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专门搜集、解释方言辞汇的书籍。原名《殊言》，全称是《輶〔you由〕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是古代一种轻便的车子，周秦时代天子使臣常乘这种轻车，“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闻，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华阳国志》卷十)所以使臣也称“輶轩使”或“輶轩使者”。应劭[shao哨]《风俗通义·序》上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就是在周秦时，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使者”到各地调查、搜集方言，回来记录整理，收藏在秘室。这就是《方言》名称的由来。

　　《方言》的作者 《方言》的作者扬雄(也写作杨雄，公元前53—公元16年)，字子云，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年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汉书》扬雄本传称他“博览无所不见”，少年好学，善作辞赋，多识古文奇字，通晓训诂，作《训纂篇》、《太玄》、《法言》等。扬雄40多岁来到京师，被举荐为郎，“得观书于石室”，“校书天禄阁上”(扬雄《答刘歆书》)。

　　“輶轩使者”搜集得来的方言资料等，经秦末战乱，到汉代，大部分散失了，只有成都的严君平、临邛[qiong穷]的林闾翁孺“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扬雄《答刘歆书》)。严君平收藏有1000多字，林闾翁孺保存有目录提纲一类的资料。因为严君平是扬雄的老师，林闾翁孺是扬雄的亲戚，所以扬雄有机会看到它们，就以这些残存的资料为基础，又亲自着手收集。他趁各地士人和调访士兵来京的机会，常常带着书写工具向这些人作调查，然后汇集整理。经过27个寒暑的积累，才编成一本9000字的《方言》。天凤三四年间(公元16、17年)，当时的刘歆编《七略》，求观《方言》，被扬雄回绝：“未定，未可以见”，并表示如果刘歆“必欲胁之以威，凌之以武”，强迫他交出《方言》的话，将“缢死以从命”(扬雄《答刘歆书》)。由此可见扬雄对《方言》是何等的珍视了。第二年(公元18年)扬雄病逝。

　　《方言》的编纂特点 《方言》原本15卷，9000字；今本分13卷，近12000字。共收录词条658①个，卷十二收102条，卷十三收有149条。书中收录的语词，虽然没有标明门类，但大体是参照《尔雅》的体例，采用分类编次的办法，每个词条按义类归入各卷。卷一、二、三是语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卷四衣物；卷五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语词；卷八动物，下分飞鸟、走兽、家禽等；卷九车、船、兵器等；卷十一昆虫等。

　　书中还把搜集到的古今方言、通语根据时间地域的变化，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创制了专称加以解说，用以区别这些词的区域差异和古今流变：(1)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指不受地域限制的共同词汇；(2)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指因地域关系，语言发生变异的各地方言；(3)某地某地之间通语：指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4)古今语、古雅之别语：指古代不同的方言；(5)转语、代语：指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语音发生转变而产生的词汇。

　　书中解释词语的方式，一是举出一个词作为标题性的东西，然后把各地不同的方言词罗列其下。如卷八释“猪”条：

　　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jia加〕；关东西或谓之彘〔zhi置〕，或谓之豕〔shi史〕；南楚谓之豨〔xi希〕；其子或谓之豚〔tun屯〕，或谓之貕〔xi希〕；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橧〔zeng增〕。

　　这种方式，有人归纳为“标题罗话法”。再一是先列举一些同义词，用当时一个通用的语词解释。与《尔雅》不同的是，这些同义词都属不同的方言词汇，所以接着说明这些词分别属于何种方言。如：

　　[忄夌][ling灵]、怃[wu五]、矜、悼、怜，哀也。齐鲁之间曰矜，陈楚之间曰悼，赵魏燕代之间曰[忄夌]，自楚之北郊曰怃，秦晋之间或曰矜，或曰悼。

　　书中在记录方言的同时，还说明由于地区隔绝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方言；指出词有古今、雅俗之别，因时间的变迁和地区的变化而造成了古今语、方言词的差异。如：

　　敦、丰、厖[mang忙]、[大下介][jie介]、憮[hu忽]、般[pan]、 嘏[gu古]、奕、戎、京、奘[zang葬]、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大下介]，或曰憮。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先罗列12个同义词，用当时的通语“大”解释，然后分析各地的特殊说法，指出12个同义词与“大”的意义相同，都只是古今语的分别，这些词各地原本不全是互相通用，而现在有的成为通语，这些词在古籍中都有记载，恐后人不能通晓它们的差异，所以著书加以解释。这段话把各地方言的异同，古今语、雅俗词、方音与通语因时间地点的移易而产生的交错演变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把当时的口语方言和古代的书面语言进行比较研究，除了记录方言外，还记载了古今词汇的不同，保存了一些古代词语。

