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礼记》中一篇论述在古代的“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之道的文章，作于汉初。我国学校起源很早。西周时代有“小学”、“大学”之分。《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旧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习日常礼节、识字，15岁入大学，学习《诗》、《书》、《礼》、《乐》和武艺。《大学》这篇文章只是汉人对上古“大学”教育的悬想，无非是借那么个名义来发挥自己的教育理论而已。

　　旧说《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参作的，而曾参又是从孔子那里听来的。所以朱熹作《大学章句》就把这篇文章的第一大段总论部分作为“经”，说它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把后边进一步阐述总论的文字分成十小段，让它们充当“传”，并且说：“其传十章，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以上并见《大学章句》)经朱熹这样一安排，《大学》就穿上了“圣经”的外衣。实际上这些都是宋代理学家的臆见，并没有什么根据。

　　但是如果把那些想当然的成分去掉，朱熹的分段整理确实有助于这篇文章的阅读。

　　除了分“经”分“传”之外，朱熹还根据全文的逻辑关系，把前边的两段文字移到后边，并且还指出可能有的地方有脱文。此外还把那些他认为有脱文的地方“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补写了一段“传”，使之完整化。补写的一段叫《格物传》，因此，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十三经注疏》本《大学》和《四书章句集注》本《大学》不完全一样，其原因就在这里。好在两种本子俱在，研究者可以“各取所需”。朱熹的改动有他的实用目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整理古籍。故其得失无须细论。

　　一般读《大学》，都要着重吃透第一大段，也就是总论的部分，尤其是其中的“三纲领”、“八条目”。下边介绍这“三纲八目”的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下略)

　　文章开始讲“大学之道”(大学教育的目标)，共有三点：

　　1.在明明德：在于彰明“明德”。“明德”的意思是固有的真纯的德性。儒家认为“仁义”等德性都是人固有的，本来很纯净，后来被各种私欲蒙蔽，就失去了光彩。所以大学教育就要使人觉悟起来，让本来很纯净的德性焕发光彩。

　　2.在亲民：在于使民众的品德不断进步，日新月异。据宋儒的解释，“亲”就是“新”，也就是“革新”。

　　3.在止于至善：在于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

　　这就是旧时讲《大学》所谓的“三纲领”。下边“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段，是讲实现这“三纲领”的自我修养步骤。大意是：

　　古代想把自己纯净的德性彰明于天下的人(明明德于天下者。天下：指中国全境)，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治国。国：指诸侯国)。要想治国先要搞好家族内部关系(齐家)。 要齐家先要把本身的品性修养好(修身)。想修身先要端正思想(正心)。正心首先要使意愿真诚(诚意)。想意愿真诚就要充实自己的知识(致知)。致知的方法在于精研事理(格物)。〔下边是反过来推导〕穷究了事理就获得了知识(知致)。获得了知识之后意愿就可以真诚(意诚)。意愿真诚了就可以使思想端正(心正)。思想端正之后自身才能提高修养(身修)。 自身提高了修养，家族关系就能协调(家齐)。家族关系协调了，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国治)。 国家治理好之后，天下就进入太平之世(天下平)。

　　这样推来推去，主要解决八个关键问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叫“八条目”，简称“八目”。这“八目”之中，以“修身”为关键。从“修身”起，向内认识，就是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向外推广，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下边强调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国。农业社会以“家”为本位。所以《大学》所讲的道理，实际上只有三个中心点：个人→家族→国家。把偌大一篇文章简化一下，不过就是这么一句话：个人品性好了，家族就和睦了，从而国家也就可以长治久安。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反映了古代小农经济社会的特点，实在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儒家学派一向强调通过“修身”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子路曾经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也说过：“君子之守(操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大学》的观点就是从孔孟来的。但是孔孟讲得都还比较粗疏、笼统，到了《大学》就严密化、系统化而且理论化了。任继愈先生在新版《四书章句·序》里说《大学》“是汉初综合先秦孔、孟、荀儒家各派思想，协调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这个政治纲领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排除了社会实践)，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它不但把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极端地简单化而且超越时间、地点、条件)，所以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孔、孟一生“修身”而半世碰壁，就是现实的明证；而且秦汉以后2000年来也从未出现过成功的例子。尽管如此，《大学》里还是有许多精彩的思想闪光的。 比如：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号令悖理，老百姓就顶着干)；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横征暴敛，老百姓就给他败光)。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生产得快)，用之者舒(消费得慢)。则财恒足矣！”

