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偏安杭州,制笔业也随之由宣州一带移往以浙江湖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形成新的毛笔产地。如前面提到的程奕、屠希、许頔等都是浙江、江苏的制笔名家。由宋入元,宣州地区受到战乱的严重冲击,昔日制笔业日渐凋敝,金代诗人元好问在《刘远笔》一诗中感叹说:“宣城诸葛寂无闻。”在这种形势下,宣州笔工大多星散,其中一部分迁往浙江湖州一带,也将精湛的技艺带到这一地区。湖州地区盛产长竹,清代江登云《素壶便录》载:“湖笔管出余杭县之文山。”毗邻的嘉兴地区盛产山羊,《笔史》说“羊毛,天下独出嘉兴,硖石(今浙江省海宁市)为第一”,所以湖州善琏镇一带,便逐渐兴起制笔业,因善琏镇隶属湖州,故所产之笔称为“湖笔”。善琏又名善练,市有四桥,即福善、保善、庆善、宜善,四桥联络市廛〔chan蝉〕,形如束丝,故名善练。自元以后,昔日声名显赫的“宣笔”便逐渐式微,并为“湖笔”所代替,湖州成为新的制笔中心,善琏镇也就成为鼎鼎大名的“湖笔”之乡了。
随着制笔业的发展,湖州地区也出现许多技艺高超的笔工。据《西吴枝乘》记载,在元初“吴兴毛颖之技甲天下,元时冯应科者擅长,至与子昂、舜举并名,今世犹相沿尚之。其知名者曰翁氏、陆氏、张氏,皆兔毫也。”文中提到的子昂是指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fu府〕,舜举是指元代著名画家钱选。冯应科的制笔声誉与赵、钱“并名”,足见其制笔技艺之卓越。据《归安县志》记载,当时把他们称为“吴兴三绝”(唐时曾改湖州为吴兴)。与赵孟頫关系深厚的张进中也是制笔高手。张曾以“一笔之工,数得持笔禁中”,他凭制笔技艺,得到宫中的认可与赏识。再有沈秀荣,元代文学家仇〔qiu求〕远曾有《赠笔工沈秀荣》诗:“近知沈子艺稀有,洗择圆齐易入手。不论兔颖与羊毛,染墨试之能耐久。”称赞他技艺高超,深谙水盆、择毛、圆齐各项工艺,不论用什么毫料,兔毫抑或羊毫,都能制出经久耐用的优质毛笔。
除此之外,元代在湖州以及江浙一带还有很多制笔名工,如范君实、许文瑶、温生以及陆文宝等人。还应注意到,元代有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学者,也是制作毛笔的专家,名叫周伯温(原名沙剌班)。他曾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及《宋史》。他指导笔工,利用西北所产黄羊尾毫制成的毛笔,很受欢迎。
元代,除湖笔外,湘笔也很著名。湘笔原为唐代郴〔chen抻〕州笔,元代则为在现湖南省长沙市兴起的一种名笔。关于郴州笔,唐代诗人柳宗元曾有诗咏赞,在《杨尚书寄郴笔,知是小生本样,今更商榷使尽其功,辄献长句》中说:“截玉铦〔xian先〕锥作妙形,贮云含雾到南溟〔ming名〕,……桂阳卿月光辉遍,毫末应传顾兔灵。”诗中对郴笔从外形到性能都作了很好的描绘。“湘笔”在制作工艺上,不像“湖笔”分层匀扎,而是杂扎不分层,不重笔锋颖。以水毫、兼毫见长。
湖笔在元代兴起绝非偶然,是与当时文化发展分不开的。元代在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巨大成就,出现许多书法家,著名的有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以及蒙古族书法家康里巎〔nao挠〕等。其中尤以赵孟頫的书法,后世评价最高,以为可与晋代王羲之、唐代颜真卿相媲美。元代的绘画成就更加辉煌,著名画家除赵孟頫外,还有被称为“元四家”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书画艺术的发展自然推动了制笔业的发展,促使“湖笔”兴起与发展。
