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智慧结晶。传说中，神农、黄帝被认为是我国医药的创始人。据说神农尝百草，了解药性，一天就中毒70多次。一天中毒70多次而不死，的确是个神话，但在神话的背后，反映的却是我们的祖先认识药物的艰辛历程。这个神话中有一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先民们早期所使用的药物，确实是以草类居多，以至于我国整个古代一直将药物学叫做“本草学”。黄帝，今天被奉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远祖。传说他和他的大臣歧伯、伯高、少俞、雷公等，都是医学高手，并且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医学问题，为中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神话传说虽然未必真有其事，但神农、黄帝所代表的，是我们祖先由蒙昧进入到文明的一个重要时代，所以，我国早期的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多托名于黄帝、神农，其中就有着一份对祖先开创之功的仰慕之情。

　　在我国，关于医药的记载是从商代的甲骨文开始的。殷墟出土的10余万片甲骨文中，有323片与疾病有关，包括内、外、妇、儿等20多种疾病。西周至春秋，古文献中关于医药的记载逐渐增多。如《诗经》中就记有后世入药的植物80余种；《山海经》虽成书于战国，但其中的资料却由来已久，该书不仅所记的药物数量扩大到了120多种，而且一般都和主治的疾病相联系，说明其功效和使用方法。在远古时代，医和巫是不分家的，即巫师不仅从事鬼神活动，而且兼管人间疾病的治疗。到西周时，巫与医已开始分立，出现了专职医生，并有了简单的分科，还建立了一套医疗制度。当时，“医师”总管医药事务，他不仅负责对医生的年终考评，而且有收集病例记录和报告的责任。专职医生的出现和医事制度的建立，为医学经验的积累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我国古代医学得到了巨大发展，特别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建立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早在春秋晚期，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就开始了对古代医学经验和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的工作。据《左传》记载，秦国的医和曾把致病的原因归结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六气致病说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理论。稍后的名医扁鹊(秦越人)在医疗活动中已使用望、闻、问、切的“四诊法”，这是后世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伴随着医学经验和知识的总结和整理，医学专著也开始出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帛书，其中就有医书14种，包括经络、脉法、医方、养生、胎产各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医书产生的年代大致在春秋末期到秦汉之间。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等，都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医学专著。除马王堆出土的医书外，这一时期产生的医学著作还有很多。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侍医李柱国校订政府收藏的医书时，就已有医经七家，216卷，医方11家，274卷。在众多的医书中，《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部医书的产生，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代，该书引进了气、阴阳、五行学说，系统总结了古代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至今中医许多根本性的医学观点和理论原则仍以该书为依据。《难经》全称《黄帝八十一难经》，是西汉后期至东汉时的作品。该书以设难解疑的形式，从脉学、经络、脏腑、疾病、针灸、腧穴等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完善了《黄帝内经》中的中医理论；特别是第一难中提出的“独取寸口”的诊脉法，千年以来，临床一直沿用，意义深远。《神农本草经》大约成书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共载药物365种，并根据药物的作用分为上、中、下三品，还提出了许多药物学的重要理论，如药物的君、臣、佐、使，药物的配和关系，以及药物的采集时间、炮制和贮藏等，从而为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临床医学的巨著。该书论述了外感热病及其他杂病的辨证治疗方法，将理、法、方、药有机地结合起来，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原则，成为后世临床辨证论治的鼻祖。上述四部医学著作，被后世称为四大医学经典，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700年间，中医药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具体表现是临床医学的各个学科以及药物学、方剂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主要原因是经常的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伤病人员，社会对医药的需求十分迫切，社会的需要又迫使各个政权的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医药学的整理、总结和研究。