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在汉代，制作上已有了较大进步，制墨业已初具规模，出现了许多名墨产地与制墨名匠。在名墨产地中，最著名的是隃〔yu于〕麋地区(今陕西省千阳县一带)，元代伊世珍所撰的《琅环记》中说：“汉人有墨，名隃墨。”宋代晁贯之《墨经》说：“汉贵扶风隃麋终南山之松。”终南山又称南山，古代常代指秦岭山脉。《诗经》上说：“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可见这一带自古就生长茂密的松林。由于树龄古老，枝条中油脂含量高，极适于烧烟制墨，因此当时隃麋地区一带成为名墨产区是很自然的。除隃麋地区产墨外，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等地也都产墨。

　　隃麋地区所产之墨，因原料上乘，制作精良，当时已成为墨中佳品。《汉官仪》中有“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的记载。又据《文房四谱》上说：汉代“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这些说明了在汉代隃麋地区所产之墨，已经成为官府部门行政办事的必用物品，甚至还作为皇家的赏赐品。从记载上，我们还可以知道当时的墨已有了大枚、小枚的区分，并已出现了添加香料的高档墨。由于隃麋古时产墨，又最著名，因此“隃麋”也就成为墨的别名。后世制墨者，也多以“古隃麋”为墨名，以夸墨之名贵。

　　随着制墨业的发展，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名墨工，如明代麻三衡所著的《墨志》上，就记载有田真等人。

　　汉代人工墨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生产规模不大，天然墨(主要是石墨)仍占较大比例。《文房四谱》上记载：“陆士龙与兄曰：一日上三台，得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今送二螺。”陆士龙即陆云，其兄为陆机，字士衡，二人同为西晋文学家，时称“二陆”。文中的“三台”是指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即文中“曹公”)在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所建的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并在冰井台藏储大量石墨。北魏地理学家郦〔li丽〕道元在《水经注》上对此更有详细记载：“邺都铜雀台北曰冰井台，高八尺，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

　　以上记载说明当时“可书”的石墨还在大量储存与使用。再有，从陆云送其兄陆机的石墨为“二螺”看，当时“螺”是墨的一种单位名称。唐代段公路所著《北户录》也记载有“南朝以墨为螺”。所以称为“螺”，可能是由于墨为螺状。历史上墨的单位名称也是多种多样，并不统一，有时也是交错并用。如上面已提到的就有丸、枚、螺等，历史上还出现过量、笏、挺、锭、块等。

　　关于汉代墨的实物，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多次发现。1957年在一座汉墓中，曾出土有墨，“……成馒首形……手捏制作……”。1964年河南省陕县的汉墓中，出土了五块墨，出土时这些墨分别和削(书刀)、石板砚等文具放在一起。1973年在山西省浑源县的汉墓中，发现一块长2.5厘米的较完整的半圆锥形墨丸，这是出土的西汉墨丸中较大的一块。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市的一座汉墓中，也发现有五块碎墨。1983年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座汉墓里，出土一些墨丸，每个直径为0.81—1.24厘米，均为圆饼形，看来是将糊状原料滴聚而成，墨丸质地细腻。这种墨丸不能执握，仍需用研石研磨。

　　人工墨的最初形状是粉状，使用时加以调和。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上说：“墨书墨也，从土从黑。”说明早期墨是土粉状的。随着制作与使用上的变化，墨形也有所改变。前面说了，秦墨和汉墨已有丸状、螺状，需用研石压磨，但有的汉墓中又有两头尖细、中间略粗、“握子”形状的墨出土。其表面尚有以手抟〔tuan团〕攥〔zuan钻〕的痕迹。这种墨可执握研磨，便于使用。这说明已开始出现直接研磨的墨。在一段时间里，使用研石与直接执握研磨两种形式同时并存，重叠出现，以后，研石才逐渐消失。随着历史的发展，墨形越来越丰富多彩，更加多样化与艺术化，明清时达到极致，如明代程君房、方于鲁等，所制之墨形制高达数百种之多，关于这些，后面还会说到。

　　在我国制墨史上，汉代是一个转折时期。这时期松烟墨大量出现，为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制墨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前面说了，“汉贵扶风隃麋终南山之松”，《墨经》又说：“松烟之制尚矣”，说明松烟墨在汉代已经广泛使用。稍后的魏曹植也有诗曰：“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松烟所制之墨，色黑，质细，易磨，在“油烟”墨出现之前，松烟是我国人工制墨的主要原料。

　　前面介绍过的三国时代的韦诞，他不仅是制笔名手，同时也是制墨专家。元代文学家陆友的《墨史》上说：“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诞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wan丸〕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这是说，当时皇帝命韦诞题写榜额，但宫中所供笔墨，他认为都不合用。他说书法家蔡邕是没有好的“纸”就“不妄下笔”。韦诞也是认为要写好字，必须有好的笔墨。他说以张芝制的笔，左伯造的纸，以及他自己制的墨，方可写出好字。韦诞所制之墨质量的确非常好，《墨史》上又说：“肖子良答王僧虔书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仲将是韦诞的字。

