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解经，除了补充史实外，还有许多对经文文字的说明。比如前边第一节《春秋》引文中“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左传》有以下的说明：“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左传》在“王正月”中注上一个“周”字，意在说明《春秋》用的是周王的历法。“王”指周王。我国史书记事。“纪元”是很重要的。过去每个封建王朝建立，都要确定自己采用的历法，该历法的一月一日就是纪元的开始。遵行这个王朝的纪元，就表示臣服于这个王朝，叫做“奉正朔”。鲁国是周公之后，和周王朝的关系最密切，所以《左传》特别解释“王正月”是奉周王正朔的意思。

　　此外，按《春秋》记事体例，每个国君的元年都应该写上“公即位”，但隐公元年没有写。《左传》解释说：“摄也。”这是告诉读者：隐公并没有正式即位，而是代弟弟(即后来的桓公)摄政。因为弟弟的母亲是夫人，地位比自己母亲的地位高，弟弟已立为太子，但年纪小，不能理政。类如这样一些文字解释有助于读懂经文，所以是很必要的。

　　此外还有对经文措词的解释。 比如《左传》在“郑伯克段于鄢”的本事之后，还有下述一段文字：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大意及解说]经文采取“郑伯克段于鄢”的措词是因为：共叔段的行为不像个弟弟，所以不称他为“弟”。两个人好像两个国君打仗，庄公打胜了，所以按《春秋》的记事体例采用“克”字。把庄公叫“郑伯”，是批评他不但不教育弟弟，而且有意放任他走上这条死路。庄公对不起共叔段，所以也不称他为“兄”，只称爵号。不写共叔段“出奔”(出逃)的事，是史官难以下笔。因为按《春秋》记事之例，对有罪的人才能用“出奔”的字眼儿。此次内讧，两个人都有责任。史官觉得如果写上“出奔”就等于单方面谴责共叔段，所以干脆不提此事。

　　这段议论告诉我们：史官在记事的同时还要表态。史官的职责要求他记事之前先要结合人物的“名分”(即一个人的尊卑、贵贱、嫡庶等宗法地位)对事件及人物的行为作出忠奸、善恶、是非、曲直的评价(经学家叫做“美刺”、“褒贬”)，然后再确定强调什么，回避什么，从哪个角度写，选择什么字眼儿等等，有许多讲究。这些行文、措词上的讲究，经学家叫做“书法”，其中所蕴含的“美刺”、“褒贬”的道理叫做“大义”，合起来叫做“义法”或“义例”，也叫“微言大义”。“微言”就是简单而微妙的措词，“大义”就是大道理。此外还有“春秋大义”、“春秋笔法”、“ 一字褒贬”等说法，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

　　旧说孔子作《春秋》，所以其中的“微言大义”都体现着孔夫子的意旨。《史记·儒林列传》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指(旨)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辞微”就是“微言”。“指博”就是“大义”。后来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里说“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就概括出“微言大义”这样一个《春秋》学特有的概念，成为旧《春秋》学家毕生探讨的终极目标。

　　人们著书立说乃至叙事状物，本来无法摆脱主观认识的制约，因此遣词用语总会表露出作者的主观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总是一定的社会意识的反映。 比如在封建社会里把杀君杀父叫“弑”，把杀乱臣贼子叫“诛”。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只是“杀死”，“弑”还有“大逆大道”的色彩，“诛”还有“惩处凶恶”的意味。这些词义上的差别反映着封建社会的社会意识。史官记事号称“秉笔直书”，实际上就是通过一定的措词来表现他们的社会意识。因此《春秋》本身存在着反映一定社会意识的，带有倾向性的行文、用语，而且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是不足为奇的。用今天的观点来看，研究这些问题，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但是传统的经学可不是研究语言，而是研究政治。旧经学家是把《春秋》作为政治教材来遵奉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旧经学研究《春秋》的目的在于“治人”，进而“治世”。从这个角度来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旧经学把“微言大义”看得那么重要，以至于不讲“微言大义”就算不得经学。下边还是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为例，看一看“三传”的解说：