从南北朝开始，医药官员的设置就不断增加，刘宋政权又设置了太医署和医学，开创了官办的医学教育；北魏政权还组织人员编写医药书籍，并向全国各地乃至乡村推广普及医药知识。另外，这一时期道教兴盛，炼丹服石之术在社会上风行，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医药学的发展，带来了医学著作的大量涌现。仅《隋书·经籍志》所载医书就达256部，合4510卷。晋代的重要医书主要有三部，即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黄帝针灸甲乙经》和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脉学专著，书中总结了汉代以前脉诊的经验，将脉象分为24种，并论述了脉形、诊脉方法、脉象与脏腑关系、脉象阴阳的分辨以及妇人、小儿脉的辨识等。该书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后世脉学虽有所发展，但基本上是在《脉经》的基础上的发挥和演化。《黄帝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也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该书纠正了晋以前经穴混乱的现象，将穴位统一为单穴49个，双穴300个，共计349个穴位，并具体指明了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和艾灸时间，以及针灸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等，对后世的针灸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肘后备急方》是东汉以来盛行的方书中最著名的一部，相当于现在的“急救手册”，因此书中选方务求简便、灵验，用药也多是易得、廉价之物，极适合穷乡贫户急病所用。该书首次记载了恙虫病和天花病，其用狂犬脑防治狂犬病的方法是中医免疫思想的萌芽。晋代及以后的南北朝时期，中医外科也很有发展，其原因，一是战争创伤极多，二是炼丹服石造成痈疽、背疮等多发症。当时关于这方面的医书很多，有近20种，但只有南齐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留传下来，成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外科专著。南北朝时期，在药物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首先是梁代陶弘景撰写了《神农本草经集注》，该书摒弃了《神农本草经》以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创立了以药物的来源和自然属性进行分类的新方法，全书药物730种，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和有名未用七类，后世的本草著作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刘宋时期，雷斅〔xiao效〕编著了我国最早的药物炮制技术专著——《炮炙论》。原书已散佚，从后代所引的内容来看，其炮制方法和技术非常广泛，基本包括了中药炮制的主要方法。隋朝医家比较重视对病因、症候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太医博士巢元方等人奉命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症候的专著。书中列症候1700余条，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有不少创见，如发现疥疮是由疥虫引起的，比欧洲要早1000多年，又如缝合断肠和结扎血管的方法，也比欧洲分别早500至800年，等等。该书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探讨病因病机的专著，反映了我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症实践的提高。唐王朝对医学非常重视，中医药学由此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659年官修的《新修本草》收药844种，且图文并茂，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行的最早的一部药典。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本草拾遗》、《食疗本草》、《海药本草》等本草著作，反映了唐代本草学研究的繁荣。唐代在临症医学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现了大量的方书，代表作是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千金方》是《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简称，前者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并把妇科病和小儿护理放在重要地位；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内容包括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等。该书以医方主治为纲，收载药方共计6500多个，成为唐以前医方学的集大成者。另外，在药物学上，该书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千金方》收载当时药物800多种，对其中200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作了详细描述，还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和外来医药知识。孙思邈也因为在药物方面的成就而被后人尊称“药王”。唐代还有一部重要的医学著作，那就是宇陀·元丹贡布编写的《四部医典》。该书内容丰富，既吸取了汉族的医学经验，又吸取了邻国印度的医学经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藏医学体系，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枝奇葩。

