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它有约300年的历史，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全盛的时期。西周继承了夏商的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形成了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
据古籍文献记载，西周官学可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乡学又分为“庠”、“序”、“校”、“塾”等。
(1)西周小学
康王时的《大盂鼎》中有一句话：“女(汝)妹(昧)辰有大服，余佳(惟)即朕小学。”郭沫若在《西周金文辞大系》上有眉批：“今案妹与昧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继显职，康王曾命其入贵胄小学，有所深造。”可见西周贵族确有小学，为蒙昧的儿童学习之处。
宣王时的《师[上(左未右攵)下反][皀殳]〔li gui 离鬼〕》中也有一段话：“才(在)昔先王小学，女(汝)敏可事，既命女(汝)[上雨下攴]〔geng 耕〕乃且(祖)考嗣小辅。”这段铭文不但证明王家设有贵胄小学，而且也证明了古籍文献中关于少傅和乐官记载的真实性。据有关专家考证：“小辅当读为少傅。”再结合《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配)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说明这类小学属宫廷的贵胄小学，其学生是王太子、公卿太子、大夫元士的嫡子等。《礼记·王制》说：“小学设在公宫南之左”，即把这类小学设在王宫附近，可能是为了贵胄子弟上学方便。王宫守卫长官师氏和保氏，兼任小学师长。
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贵胄小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云：“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
西周时除设在宫南之左的那所贵胄小学之外，还在西郊设有一所小学。据《礼记·王制》：周人设有“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文献通考·学校考》注云：“虞庠在国之西郊，小学也。”这类小学可能是宫廷的贵胄小学，入学学生的层次可能要低一些，或属于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子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注曰：“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岁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从全文的语气来看，在里中的“校室”学习优秀的学生可由“乡学”升到“庠”，再升到国学，而这个国学不会是宫廷的贵胄小学，而可能是设在西郊的“虞庠”。这样经过几次选拔和挑选才升到国学的小学中去的学生，当然年龄也就不小了，所以有的传说：“十五岁才入小学”。《大戴礼记·保傅》的注释说：“又曰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这种解释较为合理。古代的小学生并不严格限于儿童，入学年龄从8岁至15岁均可。或许这与贵族的等级有关，高级贵族子弟入学较早，中低级的贵族入学较迟，所以才出现关于入学年龄的各种不同的说法。
据《大戴礼记·保傅》注说，王侯太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八岁。《公羊传》注：“礼，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白虎通·辟雍》说：“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提出了八岁入小学的根据。据《尚书大传》，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10岁或13岁左右，至于其他众子，包括大夫元士妾所生之子及少数平民子弟入学的年龄，可能是15岁左右。又据《文献通考·学校考》认为，公卿以下的子弟，未必一开始就能入国学之小学，而是先学于家塾，长至13岁左右，才能入国学之小学就读。而国之太子年八岁即可入国学之小学。由此可见，西周小学入学年龄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
据《周礼·地官司徒》，西周小学强调的是德行教育，重视以道德来教养贵族子弟。《礼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学射御。”有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法、计算等等，教学内容比较全面，这说明西周小学教育强调的是奴隶主贵族道德行为准则的培养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训练。
(2)西周大学
从古籍文献上看，西周大学有“东胶”、“东序”、“辟雍”、“泮宫”、“成均”、“瞽宗”、“上庠”和“太学”等名；从金文材料上看，西周大学有“辟雍”、“学宫”、“大池”、“射庐”等名。在大学里，周王要举行礼仪大典、祭祀活动、习射乐舞等，如《庄子·天下》篇所说：“文王有辟雍之乐。”
