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造字法是人们在造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和造字本身一样，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更不是先有人制定出了造字法然后再来造字的。

　　不过，当汉字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来归纳汉字的造字法了。于是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六书”的说法，见于当时一部关于政治典章制度的著作——《周礼》之中。“六书”，就是关于汉字造字规则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一种理论。拿这种理论教小学生认字，就能收到既快又好的效果。

　　然而，对于“六书”的名目和内容，《周礼》并没有加以说明。直到东汉时期，才有人具体介绍“六书” ，但是说法不大一样。影响比较大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班固(公元32-92年)在《汉书 ·艺文志》中所说，叫做“象形、象事、象声、转注、假借”；一种是许慎(公元58-148年？ )在《说文解字 ·叙》中所说，叫做“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我们在上一节的叙述中，实际上已经把“六书”的名称及其内容作了初步的介绍。我们使用的是许慎的名称，但是依照的顺序是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与许慎不同。这种安排，一是符合汉字造字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便于记忆。只有“转注”，我们没有提及，因为“转注”一般认为是指音近义同的不同汉字之间的互相训释，只是用字的问题，与直接的造字方法无关。

　　假借，也不直接造字，只是同音汉字的借用。但是，如上所述，由于假借方法的运用，促进了后来占汉字绝大多数的形声字的产生，从而决定了汉字体系的性质，因此，假借法在汉字发展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值得大书一笔。

　　许慎给“假借”下了一个定义，叫做：“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就是说，在记录新词的时候，本来没有那个字，根据同音取一个现有的字加以表示。这是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假借方法的特点的。但是，后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古代由于用字不大规范，有时候某个词已经有了某个汉字来表示，但人们却不用它，而用其他的同音字来表示。例如“早晚”的“早”字，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可是人们多半用“跳蚤”的“蚤”字来代替它。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年左右)在《史记》著名的一篇记述“鸿门宴”的传记(《项羽本纪》)中，有“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明天不可以不早些亲自来向项王道歉)的话，句中的“蚤”字就是“早”的假借。像这种假借，应该属于“本有其字”，不同的是音同通用罢了，后来叫做“通假”。通假，实际上就是写别字。但是这种现象在汉字的使用历史中，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是古人的一种用字的习惯，所以也在这里提一下。

　　关于“六书”，我们还要知道的是：它不仅表示汉字的造字方法和规则；根据它，我们还可以分析汉字的构造，从而得知汉字的造字本义，这对我们学习和运用汉字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不过，“六书” 是针对汉字的古文字阶段而归纳出来的，随着汉字字体和结构的演变，有不少汉字的形体就难以运用“六书”来分析它的造字本义了。例如金文中表示“太阳”的象形字⊙，到小篆阶段就变为，我们今天写成“日”，就都看不出是象形字了。因此我们今天要运用“六书”来分析、了解汉字的构造和造字本义，还是要时常借助古文字字形的。如果只是根据现代日常书写的字体来贸然从事，就往往难免出差错。

　　“六书”，是汉字造字的总结，也是造字的指导。“六书” 理论产生以后，汉字的孳生并未停止。后世产生的许多新字，基本上是运用“六书”的。但是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新造的汉字，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符合记录汉语的需要。符合需要，才能站得住，用得开；否则，即使动用了政府法令和行政力量，也不管用。比如，三国时吴国景帝孙休热衷于造新字，给他的四个儿子都起了很古怪的名和字，都是新造字，如太子名[雨下单](音湾)、字[艹下冏](音迄)之类。唐代武则天以女性登基，担心政权不稳，于是接受臣下建议，造了许多新字，如将“国”改为“[囗字内武]”，意思是武家的天下；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曌”(音照)，也是一个新造字，意思是把自己比做日月临空。但无论是孙休也好，武则天也好，尽管他们利用皇权，将这些新字颁行天下，却都没有能用开。而近代以来，鲁迅造了一个“猹”〔cha茶〕，记录一种类似獾的小动物；刘半农造了一个“她”，作为单数第三人称表示女性的代词。虽然他们只是作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但是这两个新字符合了记录汉语的需要，所以都站住了，有关现代汉语的词典都加以收录。这些事例是能够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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