　　宋辽金元时期，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的著述和传播。宋代的统治者也很重视医学，曾下令搜集民间所藏的医学典籍，还颁布了许多方书和本草药典。从宋代开始，文人开始加入到医学研究的行列中来，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即“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所以文人懂医，成为一时风尚，这使得医学研究队伍的水平大大提高。由于上述原因，宋元时期的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首先是本草学著作大量出现。宋政府下令编修的《开宝本草》收药物983种，其后的《嘉祐本草》所收药物已增至1082种，后来苏颂又根据各地呈送的药草图，整理成《图经本草》。大约在哲宗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四川成都一个医生唐慎微编写了一部《经史证类本草》，此书在本草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该书收药物1700多种，每药附图，并有单方3000余首，方论1000余首，内容之丰富，超越了以前历代的本草著作。这部著作后经宋政府几次修订，由官方颁布，成为《本草纲目》出现以前最好的本草著作。宋代的方书也很多，其中官修的方书就有《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至于像《苏沈良方》(苏颂、沈括合著)等私家方书更多达100多种。宋元时期临床医学成就也很突出，特别是分科很细。如儿科专著有钱乙《小儿药证直诀》、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等，妇科专著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等，外科专著有陈自明的《外科精义》等，五官科专著有《亡名氏经验眼药方》、《亡名氏咽喉口齿方论》等，解剖学专著有《五脏图》和《存真图》，法医学方面则有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在临床各科中，针灸学的发展值得注意。宋代王唯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元代滑寿的《十四经发挥》统一了以前各家对腧穴的不同说法，定周身腧穴为651个，成为后世针灸取穴的标准。宋元时期在医学理论上的重大成就是产生了金元四大医学流派。医学流派和医学争鸣的出现，反映了医学理论在历代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突破。如金朝刘完素通过研究“运气”学说，得出“火热”是导致疾病的主要病因，治疗上主张用寒凉药物，人称“寒凉派”，主要著作为《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和《宣明论方》等；金代张从正则认为邪气是一切疾病产生的根源，非人身所固有，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攻邪祛病，人称“攻邪派”，主要著作为《儒门事亲》；金元医家李杲提出脾胃是元气之源，“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主张治病应以升举中气、温补脾胃为主，人称“补土派”(脾胃五行属土)，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元代朱震亨认为人体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湿热相火耗伤真阴为病最多，治疗上主张用滋阴降火的方法，人称“滋阴派”，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金元四大家从不同的侧面继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使我国的医药学体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一批知识分子转向实学，再加上清初一些知识分子不愿仕清，由儒转医，大大加强了明清时期医学研究的力量，因而医学著作的数量急剧增加。明清医家在个人著作中，更多地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如李时珍、王清任，以及温病学派的著作，都是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写出的。明清时期在医药学上有两大重要成就，一是药物学的大规模总结，一是温病学派的形成。明清两代不像宋代政府那样对本草书籍重视，只有明孝宗年间太医院编过一部《本草品汇精要》，收药物1815种，但当时没有刊印，影响不大。然而民间对本草的研究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药物1892种，分类合理，叙述详尽，资料丰富，是明末以前本草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本草纲目》产生的前后，还有几部重要的本草著作，如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是一部专门总结我国云南滇池地区药物和用药经验的地方性药物著作；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载药921种，其中《本草纲目》未收或记述不详者716种。温病，主要指急性发热性传染病，以及一些流行病、时令病等。张仲景以来的医家多以外感风寒(伤寒)诊治。明清两代，传染性疾病流行，临床实践中对温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时兴起的温病学派认为急性热病是由于感受四时不同的温邪引起的，并逐步在病因、病理和治疗原则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立于伤寒学说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早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王履的《医经溯洄集》中就从病理学上明确指出温病与伤寒不同，从而开拓了认识传染病的新道路。明末的吴有性则在《温疫论》中对温病的病因、传染途径及相应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特别是他将诱发传染病和疔疮、痈疽、丹毒、发斑、痘疹等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戾气”，并说明“戾气”是“从口鼻而入”，有着很高的科学价值。该书的出现，反映了我国传染病学的革新，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中叶，温病学说又有发展，出现了治疗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叶桂被认为是温病学派的创始人，著有《温热论》，从理论上概括了外感温病的发病途径和传变，提出了“卫、气、营、血”四个病变发展阶段，以便更好地辨证论治。《温热论》后来被奉为温病学派的经典之作。在此之后，薛雪的《温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王士雄的《温热经纬》分别总结和发展了温病学说，并使之达到成熟阶段。明清时期在医学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医学著作，如《痘科金镜赋集解》、《种痘心法》等记载了我国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名医类案》集医家医案之大成，是医疗经验的宝库；《普济方》是网罗了明代以前各家处方的医方巨著；《针灸大全》、《针灸大成》是针灸学的总结性著作；《医林改错》是研究人体脏腑的重要的解剖学著作；等等。

