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还没有《礼记》这样一部定型的专书。那时只有许多阐释《仪礼》的材料。比如今本《礼记》中的《昏义》就是解说《仪礼·士昏礼》的；《乡饮酒义》就是解释《仪礼·乡饮酒礼》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礼”的论文、杂记。这些散篇文字统称之为“记”，就是“记述”、“笔记”的意思。

　　“记”的原始形式大概多数是以附记的方式写在经文后边的。今本《仪礼》中许多篇章之后都附有这种解说性文字。最典型的就是《士冠礼》后边这样一段文字：“记。冠义。始冠，缁布之冠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其中第一个字——“记”，表示这是研习者写的笔记，而不是经文。“冠义”两个字是所记的内容，也就是题目。这和《礼记》中《冠义》、《昏义》等标题是同一体例。据此推测，可知“记”最早是以“附记”的形式写在有关经文后边的。此外还可以推知：同一礼仪的“记”可能不只一种。因为《礼记》中有“冠义”，《仪礼》中有《冠义》，虽然内容不同，但都是解说《士冠礼》的。这两者可能是不同经师的讲义，也可能是同一经师不同时间的讲义。总之一“经”可以多“记”。

　　“记”在先秦是不少的。但经过秦火，传到后代的已经有限了。《汉书·艺文志》所记只有“《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这么寥寥几个字。旧说西汉礼学家戴德编过一个85篇的选本，人称《大戴礼记》，简称《大戴记》；戴德的侄儿戴圣编过一个49篇的选本，人称《小戴礼记》，简称《小戴记》。但是经过后代学者研究，其中既有今文家说又有古文家说，而西汉传经，家法森严，不会今古文混编，所以怀疑这两种选本东汉人曾经改编过。但无论怎样，这两部书是今天仅见的汉代选本。《大戴记》尚存38篇，有注本行世。《小戴记》就是《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49篇全存，篇名如下：

　　曲礼上 曲礼下 檀弓上 檀弓下 王制 月令 曾子问 文王世子 礼运礼器 郊特牲 内则 玉藻 明堂位丧服小记 大传 少仪 学记 乐记杂记上 杂记下 丧大记 祭法 祭义 祭统 经解 哀公问 仲尼燕居 孔子闲居 坊记 中庸 表记 缁衣 奔丧 问丧 服问 间传 三年问 深衣投壶 儒行 大学 冠义 昏义 乡饮酒义 射义 燕义 聘义 丧服四制

　　因为《礼记》是一部儒学资料汇编，所以内容很杂。大体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理论文章。如《礼运》讲儒家礼治思想，《学记》讲教育的重要性，《乐记》讲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第二类是关于各种礼仪、礼制、礼节、守则的杂记。比如《祭义》讲祭祀的根本意义在“敬”，《昏义》讲婚姻的作用在于“合二姓之好”等等。再一类是有关礼和礼治的逸闻、故事。如《檀弓》里讲孔子弟子对“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的争论。此外还有两篇像《仪礼》那样记述礼法的文字，即《投壶》和《奔丧》。所以《礼记》很像一本礼学杂志。

　　《礼记》尽管杂，却有一个贯穿全书的主旨，那就是儒家的礼治主义，也就是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家认为远古时代“天下为公”。那时人没有私欲，一切都很美好。后来天下被君主私家占有，就产生了种种社会弊端。为了维持封建秩序，就规定出种种礼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社会也还算安定。但是到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动荡，旧的礼法不起作用了，在儒家看来就叫“礼坏乐崩”，天下大乱。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要恢复古代(主要是西周)礼法，加强礼制教育，以期维护封建宗法关系而求得社会安定。这就是儒家礼治主义的基本思想。

　　为了贯彻礼治主义，儒家给各种礼都规定了特定的社会意义。比如结婚本来是爱情的归宿，但是从礼治主义的立场看，性质就不同了。《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至于青年人的爱情、幸福等等是根本不去考虑的。

