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无论从历史的、从现实的角度考察汉字，无论研究汉字本身、还是研究与汉字有关的诸种学科，都可以做出许多大学问。以前，仅仅是研究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就能形成专门学问，叫做“说文学”，可见人们对于汉字研究的重视。

　　早在春秋时代，某些政治家、思想家就能通过分析汉字来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例如《左传》记载，楚庄王说： “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二年》)，就是说，他认为只有能止息战争的，才能叫做具有武力(即军事实力)。这说明他把“武”看成是从止从戈的会意字。当然这不见得是古代的造字本意，只是用以说明自己的主张而已。另外如晋国大夫伯宗说：“故文，反正为乏”(《宣公十五年》)，秦国医生和(人名)说：“于文，皿虫为蛊” (《昭公元年》)，都有类似用意。

　　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翟，说他能知道古代圣王的言行事迹，是怎么知道的呢？“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递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兼爱下》)可见他把铸、刻、写于简帛、玉石和青铜器上的文字作为了解古代社会的史料，说明他作为思想家的眼光确实是很高明的。

　　战国以来，许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开始探讨汉字的起源问题，如先秦的《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和汉代的《淮南子》、《论衡》等书，都提到“仓颉作书”的传说。但是，由于缺乏对文字性质的正确认识，越是往后的著作，却越是把这个问题说得玄乎神秘。

　　对于汉字的整理，也早有人着手。据说西周末期的宣王时候，太史籀搜集了当时的常用字，编成押韵的句子，以便学童识字，叫做《史籀篇》。因为字体风格属于西周金文一类，后来有“籀文”的名称，就是因此而来的。

　　秦始皇用小篆统一天下文字时，让丞相李斯著《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著《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著《博学篇》，都是推行小篆的规范字书。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关于汉字形体构造的规律即“六书”的理论也产生了。有一部作于战国时代的重要古书，叫做《周礼》，已经提到“养国子”(教育学生)要“教之六艺”，其中之一就是 “六书”，但是没有具体阐明 “六书” 的内容。直到东汉才出现种种有关“六书”理论的说法，请参见本书第四节的有关介绍。

　　秦始皇为统一天下人的思想，采取“焚书坑儒”的政策，使古代文化遭到一大浩劫。当时有孔子的后代偷偷地把若干重要著作藏在孔子旧宅的墙壁夹道中，一藏就是一百几十年。到汉武帝末年，该地的诸侯王鲁恭王想扩建自己的宫室，把相邻的孔子旧宅给拆了，发现了这一批古代著作，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都是被人尊崇的“经书”，用战国文字即所谓“六国古文”写成，与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面目大不相同，一般学者难以辨识，于是有人说这是伪造的。由此引发了我国经学史、也是哲学史上重要的经今文和经古文的学派之争；同时，也促进了对于这些“古文”的学术研究，例如许慎就采撷〔xie鞋〕了不少“古文”形体的字加进他的《说文解字》里。

　　本书已经多处提到许慎。确实，他是汉字发展研究史上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人物。他尽一己平生之力编纂成的《说文解字》14卷，不但是中国有关汉字的第一部字典，也是汉字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历代以《说文》为参照系而研究汉字的学者络绎不绝。民国初年有位丁福保编了一部《说文解字诂林》，收录有关《说文》的著作达3000卷之多。

　　汉代时候，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说文叙》)，就是说，商周青铜器多有出土。起初，这被视为神奇的祥瑞，献给皇帝，举朝欣悦。汉武帝曾因“得鼎汾水上”而改年号为“元鼎”。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县境内)得鼎献之”，当时有一位京兆尹(官名)张敞，是古文字学家，对鼎上的铭文作了考释，揭破了笼罩在这一类出土器物上的神秘的面纱。从此以后，宫廷以外的民间也开始收藏这些青铜器以及玉石、碑碣等古代文物，能对上面的文字进行考释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到宋代的时候，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做“金石学”。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一位金石学家，写过一部《金石录》。夫妻二人时常吟诗赋词，摩挲〔suo梭〕金石，切磋学问，真是其乐融融。金石学可以说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学科，与汉字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不过，金石学除了考释器物上的古代文字外，也要研究它们的器类、形式、制度、沿革以及辨伪、鉴赏等等，范围是比较广的。