　　“仁者以财发身(用钱发展本身的事业)，不仁者以身发财(凭自己的权位捞钱)。

　　这些都是足资我们仔细玩味的至理名言。

　　《中庸》是《礼记》里另一篇文章，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中庸”是儒家特有的概念。“中”就是不过分，不欠缺。“庸”就是不突出，不失常。儒家认为对人对事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去做，掌握最佳状态，恰到好处，也就是俗话说的“不温不火”、“火候正好”。这就叫“中庸”。勉强译成现代汉语，大体相当“适度而得体”的意思。办事讲究“适度”而且“得体”，就叫“中庸之道”。这个要求，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它是儒家处人处世的最高原则。

　　《中庸》是汉初人写的。但旧说是子思所作，后来传给孟子。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中庸章句》)

　　“心法”本来是佛教用语，指不立文字而用心领神会的方法传授的秘诀。儒家本没有这种东西。这是朱熹的理解。因为“中庸之道”过去讲得确实让人不易领悟，尤其不易掌握，所以不免带有几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色彩。因此他借用了佛教中“心法”这么个词。并且说：“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中庸章句》)

　　朱熹把《中庸》分成33章。第一章是总论，其余各章都是从各个角度阐明总论的。第一章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大意〕上天给予人的天赋叫做“性”。顺人性之自然而行事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涵养就叫做“教”。道和人一刻也分不开。可以分开的不是道。所以有教养的人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很谨慎；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也很警惕。因为越是别人看不见就越容易流露；越是在小事上越容易显现。所以有教养的人能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慎其独)。喜怒哀乐之情，在尚未表露出来的时候叫做“中”；一旦表露出来而又无不适度(皆中节)，叫做“和”。中，是天地的本体；和，是天地的规律。“中和”的道理得到充分发展(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天地位焉)，万物也就正常成长了(万物育焉)。

　　这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理。里边有三层意思：(一)忠孝仁爱等伦理原则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人只要自然而然地按照本性去做就行了。(二)但事实上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所以还要教育、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三)一旦人人都能修养到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一表露出来就能准确地合乎礼法的要求(致中和)，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就都摆正了，社会就可以正常运转。可见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让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准确地合乎礼法要求，不打折扣也不加码(致中和)。所谓“孔门心法”无非是如此而已。但这确实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中庸之道”大概是最高的境界了！长期以来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为此，《中庸》又提出了“诚”(即《大学》中的“诚意”)的概念。《中庸》认为“诚”也是人的天赋之一。如果生而能保持“诚”的品格，就什么都能做得到，那就是圣人了。对一般人来说则要“诚之”，即让他修养得“诚”起来，才能实行“中庸之道”。“诚之”的方法是要求他“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经过这样一个求知的过程就能使之“诚”。这就和《大学》的“知至而后意诚”的道理相通了。《中庸》和《大学》是互为表里的姊妹篇。所以宋儒说《大学》是“入德之门”(学习步骤)，《中庸》是“传授心法”(精神实质)。

　　如果把《中庸》的理论作为方法论抽象出来看，“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对事物准确地把握质的规定性，既不过分也不欠缺，既反对“左”的偏差，也反对右的偏差，确实有一定的辩证观念。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到历史中去考察，便可以看出其目的在于：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大意〕君子要根据自己现在的地位行事，不去考虑超出自己地位之外的事情。现在富贵就按照富贵的地位行事；现在贫贱就按贫贱的地位行事；现在处夷狄地位，就按夷狄的地位行事；现在身处患难之中就按患难者的地位行事。所以君子无处不心安理得。地位高了不压下；地位低了不攀上。自己规规矩矩无求于人，也就没有怨气。上不怨天，下不怪人。所以君子安于平凡而等待天命安排，小人则要冒险，以图侥幸。

　　总之，《中庸》要求人不超越自己的地位、名分行事，要安分守己，一切听任天命(也就是封建秩序)的摆布而不能反抗，只有这样才算合乎“中庸”之道。所以《中庸》又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刻掌握行为的分寸)。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其实质就是叫人不得“越轨”，不得“犯上”，于是封建社会便可以长治久安，万古长存了。

　　从《论语》的“仁义”开始，发展为《孟子》的“性善说”，再发展为《中庸》的“致中和”，以及《大学》的“三纲八目”，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条束缚人的礼教的锁链，目的无非是让人安分守己，尽忠尽孝。宋儒把它们编为“四书”的用意，以及历代王朝把它们列为法定教科书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四书”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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