　　书中记录的语言，不仅有汉语的方言，还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它们采摭自不同的地区，包括西汉的许多地方，东起东齐海岱，西至秦陇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yi疑〕，东北至北燕朝鲜，西北至秦晋北鄙，东南至吴越东瓯〔ou欧〕，西南至梁益蜀汉。这些地区范围大小不同，古今属地有别。既有行政区划的地名，也有自然地理的名称；既有古代的地名，也有汉代的地名；既有表示较大范围地域的，也有表示个别地域的，因此书中所指的方言区域，相当复杂。有的是古国，如秦、晋、韩、赵、燕、齐、鲁、卫、宋、陈、郑、周、楚、吴、越等；有的是州，如幽、冀、并、豫、青、兖、徐、扬、荆、雍、凉、梁、益等；有的是郡，如代、汝南、沛、平原、临淄、会稽、广汉、蜀、巴等；有的是县或某一地，如曲阜、钜野、郢等；有的是江河，如江(长江)、河(黄河)、汾、济、汝、颍、淮、泗、湘、沅、洌水等；有的是山岳，如岱(泰山)、衡、嵩、九嶷等；还有其他国家民族，如朝鲜、瓯等。此外，书中还以函谷关为界，划分方言区。函谷关以东叫关东或自关以东，函谷关以西叫关西或自关以西。书中也常用两个以上的地区名并举，以显示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方言接近，说明某些语言在全国范围是方言，在某些地区又是通语。

　　《方言》的价值 《方言》的编纂，作者虽没有到各方言区去进行实地调查，只是向集中在大城市各地的来人采访收集，这种收集材料的方法，以及书中所采用的不同以往各种语义辞典的编纂体例，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的一大创举。《方言》的全书只有9000字，但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汉语的发展，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词汇、汉语音韵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通过《方言》，还可以了解到汉以前汉民族共同语的存在情况，汉语方言分歧、交错的复杂现象，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情况。书中记录的若干专门词汇，为了解汉代社会文化面貌，提供了语言上的依据，可以从中窥见社会的风土人情和汉文化的实际情况。通过方言可以了解汉语发展变化的种种情况，从通语与方言的互相消长转化，考察古代社会发展对汉语发展的影响，证明我国各地区的方言都是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语言。扬雄通过对汉代方言词汇在地理上、各地方言在构词形式和词义上的差异，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的研究，揭示出若干汉语言发展的重要规律。

　　《方言》的产生，不仅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也是世界方言学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

　　与扬雄同时代的学者，给《方言》以极高的评价，汉代著名古文经学家张敞之孙张竦，看了《方言》的部分手稿，称赞此书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应劭《风俗通义·序》)。为《方言》作注的晋代学者郭璞，赞誉该书搜辑广泛，辨析细微，贯穿条理，使人“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资而物来能名”，是“真洽见之奇书，不刊之硕记也”(郭璞《方言序》)。晋代的常璩、杜预也把《方言》与《尔雅》相提并论。

　　方言俗语类的字书 继《方言》之后，出现的一部通俗辞典是《通俗文》。它的作者，相传是东汉古文经学家服虔。服虔字子慎，河南荥阳人，是我国用反切注音的先行者。《通俗文》原书已散失，从一些古籍的引文及清代人辑录的佚文看，此书专收汉代新产生的通俗用语，如：

　　撞出曰打。

　　沉取曰捞。

　　辛甚曰辣。江南言辣。 中国言辛。

　　惭耻谓之忸怩。

　　张帛避雨谓之繖盖。(繖，后作“伞”)

　　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

　　书中对语词的解释，既释义，也注音，成为古代第一部从生活用语中辑录词语的通俗辞典，它很注重实用。

　　受到《方言》、《通俗文》的影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重视方言俗语，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一批续补《方言》和专门研究俗语，或某一地域方言的书籍。续补《方言》的著作，如清人杭世骏的《续方言》，清代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清人程先甲《广续方言》；辨析俗语常言的如：明代陈士元的《俚言解》、张存绅的《雅俗稽言》、陆嘘云的《世事通考》、周梦旸〔yang洋〕的《常谈考误》、佚名的《目前集》等，清代有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xin心〕的《恒言录》、顾张思的《土风录》、郝懿行的《证俗文》、钱大昭的《迩言》、厉荃的《事物异名录》等；考证某一地方言的有：明代李实的《蜀语》、清代吴文英的《吴下方言考》。

　　上述诸书，总的来说，主要是从经史子集等古书，以及类书、历代笔记杂著、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抄录材料，罗列排比，释义简单，有的甚至没有解释，缺乏辨析。虽然也程度不等地辑录了当时口语中的常用词汇，但极少像扬雄那样下功夫调查研究，对研究古今语的变化价值自然低得多。但由于这些书中辑录了古书中丰富的汉语词汇，对于我们阅读古籍，了解文义和古代名物制度、社会风俗，也很有帮助。

　　研究《方言》的著作 历代对《方言》的注疏，最有名的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这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郭璞的注释，包括注字音，解释语义，说明声转，证以方俗通语，引证古文，标明异体字或通假字，解释地名等。注释中，郭璞引用许多晋代方言词、方言口语。实际上，郭注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晋代方言词典。可以说，《方言》能对后世的方言俗语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郭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清人戴震的《方言疏证》13卷，搜集古书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与《永乐大典》本相互参订，又用《永乐大典》本同明刊本校勘。逐条疏通文字，订正讹误，补充遗漏，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还通过严密的考辨，确认《方言》为扬雄所作，得到后世公认，从而澄清宋代洪迈提出的《方言》是否为扬雄所作的质疑。

　　清代卢文弨[chao抄]的《重校方言》、钱绎的《方言笺疏》、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都有一定的影响。

　　今人周祖谟校、吴晓铃编《方言校笺及通检》，校正原文讹误脱漏，集历代注疏之大成，是《方言》的最佳校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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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此据何九盈统计。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为674条，还有人统计为66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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