　　古代帝王出于政治需要推尊经学，而将语言文字一类的学问称为 “小学”，作为经学的附庸。但这并非鄙薄语言文字学，相反，传统习惯的看法是“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说文叙》)，对汉字一直存在崇拜心理。因此，小学得以蓬勃发展，最初只是文字学，后来分出训诂学、音韵学，与文字学鼎足而三，各有分工。大抵说来，文字学侧重字形，训诂学侧重字义(词义、语义)，音韵学侧重字音(语音)，但也互相交叉，彼此配合。这些方面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汉字作为基本单位和对象的。

　　西晋初期的武帝咸宁五年 (公元279年)，汲郡(今河南汲县)的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竹简，后世称为“汲冢〔zhong肿〕竹书”，经过学者研究，从中整理出古代著作75篇，但至今也只有 《穆天子传》存世，其余也已基本亡佚了。

　　唐代初年，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发现了春秋战国时的秦国石鼓。上面镌刻的文字，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后来叫做“石鼓文”(见前图21)。

　　宋代也是一个重视人文科学的时代，文化更为发达。除金石学得以奠基外，有徐铉〔xuan渲〕、徐锴〔kai楷〕兄弟对许慎的《说文解字》进行了整理校订，并增补了420多个字。以编纂史书《资治通鉴》闻名的司马光，同时牵头编写了一部字典叫《类篇》，收字31000多个。陈彭年等人在隋代陆法言撰写的韵书《切韵》的基础上，扩充增益成《广韵》一书，是韵书，也是字典。还有一位学者洪适〔kuo阔〕著《隶释》等书，是最早系统研究汉隶的人。这些著作，也可以说都是当时汉字研究成果的总结。

　　元明两代，这方面的研究及其著作，较为稀少，除了明末梅膺祚的《字汇》外，另有一位学者张自烈，编了一部字典《正字通》，引用了不少古文字材料。

　　清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全面复兴时期，文字之学也不例外。首先是“说文学”空前发达，成果卓著，出现了段玉裁的 《说文解字注》、桂馥〔fu复〕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代表性著作。其次，金石学的研究也形成了新的热潮，许多学者有意识地以古代器物上的文字 “证经辨史”，大大增强了这门学科的科学价值。

　　尤其是清代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更促使汉字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王懿荣和刘鹗(著名白话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的主要功绩是发现、收藏和著录甲骨文。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学术专著是孙诒 〔yi怡〕 让的 《契文举例》。其后，罗振玉(号雪堂)编著《殷墟书契》及《殷墟书契考释》等书；王国维(号观堂)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证》等，以甲骨文材料重构古史框架；董作宾(字彦堂)八次主持安阳殷墟甲骨的科学发掘，所著《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据此将殷墟甲骨文划分为五期，为学术界所接受，沿用至今；郭沫若(笔名鼎堂)则为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人，所著 《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在学术上多有创获。这四位学者，字或号里同有一个“堂”字，所以统称为“四堂”。他们为甲骨文字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四”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持续发展，人才辈出，成绩较大的学者除上述“四堂”外，尚有于省吾、唐兰、容庚、商承祚、杨树达、吴其昌、朱芳圃、孙海波、陈梦家、徐中舒、胡厚宣、张政烺〔lang朗〕、李孝定等。

　　以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打头的上述学者，大多在金文的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的建树。由于近代以来，古器物出土的数量空前庞大，许多器物是经过科学的发掘而出土的，同时又引进了西方的一些科学理论和方法，这样就使古文字研究的整体水平大为提高。

　　通过诸多学者世世代代的努力，包括汉字研究在内的“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终于彻底摆脱了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不断增添着饶有份量的储藏，使绚丽的中华文明之花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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