　　大约在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开始传入我国，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的传播更为广泛。当时一些人既通晓中医，又对西洋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将两者进行比较，试图将中西医结合起来。如罗定昌的《脏腑图说证治合璧》，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朱沛文的《华洋脏象约纂》等。可以说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从那时就开始了。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全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许多年代由许多医学家的经验、心得和理论概括而成。一般认为，该书的主要内容完成于战国时期，后来传抄中又补充了一些后人的内容。

　　《内经》全书18卷，分为《素问》(九卷)和《灵枢》(九卷)两部分，每个部分各81篇。书中内容是以黄帝同臣子歧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人问答讨论的形式进行论述。由于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所以各篇的编次比较散乱，字句文风不太一致，内容也有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总的说来，《素问》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病理学、药物治疗学基本理论，论述了人体的发育规律、人与自然的相应关系、养生原则和方法、早期预防和治疗思想、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各种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等；《灵枢》则偏重于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解剖，论述了九针形质、用法、禁忌和人体经络循行、穴位，以及人体体表与内脏解剖、针灸方法与原则、体质类型等。《内经》对先秦的医学经验和知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中医学基础理论。

　　阴阳和五行学说，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的哲学思想。它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来说明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和存在的普遍联系，是古代自发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辩证思想。《内经》吸收、运用和发挥了这些学说，将它们与医学实践结合起来，建立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内经》认为，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和协调是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必备条件，如果失去这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人就会产生疾病。例如人体体表为阳，体内为阴；心肝脾肺肾五脏为阴，胃、大肠、小肠、膀胱、胆、三焦六腑为阳；那么对于疾病来说，热为阳盛，寒为阴盛。在脏腑方面，除了辨别阴阳外，还将其与五行对应起来，肺属金、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脾属土，通过五行的生克关系，不难知道脏腑各器官的“利害”关系。《内经》还认为，外部世界也存在着阴阳和五行关系，而“人与天地相应”，因此四时季节的变化、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心理情绪都对人体的状况产生影响。这样，在《内经》中，人体各器官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了一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有机整体，那么，与之相对应，在医疗实践中则必须全面把握疾病与种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和原则。整体观念是中医诊疗和分析病症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它贯穿《内经》的脏腑、经络、解剖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用来说明生理和病理的重要理论。《内经》中对这一理论的叙述已经比较系统和全面。五脏，指心、肝、脾、肺、肾；六腑，指胃、小肠、大肠、膀胱、胆和三焦①。《内经》中的五脏六腑与现代医学的解剖概念不完全相同，它更着重于机体的功能。它认为五脏的功能是容纳人体精气，六腑的功能则是消化运行。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道路，干线叫经，分支叫络。《内经》把人体经络分为十二经脉，另有奇经八脉等运行通道。经络将人体的各个部分，从表里上下脏腑器官联系沟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内经》叙述时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统的吸收，其中水谷的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内经》还指出，“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内溉五脏，外濡(滋润)腠〔cou凑〕理(肌肤)”。这些叙述表达了《内经》对人体生理活动的整体认识，其中心脏和血脉的关系，以及血液循环的描述，在世界上都是较早的。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还不知道血液是流动的，而西方血液循环理论的提出则要晚至17世纪。

　　《内经》中已经有了许多解剖知识。《灵枢》中指出，人体体表的解剖部位，可以通过度量予以确定，而内脏的解剖，就要在死后切开胸腹进行观察。《内经》中记载的人体骨骼，血脉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容量等，虽然不很准确，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剖实践加深了人们对人体结构、功能及其联系的了解，为医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关于致病因素和病理变化的机制，《内经》中有丰富的论述。《内经》把引起疾病的风、热、燥、湿、寒等外来因素称为“邪气”，认为人体正气旺盛，邪气不容易伤害人体，而当人体相当虚弱的时候，邪气才能引起疾病。《内经》中还提出身心统一的观点，认为精神因素和身体状况是相互影响的，喜、怒、悲、恐、思等情绪变化的根源在于脏腑功能，反过来又影响脏腑功能的发挥。《内经》中还论述了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对疾病发生所起的作用，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所患的疾病也各有特点。《内经》中已开始按五脏、六腑、筋、肉、经脉、骨、肌等对疾病进行分类。书中记载和分析了44类311种临床病症，包括许多常见病。对疾病进行分类是医学科学的基础工作，《内经》的记叙，为后世深入研究病症，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临床参考资料。