　　《左传》：惠公元妃孟子。 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段话本来应该和“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在一起，今本《左传》置经文之前)

　　《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指谁)？谓文王也。曷为(为何)先言王而后言月？王正月也。何言乎(为什么说)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及位？成公意也(成全隐公的意愿)。何成乎公之意(成全隐公什么意愿)？公将平国(把国家治理好)而反之桓(交还给桓公)。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隐公)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两个人都不是正夫人生的，尊卑差别不大，百姓不了解)。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把隐公请出来立为君)。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辅佐)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通“嫡”，立正夫人之子)以长不以贤，立子(立姬妾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桓公之母，地位高于隐公之母)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据《公羊》说，隐公、桓公母俱为妾)

　　《穀梁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隐公不想作国君)。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让给桓公对不对)？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 (隐公的作法不对还要成全他的志愿，为什么？)将以恶桓也(昭示桓公的恶)。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善而又不正，怎么理解)？《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春秋》看重公理而不看重私惠，相信正道而不相信非正道)。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指惠公)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尽管如此)，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像隐公这样的人，固然可以说他不看重国君的权位，但是他并没有遵循着大道理办事)。

　　对比“三传”解经：《左传》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文行文容许的范围。它只说明隐公虽长却是庶出，桓公虽幼却是嫡子，所以隐公只是摄政而不书“即位”。《公羊传》认为隐公、桓公俱是庶出，而桓公的母亲地位高，因而不书“即位”乃是为了成全隐公想把国家治理好之后再让位给桓公的初衷。这已经包含着臆测之词了。到《穀梁传》则更进一步发挥，说不书“即位”是史官批判桓公，表彰隐公。但是隐公是不应该表扬的，因为他让位的意图根本不正当，是行小惠而违背大道。所以他虽善而不正。结果，道理越讲越大，而离题越来越远。

　　到了汉代以后，今文经学家沿着这条任意发挥的路子凿空罗织，并且加以理论化，诸如《公羊》学家的“三科九旨”等等，把“微言大义”大大地(几乎是无限地)加以吹胀，实际上是各凭自己的封建伦理观念捕风捉影，意在把一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王攘夷”等政治的、伦理的概念，乃至后世儒家“忠孝节义”的说教，一齐纳入《春秋》这部政治教材，以期借“圣人”的名义使之神圣化，甚至法律化，从而为君权统治服务。所以两千年来，“春秋大义”的统治权威，带着法的色彩，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五四运动才渐告衰竭。

　　宋人对于《春秋》学家的这种“微言大义”曾经有过一针见血的批判。《通志·灾祥略》说：“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学”。

　　实际上《春秋》并不那么神圣，而且也并非处处都蕴含着“大义”。有个很明显的事实：别国的杀君事件《春秋》称“弑”，而鲁国本身的杀君事件则不称“弑”。可见在权势者的刀斧面前，史官们也就顾不得什么“大义”而从权达变了。而且，这种从权达变，也是合乎“春秋大义”的，叫做“为尊者讳”。此则适见其虚伪而已。

　　《公羊传》在汉代以前是口耳相传的，汉初才写成文字。何休《公羊传》隐公二年注说：“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穀梁传》有引述《公羊传》的痕迹，可知它的成文又在《公羊传》以后。

　　《公》、《穀》两传也有补充史实的地方，所补有《左传》不载的，也有详于《左传》的，但为数不多，主要讲“微言大义”。所以前人说《左传》传事不传经，《公》、《穀》传经不传事。朱熹说：“《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这是传统的看法。实际上《春秋》是以史书而加经书之冕，所以“三传”都是讲史，也都是讲经。不过《左传》重在史实；《公》、《穀》重在史论。不管史实、史论，对于研究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都是很有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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