　　韦诞不仅善制笔墨，而且还能将他自己的制墨心得与前人制墨经验，总结成理论与方法。前面我们介绍了他的制笔理论总结——《笔方》，现在我们介绍他总结的制墨方法——《合墨法》。

　　韦诞的“合墨法”在《齐民要术》中有详细的记载，《文房四谱》也有转录。《合墨法》的内容大致如下：先要纯净的烟子，将其捣好，再用细绢在缸里筛，筛掉草屑和细砂、尘土等。因松烟极轻极细，不能敞着筛，以免飞散掉。每一斤墨烟，用五两最好的胶，浸在梣〔chen尘〕皮汁里面。梣皮是江南的“樊鸡木”的树皮，这树皮浸的水有绿颜色，可以稀释胶，又可以使墨的颜色更好。可以加鸡蛋白(去掉黄)五个。又可用真朱砂一两，麝香一两，另外整治、细筛，混合调匀。放到铁臼里(宁可干而硬些，不可过分湿)要捣30000杵，杵数越多越好。合墨的时令，不要太暖太冷，太暖，会腐败发臭；太冷，软软的难干，见风见太阳，都会粉碎。每锭重量不要超过三二两。墨锭宁可做得小些，不要做得过大。韦诞最后说：“墨之大诀如此。”

　　韦诞的“合墨法”是古代制墨方法与技术的理论总结，确是制墨之“大诀”。“墨之大诀”的《合墨法》与“笔之大要”的《笔方》，同是中国“文房四宝”发展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贵历史文献。韦诞是中国文房四宝史上的重要制笔制墨理论家与工艺家。由于韦诞制墨有名，后世竟称其为墨的发明者，尊其为制墨祖师。

　　晋时的书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相应，制墨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用墨已相当广泛，就连人们往来馈〔kui溃〕赠、丧葬活动也大量用墨，以墨相赠、以墨随葬已成为时尚。《文房四谱》上记载：“陶偘(即侃字)献晋帝……墨20丸，皆极精妙。”近年来，在一些晋墓中就屡有墨物出土，如南京曾发掘有四座晋墓，墓中均有随葬墨物。

　　关于晋墨实物，1974年在江西省南昌市的两座晋墓中也有发现。其中在东湖区墓中出土的墨，长12.3厘米，粗端6厘米，细端3厘米，呈茄状。根据研究，此形系因长期浸泡所致。有趣的是，墓中还出土有木方一件，上面记载有棺内的殉葬品名：“故书砚一枚，故笔一枚，故纸一百枚，故墨一丸。”真是“文房四宝”，样样俱全了。四件文具被殉葬在一起，说明至迟在晋代，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笔、墨、纸、砚四种文具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人们从事文化活动必备的四件文具与材料。

　　还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出土的木方，也是被浸泡在棺液之中，木方上的墨书字样，虽然经1500多年之久，但仍然清晰可辨，这说明晋墨的质量极佳。晋墨质之高，我们还可从晋代陆机所写的《平复帖》上看到，此帖已经历1700多年，其墨色仍新，宛如初书。

　　《文房四谱》上转录《合墨法》时，已称墨的单位为“挺”，“每挺重二两”。上述晋墓中出土的墨，看来已具直长的“挺”形。但一般仍称墨为“丸”。可能魏晋时期制墨方式两种并存，有用手握捏制的原始软剂墨；也有用简单木模制成的块状素面锭墨。以后墨形便开始逐步固定为“挺”、“锭”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锭”式的常规墨形，看来自晋代起已逐渐形成了。常规墨的定型，在制墨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制墨业发展迅速。河北省易水流域盛产松木，《墨经》上就多次提到“易州之松”、“易水之松”。南齐书法家王僧虔的《笔意赞》上，曾提到“剡〔shan扇〕纸易墨”。“剡”指剡溪，即今浙江省嵊县，当时所产藤纸、竹纸著名，时称“剡纸”。“易墨”是指当时易州(今河北省易县)所产之墨。王僧虔还称赞了易墨“浆深色浓”。

　　关于易墨还有些趣事，《文房四谱》转录《开宝通礼》记载：北齐政府对“字有谬误及书迹滥劣”的“郡守”“必令饮墨水一升”。易州当时在北齐辖区，且离都城邺地不远，那些“郡守”们所“饮墨水”极有可能为易墨。此句意思是否是：对字谬书劣者，令饮墨水，免其“胸无点‘墨’”。此规似与今俗以喝墨水多少，来衡量文化知识的高低的比喻同理。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制墨业更加兴旺。易州在唐代一度改为上谷郡，据《新唐书》所载：唐玄宗时创立集贤院，由太府每季给上谷墨336丸。上谷墨即易州墨。唐代还曾在易州设立墨务官，著名墨工祖敏曾任此职。《墨史》说：“祖本易定人，唐时之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号之……故祖氏之名闻于天下。”