　　对于疾病的诊断，早在公元前5世纪，扁鹊已开始运用切脉结合望诊诊断疾病。到了《内经》时代，又予以归纳总结，并有所补充和发展。《内经》称搏动的血管为“动脉”，它谈切脉，除了目前仍然沿用的两手腕部的桡动脉外，还记载了头面部的颞颥〔nie ru聂如〕动脉和下肢的胫前动脉，作为人体体表的三个切脉部位。脉诊是我国古代医学家长期实践的总结。脉学后来传到日本、朝鲜、阿拉伯、欧洲，对世界医学做出了贡献。至于望诊，《内经》中经验更丰富，内容也趋于完善。书中还特别强调切脉和望诊等方法的互相结合运用，以防止诊断的片面性。

　　在疾病的治疗上，《内经》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的道理，并论述了在临床上如何掌握治标治本的问题。在具体治疗中，《内经》运用了内服、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其中对针刺疗法的记载最多，如器材的准备、穴道的分布、持针的法则、泻补的技巧、针刺的剂量和禁忌等，都有较详细的论述，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内经》中有腹腔穿刺术治疗腹水病症的详细记录，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医疗水平。

　　《内经》中特别强调了“治未病”，也就是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书中指出，如果一个人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就像口渴了才想起打一口井，不是晚了吗？《内经》认为一位高明的医师必须预防疾病于未发生之前，或至少应当在疾病刚刚形成之时就能加以控制，不使发展到难治的地步。为了预防疾病，书中提出了适应四时气候变化、保持饮食起居卫生、节制色欲、培养健康的精神状态等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为养生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黄帝内经》在医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其影响是深远的。历史上许多人对这本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注释工作，到今天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医理论的必读之书。该书的部分内容还被翻译成日、德、英、法等多种文字，是欧美各国研究中国医学的重要文献。

　　《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辨证论治的专著。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末年，政治极端黑暗，军阀混战，灾荒不断，再加上疫病流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当时凄凉景象的写照。张仲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里。据说他的家族200多人，十年中染疫而死的竟达2/3，其中患“伤寒”死的又占了7/10。张仲景目睹人民的贫病交加，又为亲人的去世感到万分悲痛，于是立志研究医学。张仲景对当时庸医误人和迷信鬼神巫术的现象十分痛恨。他认为，要战胜疾病，只有给人们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一方面“勤求古训”，刻苦攻读《素问》、《九卷》、《难经》、《阴阳大论》等医学典籍，吸取前人的宝贵遗产；同时“博采众方”，向当时的名医学习，广泛搜集民间流传的经验药方，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检验。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他晚年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医学巨著。

　　《伤寒杂病论》分“伤寒论”和“杂病论”两部分，但由于战乱不休，成书后不久就散失了。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对该书曾进行过收集整理，《伤寒论》就是他整理的，但这部书没有杂病部分，可能是由于散失不传。北宋时期，翰林学士王洙在皇家藏书阁中发现一部分蠹简，考订其主要内容是《伤寒杂病论》。稍后，校正医书局的孙奇、林亿等将其重新整理编校，因论伤寒部分已有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行世，故只选取了论杂病为主的内容，称为《金匮玉函要略方》，简称《金匮要略》。于是，《伤寒杂病论》被正式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

　　《伤寒论》10卷，22篇，397法，113方，专门论述伤寒的辨证与治疗。“伤寒”一词不同于现代医学病名中由伤寒杆菌引起的“伤寒”，它泛指一切受外来“寒邪”侵袭而引发的热病，包括一些急性传染病等。张仲景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对伤寒病症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伤寒论》中，他根据伤寒病的各种症状、人身体的强弱和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其归纳为太阳、阳明、少阳三阳病和太阴、少阴、厥阴三阴病共六大类。书中指出了每一类病候的基本症状和脉象，作为辨症的依据，并从疾病的发展过程中辨别病理变化，掌握病症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伤寒论》中还提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种辨证方法，后世称为“八纲”，它是辨证论治的具体应用的法则。八纲中阴、阳作为总纲。因为我国古代医学认为，一切疾病都是因为阴阳偏盛或偏衰所致，所以诊病必须分清疾病的阴阳，以及判断它属三阴、三阳的哪一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还要分清疾病部位的深浅(表里)、疾病性质的寒热、邪正的消长盛衰(虚实)，然后才能作出诊断。八纲和六经辨证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理论。这一理论使许多复杂疾病的分析和归纳都非常系统清晰，让人容易掌握。