入明以后,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文化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尤其在江南地区,鸾翔凤集,荟萃了大批书画家。明代书画艺术的繁荣,促进了文房四宝的发展,制笔业也出现了新的面貌。“湖笔”声誉日隆。明代文学家屠隆在《考槃〔pan盘〕余事》中说:“大抵海内笔工,皆不若湖之得法。”说明当时全国各地笔工不少,但技艺都达不到湖笔的水平,“湖笔”至此已取得天下众笔之冠的地位。
明代“湖笔”产地也出现了许多制笔名家。元代已经出名的陆文宝及其子陆继翁,到明代时,声望更高,名声更盛。曾棨〔qi启〕在《赠陆继翁》一诗中便记叙了陆氏父子的制笔成就,诗中说:“吴兴笔工陆文宝,制作不与常人同。自然入手造神妙,所以举世称良工。”又说:“制成进入蓬莱宫,紫花彤管飞晴虹。九重清燕发宸翰,五色绚灿皆成龙。”说明陆文宝所制之笔不仅质量优异,外观造型也极华美,曾入贡成为皇家御用之品。诗中又说道:“国初以来成绝艺,光价自此垂无穷。美哉文宝名已久,当有家法传继翁。我时得之一挥洒,落纸欲挫词伤锋。枣心兰蕊动光彩,栗尾鸡距争奇雄。”曾诗先是惋惜陆文宝已于明初去世,使他的制笔技术成为“绝艺”,继而称颂其子陆继翁继承父传,也制出极好的毛笔,尤其在“枣心”、“兰蕊”、“栗尾”、“鸡距”等品种上更是青出于蓝,达到新的水平。陆文宝父子不仅擅长制笔,也广结文人名士,吸收采纳书画家们的灼见,改进制笔技术。明代陆树声《清暑笔谈》中记载,陆文宝在与当时著名书法家杨维桢交往中,就深得“切磋之惠”。杨亦为陆著论笔书。
“吴兴笔工”施文用亦为“湖笔”翘秀,明中期曾“造笔进御”,其贡品“有细刻小标记云笔匠施阿牛”,明孝宗“鄙其名”,恶其俚俗,令改名施文用,后来,施以技高扬名。
由于绘画与书法艺术的发展,绘写工具分工也越来越细,毛笔也开始出现画笔与书笔的区分。《遵生八笺》中的《燕闲清赏笺》里就说:“余取杭人旧制笋尖笔桩最佳,后因湖州扎缚笔头为细腰葫芦样制,杭亦效之,最为可恨。初写似细,宜作小书,用后腰散,便成水笔,即为弃物。杭笔不如湖笔得法,湖笔又以张天锡为最,惜乎近无传其妙者。然画笔向以杭之张文贵首称,而张亦不妄传人……扬州之中管鼠心画笔,用以落墨白描,佳绝。水笔也妙。”由这段记叙中,我们知道当时对写字作画用笔要求各有不同,看来当时画笔以杭、扬所产为佳,其中又有区别,杭州张文贵所制画笔最好,而扬州的中管鼠心画笔“用以落墨白描,佳绝”。然而,书写还以湖笔为最好,是杭笔模仿不了的。笔种的分工与专门化,反过来也促进了书画艺术的发展。从这些也可以看出,明代制笔技艺已达到了极高水平。
明代著名笔家,湖州地区除上面介绍的陆、施等人外,尚有张天锡以及《笔史》上介绍的王古用等。江南其他地区,除“杭之张文贵”外,尚有许颖、刘节文、傅子封,以及郑伯清等。
清代制笔名家,据《笔史》上说:《朱竹垞〔cha茶〕集》赠笔工钱叟序中写道:“我朝名人诗文集中,标笔工姓名者,当复不少,予寡陋疏懒,不能遍检录出,倘有好事者为予补之则幸甚。”由此可知,清代笔家“当复不少”。但“遍检录出”工作一直未做。梁同书除录有朱彝尊提到的钱叟外,又补十几位。其中有刘必通、孙枝发。梁同书说:“今世京师散卓水笔,此二家最擅长。”梁又说:“夏岐山、沈茂才、潘岳南、王谔廷、陆锡三、姚天翼、沈秀章、王天章、陆世名,以上九人予常用其笔,歧山、岳南制尤佳。”梁同书还为已亡故的夏岐山、潘岳南写诗悼念:“曾闻笔是文章货,健锐圆齐制必良,可惜夏潘亡已久,一番抽管一悲凉。”表达自己对两位制笔良匠去世的“悲凉”、惋惜与深切怀念。