西周的大学——辟雍和泮宫一般都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间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鸟兽，水池中有游鱼。这说明西周大学的设施是比较原始的，以茅草盖的厅堂为主，周围有园林和水池。贵族子弟即在园林水池中射鱼、射鸟、驱车围攻野兽。西周大学中的渔猎活动，是一种实际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过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这说明西周大学还没有完全专业化，是和贵族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西周大学中的公共活动，以行礼、射箭、驾车、奏乐、舞蹈为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以礼乐与射御为主，这是和贵族教育子弟的目的相关的；因为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而礼乐正是当时贵族巩固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同时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军事骨干，用来保卫既得的政权，而射御正是军事训练，舞蹈也带有军事训练的性质。
除辟雍、泮宫之外，西周还有其他的大学。《礼记·王制》所说养国老的“东胶”，《礼记·文王世子》所说的“东序”、“瞽宗”、“上庠”，都是大学。“东胶”即“东序”。《大戴礼记·保傅》：“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这里所说的东、南、西、北学，似乎给我们绘出了西周大学的组成图案。东学便是东序，为习舞、学干戈羽籥〔yue月〕之所，由乐师主持；西学即瞽宗，为演习礼仪、祭祀先王先贤之地，由礼官主持；北学即上庠，为学书之所，由诏书者主持；至于南学，有的说是成均，为学乐之所，由大司乐主持。太学有的说是中央之学，可能就是辟雍或明堂。这样把中央与周围四学合在一起，实际上已有五学了。《文献通考·学校考》说这些学校都“并建于一丘之上”。又据《礼记·明堂位》载，鲁国亦得立四代之学，即虞氏的庠、夏后氏的序、殷的瞽宗与当代的周学——泮宫，这里似乎也是把四代之学建立在一起的，并且把这些学校放在“明堂位”来讲，这又把四学与明堂结合在一起了。东西南北学以明堂为中心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学，并非有好几个独立的大学。
(3)西周乡学
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总称之为国学。设在王都郊外六乡行政区中的地方学校，总称之为乡学。据《礼记·学记》，西周的乡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周礼》又说：“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孟子》仅说：“周曰庠。”
据《周礼·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又按《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CUO嵯〕，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前者是指国的近郊而言，后者是指乡以外的远郊而言。乡的学校主要是“庠”，遂的学校主要是“序”。《学记》所说的“党有庠”，《周礼》所说的“乡有序”，皆就近郊的乡组织而言，乡和党的学校都称做“庠”。所以《礼记·王制》说，乡里面如果有不帅教者就要报告司徒，然后在乡庠习礼来感化他们。《乡饮酒义》也说：“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屡教不悛〔quan圈〕的人便“移之遂”，由遂学即“序”去感化。如果还不变，最后才“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这也说明乡以庠为主，遂以序为主。
西周时的塾、校，可能不是真正求知识的学校，“塾”可能是门侧之堂，在农村，早晚由父老及里正坐在那里监督检查，是否按时出工，是否遵守秩序，是否敬老尊长等等。《尔雅·释宫》说：“宫中之门谓之闱……门侧之堂谓之塾。”注云：“塾”——“夹门堂也。”可见“塾”的初义只是门侧之堂。据《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上老、庶老坐在那里对出入的人进行检查和教诫，要按年龄大小排列次序，不能相逾，年轻人要代年老人挑负东西。“塾”虽然也起着管理和教喻的作用，但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校。“校”也是一样，按《公羊传》的注释说，这种“校”是选择有高德的父老，在秋收之后到这里来进行教化，似乎是一种“冬学”的性质，只在农闲时进行。另，“校”与“学”的名称也常互为应用，如乡学亦可称之为乡校。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记郑子产不毁乡校的事，郑国的乡学即称之为乡校。疏云：“校为学的别名。”还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还表明乡校有一种“议政”的作用。郑子产不毁乡校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存“议政”这一好的传统。西周乡校中的所谓养老乞言、语说之类，也是保持这一好的传统。
综上所述，可知西周学制系统如下图表示：
(4)西周学校的教师
西周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师者必为官或退仕。国之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也即是帝王之师。《大戴礼记·保傅》说：“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三公既有分工，又紧密合作；太师，导以教训；太傅，傅其德义；太保，保其身体。三少是三公的助手，同太子居处出入在一起，三少协助三公共同辅佐天子，教喻太子。后来西周官制逐渐分化，师保便成为太子导师的专称，执政的辅宰之臣则别以卿士名之。从职官的分化，也可说明最初的师保是官师合一的职务。