　　为了维护封建宗法关系，儒家规定了种种“名分”，也就是根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规定他应该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享受什么待遇等等。严格的礼法甚至连一个人的死都规定出不同名称。《礼记·曲礼下》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死的名称都不同，葬的规格当然也不一样。死且如此，何况于生！

　　《礼记》把礼治的作用讲得非常明确。《礼运》篇说：“夫礼，必本(根据)于天，殽(效法)于地，列(布列)于鬼神，达(贯彻)于丧、祭、射、御(驾车)、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用来)治政安君也。”意思是说：“礼根据天理，效仿地德而制定，要布列于鬼神，贯彻到冠礼、婚礼……中去。圣人用礼指导一切，国家就可以走上正轨。”“礼是君主的重要工具……是用来治理国家，巩固统治地位的手段。”

　　《经解》篇又从反面论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防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旧的堤坝)为无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水患)，以旧礼为无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儒家把礼看作防止动乱的堤坝。毁了堤坝就要发生水灾；废了古礼就要发生动乱。

　　《礼记》从正反两方面把礼治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一部《礼记》的总纲领。

　　伴随着对礼的阐述，《礼记》里也表述了许多精萃的思想。《礼运》篇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guan官〕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意]在大道实现的时代，天下公有。那时选举贤明的人主政，讲究信义，倡导亲善。所以人们不只爱自己的父母，不只疼自己的子女，而要让老人都能安度晚年，青壮年都能有所作为，儿童都能得到抚育，单身男女、孤儿孤老和残疾人都有生活保障。男人有事干，女人有婆家。财物怕的是弃置浪费而不需要归自己所有；劳力怕的是不得发挥而不需要为自己谋利。因此算计人的念头不会起，偷窃、叛乱、害人的事也不会发生，晚上连大门也用不着关闭。这就叫“大同社会”。

　　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它给后世立志于改造社会的志士仁人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思想材料。

　　《礼记》也反映了儒家学派对某些社会科学的理论作过深入的探讨。比如《学记》篇论教育学说：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大意]虽然有美好的酒肉，不吃不知道它的美味；虽然有高明的理论，不学不知道它的正确。所以，学过以后才知道自己知识不足；教过之后才知道自己还有不懂的东西。知道不足才能回头再学；知道不懂才能奋发自强。所以说“教和学互相促进”。

　　“教学相长”的理论，至今还是教育学上的至理名言。

　　《礼记》上有许多内涵丰富的故事、寓言，既可以作为了解古代社会的材料，又可以当作小品文欣赏。举一个《檀弓下》里的例子：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大意]孔子路过泰山侧旁，见有个妇人在坟前哭得很伤心。他倚在车栏上听，又让子路去问：“您哭得这么难过，肯定有许多伤心事。”妇人说：“是的。早年我公公让虎吃了。后来我丈夫也叫虎吃了。如今我儿子又叫虎吃了！”孔子说：“那为什么不搬走？”妇人说：“因为这儿没有暴政。”孔子说：“后生们记着：暴政比虎还凶啊！”

　　这一则寓言深刻地反映了贵族统治的残暴。残暴地对待百姓，在儒家看来也是违背礼治精神的。

　　总之，《礼记》这部书，精华与糟粕并在，神奇与臭腐杂陈，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分别去取。

　　从一般的社会属性来说：“礼”是一种行为的规范，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着社会精神文明的水准。我国素称“中华礼仪之邦”，如果排除儒家的封建宗法观念，代之以新社会的人际关系，举凡爱国爱民、廉洁奉公、敬老尊贤、尊师重道、先人后己等一系列“礼”的合理内涵，正有待于我们发扬光大。

　　《周礼》、《仪礼》枯燥而难懂，研究的人不多。《礼记》属于理论著作，比较生动多样，而且更适合历代王朝统治的需要，所以汉代以后传习日盛，最后不但从《仪礼》的附庸地位蔚为大国，独立成“经”，而且比《仪礼》得到更广泛的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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