　　《伤寒论》还总结出一套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也就是在辨证基础上的“论治”。书中把治疗原则分为驱邪和扶正两大方面，认为一些发病急剧、人体还消耗不大的疾病，如三阳病，应当以驱邪为主，迅速消除病灶；而对一些发病缓慢或病程长久、体力消耗比较大的疾病，如三阴病，就要采用扶正的方法，恢复病人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本身的积极因素。除此以外，书中又提出了“随证施治”的原则，主张“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把严格的规律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治疗方法上，《伤寒论》使用了汗、吐、下、和等方法。汗法是用药物使人发汗，排出体内病邪；吐法是使病人呕吐，将胸腹中的毒物和宿食清除；下法是用药使病人把肠胃中的病毒排泻出来；和法是用药物和解体内病毒。书中指出，这些方法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慎重选用，不能乱来。对于在什么情况下选用什么方法，《伤寒论》中都作了详细说明。

　　《金匮要略》共三卷，25篇，262方。其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为全书总纲，论述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的一般理论和原则，以下各篇分述内科、外科、妇科、杂疗、食物禁忌等。该书与《伤寒论》的主要不同处在于它主要是论述内科杂病，因此以脏腑病机指导辨证。但两书在辨证论治的总精神上是一致的。

　　张仲景在中医方剂学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共载药方300多个，使用药物200多种。张仲景大胆创新，调制了不少新的复合方剂，大大发展了方剂学。《伤寒杂病论》中的药方，大都有用药灵活和疗效显著的特点；对每一味药的应用都比较明确、谨慎，并指出了药物相互配合和增减的基本原则；对药物的煎法、服法、禁忌也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为了使药物便于吸收，充分发挥作用，张仲景使用了多种剂型，并对一些传统剂型进行了改造。《伤寒杂病论》所载的药物剂型就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薰剂、滴耳剂、灌鼻剂、膏剂、栓剂、灌肠剂等等，扩大了药物的使用范围。后世许多医家称《伤寒杂病论》中的药方为“众方之祖”，或称它们为“经方”。现在中医临床上不少常用方剂都是由它们加减变化而来的。

　　《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基本原则，创制了众多疗效可靠的方剂，成为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而它的作者张仲景也由于在医学上的杰出成就，被后世尊为“医圣”。1700多年来，《伤寒杂病论》不仅为中国历代医家所推崇，而且还流传到日本、朝鲜，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它进行研究。

　　《本草纲目》

　　明末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对我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发展都有着巨大贡献。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湖北蕲〔qi其〕春县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李时珍幼时常随父兄一起到山中采药，听父亲讲解草药，因此获得了许多药物学知识。他在三次参加举人考试失败后，决心放弃科举的途径，立志研究医学。由于李时珍的医名遍及大江南北，于是在1551年楚王府聘他掌管良医所，后又被推荐任太医院院判。但是，他认为在太医院工作，难以达到济世救人的目的。于是任职一年后，李时珍便托病回家了。
　

　　图4 李时珍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和大量阅读古代医学文献的过程中，李时珍发现前人的本草著作存在的问题很多，如分类不详、名目错乱，以及新发现的药物没有著录等等。由此，他萌发了重修本草的决心。从1552年开始，他经常头戴斗笠，身背竹筐，亲自到许多产药的地方访问，采集标本，描绘图像。他还查阅了800多种有关图书。经过30多年的呕心沥血，三次大的修改，李时珍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巨著。这部书在李时珍晚年开始雕版，但没有等到出版，他便去世了。