西周的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的情况基本相同，也是亦官亦师。国学由大司乐(大乐正)主持，是国家的礼官，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之事。大司乐下面还有许多官员分掌其职。据《礼记·文王世子》载，除大乐正外，还有小乐正、大胥、小胥、大司成、龠师、龠师丞、太傅、少傅、师氏、保氏等等。《周礼·春官》也有类似记载。他们既是国家的正式官员，又是国学的教师，承担国家的教育与教学工作。他们大都为国家礼官之属，只是师氏、保氏为国家司徒之属兼主王室的武备。“师”最初是军官的称号，“师氏”指的是高级军官，“大师”是比“师氏”更高级的军官。西周时担任国王警卫队长的师氏、保氏，除了负责警卫、随从、军旅等大事之外，还兼管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后来“师”就转为教育者的称呼，所以“教师”的名称，实起源于军官。
至于乡学的教师，也都由国家及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由大司徒主持。据《周礼·地官》载，除大司徒外，还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等，他们都是地方乡学的主持者和教师。还有致仕(即退休)的大夫与士，也直接担任乡学的教师，称之为“父师”、“少师”。如《尚书大传》卷五《略说》所载：“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
(5)西周的六艺教育
西周国学的教学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容。在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在小学以书数为重点。而射御的学习，除了传授和培养有关的知识、技能之外，还着重与礼、乐之教相配合。乡学的教育内容，没有国学那么详密。
“礼”是政治伦理课。“礼”包括了整个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仪节。《左传·隐公十一年》：“礼者，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反映了“礼”的重要性，是立国的准绳，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包含了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反映了西周宗法等级世袭制度的需要。“礼”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课程。贵族子弟学会了“礼”，在政治活动、外交活动及道德生活中，行动才会合乎规范，站稳贵族的立场，显示贵族的尊严，有利于任官和治民。大学中所教的“礼”，则是贵族生活中所常见的“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吉礼讲祭祀，以敬事邦国鬼神；凶礼讲丧葬凶荒，以救患分灾，哀悼死亡；宾礼讲朝会过从，使诸侯亲附；军礼讲兴师动众，以征讨不服；嘉礼讲宴饮婚冠等喜庆活动，以亲万民。《周礼·大宗伯》讲“五礼”共36目，皆邦国之重大典礼，贵族子弟要从政必须习知熟悉。不仅要知礼、行礼，在仪容方面还要遵照一定的要求和规定。保氏还负责教“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习礼仪不仅只讲礼典，而且要实学实习，反复练习。“礼”既是贵胄子弟修身之要，也是他们用世之具。所以说“礼”是政治伦理道德教育课。
“乐”是综合艺术课。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诗经·郑风·子矜》郑玄注：“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表明其形式的多样化。西周大学由大司乐主持乐教，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育贵族子弟。所谓乐德，包括中和(言出自心，不刚不柔)、祇庸(见神示敬、接事以礼)、孝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所谓乐语，包括兴道(以物喻事、引古刺今)、讽诵(背熟文词、吟诵有韵)、言语(直叙己意、答人论难)。所谓乐舞，包括云门、大卷(黄帝乐)、大咸(尧乐)、大磬(舜乐)、大夏(禹乐)、大濩〔huo 获〕(汤乐)、大武(武王乐)等六代乐舞，也称为六乐。《周礼·大司乐》讲的六代乐舞是“大舞”，是大学学习的主要内容。此外，乐师还教大学学生学习小舞：帗〔fu 肤〕舞(手持五彩缯而舞，也有说是持彩色鸟羽而舞)、羽舞(手持鸟羽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持五彩羽以舞，用以祈雨)、旄舞(持牦牛尾以舞，用以祀辟雍，也用于燕乐)、干舞(持盾牌以舞，用以祭山川)、人舞(徒手挥袖而舞，用以祀星辰)。还有一种“象舞”，持竿而舞。舞又分文舞、武舞两类。手持籥(乐器)翟(鸟羽)而舞为文舞；手持干(盾牌)戚(斧钺〔yue悦〕)而舞为武舞。“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属于文舞；“大濩”、“大武”属于武舞。这些乐舞用于不同的场合，其中“大武”是周代国乐，实际上是以周武王克殷为题材的大型歌舞剧。其曲调早已失传，而乐词基本上保存在《诗经·周颂》里，传说可能为周公所作。“大武”乐舞是西周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贵族子弟都要学习。《礼记·内则》提到贵族子弟13岁学乐、诵诗、舞“勺”(文舞)；15岁成童，舞“象”(武舞)。《周礼·大司乐》提到“帅国子而舞”。西周王室对乐舞十分重视，据《周礼·春官》载，王室的乐舞机构中自大司乐以下，共有奏乐、唱歌、舞蹈及其他工作人员近1500人，可见其重视程度。