此外,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到笔工王永清,说他制笔精良。书中还叙述了清代湖州笔工到其他地方发展制笔业的情况。如湖州善琏镇笔工王兴源,到江苏扬州开拓制笔业等。从清初直到近代,全国各地开设笔庄的,如北京的戴月轩、贺连清、李玉田,以及前面提到的刘必通、孙枝发;上海的周虎臣、李鼎和、杨振华;苏州的贝松泉等,大都是湖州善琏镇人。湖州笔工外流到京、沪、江浙各地,将制作“湖笔”的高超技艺传播开来,从而推动了各地制笔业的发展,对文化事业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作用。清代也出现了一些集产、供、销为一体的笔庄。据传乾隆初年,湖州王姓笔工,在京卖笔,其时正值闱试,某举子购得其笔,竟中状元,王笔立成奇货,人人争购,遂号其笔为“一品笔”,王后在湖州建场设肆“王一品笔庄”。
“湖笔”兴起之后,宣州笔业渐趋凋敝,但仍有一些工匠,保持“宣笔”传统工艺,继续生产。据记载,至清代仍有“刘、程、崔三姓聚族各千余家,强半攻其业”(《素壶便录》)。此外,流散的宣城笔工,也有一些依附于墨业,使不少墨庄也能制作毛笔,出现了兼制与兼营毛笔的墨店。其中有些还兼营纸业,出现全面综合经营文房用具业的商家。这也是文房四宝业的新发展。
明清时代,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日常活动中,毛笔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具。从而也促进了制笔业的发展。柔软圆转的羊毫笔,坚硬锐利的紫毫笔,刚柔相济的兼毫笔,坚挺锐健的狼毫笔等,各种特性应有尽有,相辅相补,各扬其长,出现了毛笔品种的完整系列,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笔种体系。
明清两代,羊毫笔盛行。以羊毫制笔虽较早,但明以前,纯羊毫笔使用很少,书写绘画多用较硬的兔毫、狼毫或兼毫。 自明代起,羊毫才真脱“颖”而出,明代文学家瞿佑在《羊毫笔》诗中称赞说:“刚柔何必吹毛问,耐久真堪作友朋。”清代乾隆皇帝以及高官显宦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等人皆喜使用较紫毫、狼毫柔软的羊毫笔。邹缨齐紫,上行下效,羊毫笔更加盛行。如邓石如、伊秉绶等书法家,用羊毫笔书篆、隶,婉转自如,流畅舒展,别具一番新趣。湖州盛产山羊毛,以锋颖细长,粗细均匀,柔润适宜而著称,特别宜做长锋羊毫笔。羊毫笔的流行更加促进了湖州笔业的发展,时至今日,羊毫笔仍是湖笔中主要品类,也是书画界最常用的笔种。
明清众多制笔名家不仅在笔毫上大展技艺,各显其能,在笔的外形上,也多彩多姿,有管笔、斗笔、楂〔zha扎〕笔(楂笔笔管短粗,宜书大字)等。在管料上更是各显其华,穷尽奢豪。有金管、银管、镂金管、玉管、瓷管、象牙管、犀角管、琉璃管、斑竹管、琮竹管、紫檀管、花梨管、漆木管等,真是林林总总,美不胜收。此外,在笔管的装饰上,更是巧用绘雕,精施镶嵌。使枝枝笔翰,管管毛颖,都成为精刻华饰的工艺品。藏之用之,真如怀瑾握瑜了。明清两代,以“湖笔”为代表的制笔业,确已达到了我国毛笔制作史上的巅峰。 (穷奇网 www.71101.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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