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亦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各朝。 自公元420年刘宋灭晋开始，至公元581年隋朝统一立国，南北朝对峙告终，跨越了160年。

　　南朝多承晋制，禁止立碑，故刻石较少。最著名的有“二爨〔cuan窜〕”中的《爨龙颜碑》(另一件《爨宝子碑》为东晋物)，立于云南，地处边陲，字是楷书，而存隶意。梁代又有摩崖刻石《瘗〔yi义〕鹤铭》，字势飞动、丰姿奇峭飘宕〔dang荡〕。此外，晋代便已出现的不竖于地上而瘗于墓中以求永为铭记的墓志这一新的石刻形式，在南朝也每有因袭，时或可见，其中亦不乏妙品。

　　然而南朝名迹，终以墨件为主，多为行、草，主要宗承二王遗绪，王僧虔(羲之四世族孙)父子的诸帖(收入《万岁通天帖》，唐摹)可为代表，堪称翰札精品。南朝亦流传有不少“写经”作品。从这些作品看来，楷、行、草已然成为南朝时书法的主体了，并进一步走向普及。

　　北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不仅不再奉行碑禁，反而因佛教等的发达而形成一个立碑刊石的高潮，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地上有碑铭、摩崖、造像题记、刻经，地下则埋有众多墓志。这无疑给书法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北朝初期石刻，尚保留有较多隶书遗意，笔致古拙，结字奇逸，如《中岳嵩高灵庙碑》等。然而，随着刊石之风的兴盛，楷书的应用日见频繁，虽然仍时见隶意，但究竟越来越呈现出消尽隶意、全面定型的趋势。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不久即开凿龙门石窟，雕佛像、刻题记，造就了龙门石窟这一文化胜地。今本“龙门”多少“品”，就是造像记多少种的合集。虽面貌略同，而风格各异。可以《魏灵藏》为典型。

　　这一时期的摩崖刻石可谓空前绝后，数量多而且水准高，著名的有：《石门铭》、《郑羲下碑》、《论经书诗》等；尤其《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字径二尺，满布河床石坪，洋洋洒洒，很是壮观，确实起到了为山河增秀的艺术效果。

　　立于地上的碑刻也很多，以《张猛龙碑》最突出，有人称为“魏碑之王”。

　　北朝的墓志铭是这一时期保留下来最多的书迹，远比立在地上诸碑丰富得多。其中尤以元氏(魏皇族，原姓拓跋，孝文帝迁都后改)一门埋在邙山者为大宗。它们各怀异韵，群芳同馨。另外，著名的有《崔敬邕墓志》等，清趣典雅。

　　此时也有一些隶书刻石，皆承魏晋时风，已无汉碑遗意，不足为训了。北朝也有一些写经墨迹保留，如《华严经卷第四十一》等，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用笔，多取露锋，与魏碑石刻之用笔一致，可见碑刻皆失笔意之说未必尽是。

　　就其主流来看，北朝石刻展示了从隶向楷转折、楷书成熟过程中人们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它构成了隋唐时代楷书大放异彩的前导。丰富多彩、格调新奇而又形质朴茂的北朝石刻书法，充分显示了当时人高超的创造才能，在书史上放出了灿烂的光辉。

　　南北朝尤其是南朝的书论研究，也比以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但著作数量增多，而且在深度、广度上已涉及到书学的各个方面，无疑对书法艺术的导向起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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