少日子能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呢！不朽名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是科举制度的牺牲者。不合理的科举制度阻挡了他的出路，使他的才华难以发挥，于是他才走上了谈狐说鬼这条道路，以鬼怪来讽喻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另一部不朽著作《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遭遇与蒲松龄相似，也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在他的作品中，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限制人们成才作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写得十分深刻。

　　门第观念对出身寒微者的排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明显。那时候，虽然也有些才华出众的寒士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甚至像南齐的纪僧真那样，掌握了中央政权机要，可是当他们与士族在一起的时候，仍然受歧视，内心感到十分压抑。梁朝的到溉，官职也已经不小，由于他出身寒门，曾祖父到彦之曾经躬耕田亩，因而士族见了他就捂鼻子，说他身上还遗留有从他曾祖父那里传下来的大粪的余臭。已经做了官，或者说已经成才了的人还受到如此歧视和排挤，那些同样出身寒门因为遭到歧视和排挤而失去成才机会的青少年不知又有多少。

　　妒贤嫉能者对才华出众的人的压制与迫害，那是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里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中国封建社会里自然也不会例外。战国时期齐国的孙膑与魏国的庞涓原是同学，曾在一起学习兵法。庞涓当上魏国大将以后，妒嫉孙膑的才能，将他诳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割去膝盖骨)。好在孙膑被齐使救回后依旧发愤努力，被任用为齐国军师，他终于在齐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之战中打败了庞涓。历史上这孙庞斗智的一幕，既说明了孙膑在逆境中奋起夺取胜利的成才决心，也说明了像庞涓那样妒贤嫉能的人是多么可耻。战国末年的韩非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是颇有才华的人，他与李斯原是同学。韩非写的书传入秦国后，受到秦王嬴政(即秦始皇)的极大赏识，说“能见此人，死不恨矣”。后来韩非应邀入秦，李斯怕他的才能盖过自己，使自己在秦王面前失宠，就加以陷害，使韩非冤死狱中。韩非死时大约40多岁，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著书立说，已经成才，由于李斯的妒贤嫉能，使他失去了在政治上发挥才能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以压制迫害人才而出名的奸臣，他们永远受到人们的切齿痛恨，如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贾似道，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等，在他们的淫威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人，其中包括许多青少年，受到压制迫害而失去了成才的机会，甚至葬送了生命。这些奸臣不仅因为实行苛政压迫百姓与投敌叛国的罪行为人们所痛恨，就是在压制迫害人才方面，他们也是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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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陈桥兵变：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授意手下将士给他穿上黄袍，拥立他做皇帝，发动夺取后周政权的政变，改国号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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