西周大学教育中强调“礼”与“乐”的密切配合。《礼记·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手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yi译〕，恭敬而温文。”礼的作用在于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乐则重在陶冶人们内心的情感，使本来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礼变为能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在精神需要。所以《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乐是通过美育、艺术教育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乐记》又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教的主旨就在于增进贵族内部的团结，进而调和各阶级、等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礼乐教育在西周社会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确实对于改变社会习俗、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各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联系，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所以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教育成为西周六艺教育的中心。
“射”与“御”是军事训练课。“射”是指射箭，“御”是指驾车。当时的战车是重兵器，一般来说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驾车，车马步卒72人跟着。武王伐殷，革车300辆，虎贲(勇士)3000人，由于做了政治鼓动工作，很快取得了灭殷的决定性胜利。可见战车在战争中地位之重要。但是要掌握战车的战术必须学好“射”“御”这两种武艺。
“射者，男子之事。”西周贵族子弟到了入小学年龄，就要接受正规训练，不能射箭的人，不能称男子之职。“射”在国学、乡学中都是重要的学科，都有一定的教练场所。教练有五种方式，相应有五项标准。据郑玄解释说：一曰“白矢”——穿透箭靶，露出箭头。重在训练开弓的臂力。二曰“参连”——第一箭射出之后，后三箭连发两中。重在训练发射的速度。三曰“剡〔yan眼〕注”——矢入箭靶，羽颈高，箭头低。重在训练力猛锐，使箭能贯物而过。四曰“襄尺”——“襄”即谦让之意。君臣同射，臣不得与君并立，须后退一尺，重在训练谦让之品德。五曰“井仪”——连射四箭皆中靶并成“井”字形状。重在训练箭法之准确。
《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官，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说的是西周天子规定制度，诸侯每年要向天子推荐士人，天子在射宫考校他们的箭术。如果射箭时仪容、动作合于礼，节度合于乐而且射中靶子的次数多，就可以参与天子的祭祀大典。如果仪容、动作不合于礼，节度不合于乐而且射中靶子的次数少，则不得参与天子的祭祀大典。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说：“行同而能耦，别之以射，然后爵之。”意思是说贤能在德行和其他技能相同的情况下，则以射箭技术高低来区别，授予优胜者一定的爵禄。所以说西周对射箭的教练十分重视，射箭的训练也十分严格，国学、乡学都要为贵族青少年参与大射与乡射准备条件。每年大祭之前要举行射箭比赛，选拔武士，仪式隆重，并饰之以礼乐。
“御”的教练也有五项，简称为“五御”：一曰“鸣和鸾”——“和”在轼，“鸾”在衡，“和”与“鸾”都是车上装饰的铃，车行时，铃声共鸣而有节奏。二曰“逐水曲”——沿着曲折的水沟边驾车前进而不使车落于水中。三曰“过君表”——“君表”为插着旌旗的辕门，辕门在险阻处，辕门中间放置石磴为障碍物。车驰入辕门，车头两边与石磴的间隙只有五寸，车要准确不偏，不发生碰击。四曰“舞交衢”——车在交叉道上，往来驰驱，旋转适度，合舞蹈节奏。五曰“逐禽左”——驱车追赶禽兽，要善于把禽兽阻拦在左边，以便君主射猎，因为礼规定君主田猎自左方射。
《礼记·曲礼下》：“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问大夫的儿子，年长，回答说能驾驭车了；年幼，回答说还不能御车。可见贵族子弟达到一定年龄就要进行驾驭车技术的训练，并以能御、未能御来区别长幼。驾车要沉着、敏捷、熟练，并能随时配合射手，创造有利的射击机会，所以说学习驾车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达到上述五项标准的要求。
周天子出征前，要到祖庙祭祀请命，这叫“告祖”；然后到大学召开出征前军事会议，制定作战方案。班师凯旋，也回到大学举行“释奠”礼，祭奠“先圣先师”，献俘告功。大学是周天子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比射御选士的场所。这些都说明西周重视射御的训练，并注意射御的教学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
