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的蒙古民族在统一全国之后，面对着汉民族集中的中原大地，已经有上千年发展封建制度的历史，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都处于领先地位。如何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又能充分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优势和特点，是元代统治者所面临的十分迫切而又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加速封建化必须走“汉化”之路。推行“汉化”的文教方针正是由元代加速封建化的基本国策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的奠基人。他对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出：“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清醒地认识到蒙古民族“武功迭兴，文治多缺”正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封建化程度不足的体现。

　　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首先表现在提倡尊孔崇儒。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自汉代以后就一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尊孔崇儒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文化教育总方针的核心。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正月，“敕修曲阜宣圣庙”，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并将在战乱时“为人掠卖”的儒士“官赎为民”。接着又下令，“凡儒户徭役，一切蠲〔juan捐〕免”。曾有儒生“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表现了元世祖对尊孔崇儒的积极态度。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执政时，曾任中书令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曾建议重用儒臣。公元1232年元军攻克汴梁，耶律楚材“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箸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又举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元史·耶律楚材传》)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奏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元太宗表示同意，“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等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慝〔te特〕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当时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转运使刘子振，都是汉人儒生，曾犯贪赃罪，太宗责问耶律楚材：“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耶律楚材回答说：“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太宗感到颇有道理，遂坚信不移。元世祖正是继承太宗帝业，继续推行“汉化”文教方针，进一步提倡尊孔崇儒，诏令各地修复或新建孔庙，令地方长官通过祭孔，进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加强学校的恢复和建设，开展各种社会教化。

　　元代在尊孔崇儒的推动下，孔子的地位也急剧上升，至武宗朝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为历代之极。

　　儒家经书在元代得到广泛传播。元世祖率先研读儒家经典，并敕令从官秃忽思等人辑录《毛诗》、《孟子》、《论语》等，供其学习之用。理学家的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四书”、“五经”、《孝经》、《小学》都成为士子必读之书，并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程式之中，为理学的北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重用儒士是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的重要内容和措施，也是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的重要保证。

　　早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代，就曾网罗大批亡金的儒士大夫，如：耶律楚材、王楫、李藻、郭宝玉、李国昌、元好问、郝经、姚枢、杨惟中等，奠定了元代“汉化”文教方针的基础，并在元代确立“汉化”文教方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元世祖忽必烈进兵南宋时，杨惟中、姚枢随军，在湖北俘获理学耆儒赵复，倍加优待，请他北上传授程朱理学。北方的儒士大夫姚枢、刘因、许衡、窦默、郝经等人，都是通过赵复才得知理学的奥义，特别是许衡对于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大批儒士大夫在元代受到重用，有的从政，有的兴学设教，更多的人则是潜心学问和从事著述，为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方针，在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蒙古族的顽固贵族往往以“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为由，反对“遵用汉法”，尤其反对重用儒士，更反对重用汉人、南人儒士。他们坚持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严格的民族歧视标准划分亲疏远近。但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也是元代统一中国，巩固其统治的必由之路。实现封建化，必须推行“汉化”，而推行“汉化”必然要遵孔崇儒，重用儒士。一大批儒士为元代的发展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也证明了重用儒士的意义，回击了推行“汉化”的反对派，更坚定了统治者推行“汉化”的决心和信心。

　　元代的书院政策是服从和服务于元代的“汉化”文教方针的。因此，元代的书院政策是“汉化”文教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汉化”文教方针的具体体现和实际内容，也是“汉化”文教方针得以顺利持续推行的制度保证。

　　元代书院政策的制定、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由不成熟不稳定到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过程。大体上可以说，元代对书院采取了由注意保护到鼓励发展，又由积极创办到加强控制的政策。

　　元代初入中原时，对书院采取了注意保护的政策。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下令保护一切文化教育设施，规定：“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勿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罚。”当时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树立“施仁发政”的形象，尽量缓解被占领区军民的反抗情绪，对儒士文人采取安抚怀柔之策，其目的在于表示“上答天意，下结民心”，“国家育才待聘风动四方之美”。这一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奠定了元代书院发展的基础。

　　早在元太宗八年(公元1236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跟随皇子库春征宋时，就注意收集大量宋儒所著经籍图书送至燕京，并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名儒赵复讲学其中。这是元代自建的第一所书院，也是中国北方地区设立书院的开端。但由于当时的主要精力仍在军事征讨，而且书院原多在南方，北方士人多不熟悉，所以反响不大。

　　随着巩固中原，统一江南的进展，文教建设日渐迫切。元代统治者对书院采取了积极创办、鼓励发展的政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明文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此后书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元代对书院采取积极创办，鼓励发展的政策，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逐步加强控制。一方面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加强管理，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书院讲学自主灵活等特色的发挥。这是封建统治者难以克服的一个矛盾，鼓励发展担心失控造成威胁，加强管理又会管死，失去书院的特色。特别是在元代统治者内部对保护和鼓励发展书院的政策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一部分官僚贵族不赞成保护和发展书院。据记载，著名学者许有壬之父去世后，门人弟子为纪念他，建东冈书院以为育才之地。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剌沙吹毛求疵，百般刁难，极言书院不当立，并造浮辞，加以诬陷，许有壬被迫称病归里。书院当立不当立，仍然反映了对“汉化”方针的态度。鼓励发展、加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统治者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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