　　《墨史》上又说：“按：《唐书·地理志》易州土贡墨，意当时治墨者不特祖氏。”除上述易州地区之外，潞州(治所在上党，即今山西省长治市)等地也兴起了制墨业。

　　关于“潞墨”，早在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在《扇上彩画赋》中就说：“粉则南阳铅泽，墨则上党松心。”松心是指松烟墨。这是称颂南阳的颜料，潞州的墨。在唐代，著名的诗人在诗中对“潞墨”的赞扬就更多了。如著名诗人李白在《酬张司马赠墨》一诗中说：“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今日赠余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从酬诗中可以看出，李白获赠气凝兰麝、明掇精光的珍墨——“潞墨”，想到以后可以“兴来洒笔”，心情是多么高兴喜悦。唐代另一著名诗人李峤〔jiao轿〕在《墨诗》中说：“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绕画蝇初落，含滋绶更深。悲丝光易染，叠素彩还沉。别有张芝学，书池幸见临。”此诗是说，长安地区的石炭，上党一带的松木，都可制墨。画纸上的墨点，望似青蝇停落，含有墨滋的绶带，更显黑泽。生丝着墨易染越生光，素白丝绢墨彩更分明。从众多诗人对潞墨的赞许颂扬，可知昔日潞墨的辉煌。

　　历史上“易墨”与“潞墨”可以并称。但“潞墨”到了明末，据地方志所记，“久已不传”。“易墨”工艺后来南移，发展成为众墨之首的“徽墨”。“潞墨”不知何日重光！

　　唐代制墨业一直繁荣，直到唐末仍有许多制墨名家，制墨技术也在改进。《墨史》上记载：“王君德者唐末人”，所制之墨“或有得者，是为家宝也”。说明他制的墨是多么受人欢迎。在制墨方法上，他“捣胶用石臼，捣三二千杵”。在所配药剂上也有革新。“其药用酢〔cu醋的本字〕、石榴皮、水牛角屑、胆矾三物，又法用梣木皮、皂角、胆矾、马鞭草四物。”

　　再有，唐墨在形制及用途方面也有发展。宋代何薳〔wei伟〕的《墨记》(即《春渚〔zhu主〕纪闻·墨说附》)上说：“近于内省任道源家，见数种古墨，皆生平未见，多出御府所赐，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时镇库墨一笏，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库墨’，而不著墨工名氏。”这说明在唐代有一种特型墨，为皇家“御府”用来镇库压祟，墨体较大，也较重。另在《墨史》中也有一条相似的记载：“宋……米芾〔fu 扶〕游京师于相国寺，……见阳冰供御墨一巨铤，其制如碑，高逾尺而厚二寸……有篆款曰：‘文华阁’……篆六字曰‘翠霞’，曰‘臣李阳冰’。左行书大历二年二月造。”这段文字说，宋代书法家米芾，一次在京师有名的大相国寺内，见有“巨铤”“御墨”，“高逾尺而厚二寸”。这种“其制如碑”的巨墨，是唐代书法家李阳冰供奉给宫内“文华阁”的供墨，李擅长篆书，写有“翠霞”二字，看来是供奉给宫内，作为文房的文玩清供。

　　从以上记载，我们知道，墨在唐末，已不仅用来书写，也有用于镇物，甚至作为清供雅物，说明墨已开始具有更多的功能与用途。

　　唐墨实物出土与传世的极少。1972年在新疆自治区吐鲁番地区，发现有唐代“松心真”椭圆形墨。1978年在安徽省祁门县的一座宋墓中，出土了一段唐代松烟墨，长8.3厘米，宽2.7厘米，重18.2克。再有，在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唐墨，正面印字为“华烟飞龙凤皇极贞家墨”，背面朱书“开元四年丙辰秋作贞□□□□”。

　　唐墨之精良，我们从存世的唐人墨迹，如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不少唐人书写的经卷，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所写的《告身帖》、《祭侄稿》，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以及唐代诗人杜牧所写的《张好好诗并序》等名帖中就可看出。再有，唐人也勾摹了一些前代人的墨迹，如唐代书法家冯承素等人所摹的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从中也可看出唐墨的情况。这些墨迹，虽时逾千年，看上去仍点划清晰，墨色如新，浓淡枯湿之处，几无走失之痕。犹如方才写罢、墨迹未干的样子。

　　唐代诗歌兴盛，其中有许多赞墨的诗句。除上面已介绍过的一些外，又如诗僧齐己，有诗颂墨：“珍我岁寒烟，携来路几千。只应真典诰，销得苦磨研。正色浮端砚，精光动蜀笺。因君强濡染，舍此即忘筌。”又如诗人高适诗曰：“起草征调墨，焚香即宴娱。”等等。唐墨书唐诗，唐诗赞唐墨，各在诗史、墨史上，留下生辉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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