“书”与“数”是基础文化课。“书”是指书写文字。“数”是指计算、算法。西周书写的工具是刀笔、竹木，字体为大篆。西周已有供小学文字教学的字书(课本)。据《汉书·艺文志》载：“《史籀〔zhou宙〕》十五篇。”注曰：“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年)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又注：“《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今已失传。西周小学教育从识字、书写开始。《礼记·内则》提出“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所谓“数日”即认识、背诵由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学书”即学习书写六十甲子，认识与书写方名(东、南、西、北方之名)。在当时辨别方向主要依据天象。当时人们多用日出日入的日影、日中时的日影和晚上的北极星的方位等方法来确定方向。
《周礼》提出了“六书”的总名，后世学者对六书的名称、顺序解析不一，但都认为汉字构成有六种方法。《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提出了文字的构成有上述六个方面，同时也指出了西周识字教学是按字的构成方法分类进行的。郑玄在《周礼·保氏注》中提出六书的内容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了最有代表性的“六书”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hui 徽〕，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所谓“指事”，即用符号指示意义，如木下加“一”为本(树根)，木上加“一”为末(树梢)。所谓“象形”，即把客观事物描绘出来，如“日”像一轮红日，“月”像一弯新月，“山”像一峰高耸，群山环抱。所谓“形声”，即意符与声符并用，如“鱼”字偏旁表示鱼的总类，再用其他的字搭配起来，成为“鲤”、“鲫”、“鳝”、“鳗”等，表示鱼的不同种类，这是形与声相结合。所谓“会意”，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如上小下大为“尖”，左日右月为“明”。所谓“转注”，即同一个部首的同义字相互解释，如“老，考也”，“考，老也。”所谓“假借”，即当新事物出现之后，口语中已有了这个词，但还没有这个字，于是借用同音字来表示，如“汝”本义为水名，借为第二人称代词，意思是“你”。总之，西周学校的文字教学，是按汉字构成的方法，以“六书”分类施教的，使学生掌握每个汉字的字音、字形、字义。
“数”的教学，西周有很大发展，据考释，西周时六岁儿童开始学数数，从一至十的数目。九岁儿童学“数日”，指学习记日法，先学甲子纪日，然后再逐渐加深。十岁儿童开始学“书计”。所谓“计”，指一般计算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学习十进制的文字记数方法。这种记数方法在数学发展史上曾居先进行列。其次还要学习计算的方法。中国古代重要的计算方法——筹算完成于春秋战国，但并不否认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简单的算筹记数和简单的四则运算。
《周礼·地官·保氏》提出西周六艺之数为“九数”。至东汉，郑玄又在注中提出了“九数”之目：“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所谓“方田”，讲的是田亩面积计算等问题。所谓“粟米”，讲的是按比例交换问题。所谓“差分”，又叫“衰分”，讲的是等级——按比例分配问题。所谓“少广”——“少”为“多少”，“广”为“宽广”，讲的是在体积计算中运用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问题。所谓“商功”——“商”是“商贾”，“功”是“工程”，讲的是工程的计算，尤其是体积的计算问题。所谓“均输”，讲的是按人口、路途等条件，合理安排运输赋粟和分配徭役等问题。所谓“方程”，讲的是联立一次方程及正负数问题。所谓“赢不足”又叫“盈不足”，讲的是运用假设的方法解决疑难问题。所谓“旁要”，讲的是“勾股定理”。学习以上九项计算方法，是较高的教学要求。“九数”流传下来，经后人不断补充、加工、整理，约到汉末三国的时候，才编成《九章算术》。西周的“九数”奠定了后来的《九章算术》的基础，这表明西周的数学教学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总之，“六艺”之中“书数”的内容是很广博的，诚如元代学者舒天民在《六艺纲目》中所说：“六书之中，天文、地理、人、事、物则悉皆备矣……文之妙用，其大矣乎。”例如，汉字有一类字称做“天地类之纯形”，教这类字，便要向儿童介绍日、月、云、雨等天文知识以及山、水、川、泉等地理知识。
西周中期便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文艺”教育，体现了文武兼备、诸育兼顾的特点，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早期的辉煌。
西周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冶炼、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但贵族们认为学习这类东西是同高等贵族的身份不相称的，所以学校中并不重视科技教育。这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一个特点。科技的传授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由专门事务官祝、史、医、卜及“百工”，父以子传，世代相继，成为“世业”，西周的学校教育与“世业”是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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