　　《本草纲目》共52卷，190多万字，是一部宏篇巨著。李时珍分析了前人撰写本草著作的得失经验和古今药物利用的兴废规律，提出了“不厌详悉”的编写原则。他汇集了历代本草著作，对其中的药物重新加以整理，去粗取精，删除重复，合并种类，收入《本草纲目》的有1518种。同时他又深入民间，采访四方，增补了374种前人没有收录的药物。《本草纲目》共收药物1892种，成为历代本草中载药最多的一家。该书还继承了《新修本草》首创的描绘药图的成功经验，绘有药图1160幅，同时注意了描绘药图的特征的准确性，为后人认识、采集和鉴别药物提供了方便。李时珍还非常重视药方的收集工作。《本草纲目》附录药方11096首，几乎包括了所有医学典籍中的经验良方。因此，本书不仅集本草之大成，也是医方的全书。这种以药带方，以方附药的方式，既证实了药物的功效，又加深了对药物的认识，集中了临床经验，大大提高了本草的实用价值。另外，经史子集各种古书中有关医药的资料，《本草纲目》也在考证、分析的基础上加以采纳，使本草的内容更为丰富。
　

　　图5 《本草纲目》草部山草图

　　《本草纲目》虽然内容极为丰富，但并不杂乱，这要归功于它的分类体系和编排体例。《本草纲目》中将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兽、人16部。可以看出，这16部明显地将自然界分成了无机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三大层次，它的次序体现了自然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各部之下，李时珍又进行分类，如草部下分山草、芳草、隰草、蔓草、毒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等。各部总共又分60类。《本草纲目》分类的科学性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许多方面与现代科学分类相吻合。它比西方生物学家林奈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系统》要早一个半世纪，内容也更为丰富，有的分类也更详明。

　　在解说药物时，《本草纲目》在每种药物下标一个总名，作为该种药物的纲，下面又分列栏目，其中：

　　释名 列举该药通常的名称和别名，并说明其由来等。

　　集解 说明该药的产地、形状、性质、特点，以及对类似药物的鉴别等。

　　气味 指出其甘、苦、寒、热、温、凉、平、咸、淡、辛、酸、有毒、无毒等特性。

　　正误 对该药进行辨释，如有错误则予以纠正。

　　修治 介绍把原料加工成药物的方法。

　　主治 列举该药的主治功能及所根据的药书出处。

　　发明 叙述该药使用的源流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附方 附录使用该药的新、旧药方。

　　这种结构和体例条理分明，便于检索，切合实用。

　　《本草纲目》从文献考证和实际调查入手，对前人本草中的疑难问题和错误，进行了大量的辨别和订正工作。如《神农本草经》中说穿山甲以蚂蚁为食。李时珍亲自做了解剖，在穿山甲胃里发现了大量蚂蚁，证明它确是食蚁动物。又如，以往的本草书中，对萍、苹、莼〔chun纯〕、荇〔xing杏〕四种水生植物的具体区别都没有讲清楚。李时珍通过向农夫请教，终于弄清了它们的区别。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还对炼丹服石以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术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指出它们不足信，是“邪说”。这些证明李时珍的医药学研究态度严谨，思想进步。他还对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存疑，不盲目下结论。

　　《本草纲目》对医学研究也做出了贡献，书中记载了一些宝贵的医学史料。如首次记录了铅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虫等病症；首次记录的医疗技术有冰块冷敷退热、蒸汽消毒等。李时珍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观点，认为脑是精神意识的聚集之处，与现代医学基本一致。

　　《本草纲目》对现代医药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书中所载的药物和药方，许多至今仍在广泛使用，而且已被科学证明是正确的。现代中药研究工作者，常从《本草纲目》中得到启迪，发掘出新药。例如，治夜盲症的羊肠、胡桃，治哮喘的麻黄，治杆菌性痢疾的马齿苋等的药理和疗效的发现，都是从《本草纲目》中得到线索的。

　　《本草纲目》不仅对医药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化学、生物学、矿物学、冶金、地质和物候学等多种学科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如在制药中，记载了蒸馏、蒸发、升华、风化、沉淀、干燥等化学反应和方法。又如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动物的习性、变异、遗传特征、人工方法改变动物习性等生物学资料，对生物学研究有启发作用。达尔文在研究动物变异等现象时，曾直接和间接引用过《本草纲目》的内容，并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是一本划时代的巨著，它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内重版达二三十次，成为其后本草著作的楷模。后世对它的研究也为数众多。《本草纲目》还流传到国外，先后被译成拉丁、日、法、德、英、朝、俄等国文字，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重要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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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三焦是哪一个实体，古代就有争论。现在认为三焦并不是一个脏器，而是水、气的运化场所，位置在胸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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