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现代词典中，《辞源》、《辞海》等都是用旧字书的反切标注音读，按部首排检字、词。到了《国语词典》才改用注音符号标注音读，按注音符号的音序排检字、词，从而开创中国现代字典、词典以符号注音和音序排列排检的方法。

　　辞书注音、排检方式的革新与近现代汉字改革运动 近现代字典、词典在注音、排检方式上的革新，同19世纪末以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国语统一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资本主义文明和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价。他们认为中国落后挨打，是由于科学不发达，科学不发达是由于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根源在于汉字繁难，因此改革汉字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19世纪末叶，一些人受到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罗马字拼写中国地方方言用来翻译、传播《圣经》的启发，开始创制中国拼音文字。第一个创制者是卢戆[gan赣①]章(公元1854—1928年)。1892年，他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一书，推出55个变体拉丁字母记号，制成一套音标，名为“切音新字”。所谓“切音”，就是拼音。到1911年，先后有27种切音字方案问世，其中在社会上推行较广、影响较大的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而“合声简字”是根据“官话合声字母”，补充南方话特有的音素，拼读南方方言。他们的方案发表后曾得到清朝个别官员的赞赏和支持。如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1902年，他考察日本学政，亲眼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有成效，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主张学校教习“官话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在推行方案过程中，王照曾得到袁世凯的赞助，劳乃宣得到时任江苏巡抚的端方的支持。为争取清廷颁行“合声简字”，劳乃宣1908年上书慈禧，没有结果。1910年，因为得罪清摄政王载沣，“官话字母”被查禁。之后，清政府资政院先后收到一些请求推行“合声简字”的提案，于是开会并通过严复等人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审订切音字方案，作为“范正汉文读音”和“拼合国语”的工具。报告提交学部后又送交1911年夏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议决，最后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这个决议案建议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词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同年十月，爆发辛亥革命，这个决议案没能实施。

　　中华民国建立后，1912年7月，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实施国语教育。1913年2月，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不少切音倡导者与会。会议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音”，核定音素和采定字母。字母采用的是会议用来审音用的“记音字母”，经修订后形成一套正式的“注音字母”方案，还拟定七条推行办法。这套字母共38个，都是汉字式的字母，笔画很少。1918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时，增加一个字母，成为39个，1920年又增加到40个。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改“注音字母”的拼音标准为北京语音(即“新国音”或“京音”)，不再拼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国音”(即“老国音”)。1930年“全国教育会议”改“注音字母”为“注音符号”。

　　“注音字母”方案正式公布前的1917年，陈独秀、胡适等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影响下，钱玄同于1918年提出废弃汉字和汉语(《新青年》四卷二期)，陈独秀主张过渡时期“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青年》四卷二期)，胡适赞同陈独秀的看法。《新青年》、《新潮》、《国语月刊》等刊物相继发表文字改革的文章，傅斯年、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等也纷纷撰文参与讨论。到1923年，讨论达到高潮，社会影响很大。是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刘复等11人任委员，开展有关罗马字的各项研究。1926年9月“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正式通过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拟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1928年9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予以公布。“国语罗马字”是我国拟定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完全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有比较完善的正字法。

　　到20世纪30年代初，苏俄华侨扫盲运动中产生的“拉丁化新文字”被介绍到中国，正值国内“文言、白话、大众语”论战达到高潮之时。1935年12月，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等688人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倡导“新文字”。之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展开，“拉丁化新文字”以其易懂易学，在动员群众、宣传抗日、普及教育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中国拼音文字运动，是汉语言文字学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汉字改革运动。它大致经历了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几个发展过程。是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本着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进行汉字改革的尝试。虽然只有“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拼音方案曾被当时政府正式公布，但是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近代以来的文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积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运动”的发展。

　　为了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第二年4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专门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该会1928年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20年教育部就训令全国各国民小学校，把“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初级小学国文改为语体文，规定教学注音字母，统一国语读音。从此以后，全国各地小学一二年级，大都开始讲授“白话文”，教“国音”和注音字母。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收正字9920个，异体字1179个，异读字1120个，共计12219个。该书只注定单字的“国音”，确立北京音为标准音，正文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从而在字量、字形、字音、字序方面建立了初步的规范。注音符号也就被采用为中文字典、词典注音的工具。《国音常用字汇》和1937年出版的《国语词典》都采用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对照注音。在此之外，国语罗马字就很少被其他工具书用来注音，也始终没有进入小学，因此国语罗马字推行不广，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而“注音字母”作为汉字正音、传播国语、帮助识字、代替汉字的工具，从1918年到1958年，在大陆推行了40年。台湾迄今还在使用。

　　为了推行国语，“国语统一筹备会”和“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音字汇、字典、国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工作。1937—1945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出版了其第一部词典——《国语词典》。该词典所收之词，包括单字(即单词)、复合词和成语，都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方式，依照标准音一一注明；书中的单字和复词，按照注音字母及拼音次序排列。这就完全改变了古代字书注音、排列排检的方式，成为现代字典、词典用符号注音、按音序排列排检的先导。

　　从以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近现代字典、词典编纂体例上的革新是清末以来汉字改革运动、国语统一运动的产物。

　　《国语词典》的编纂 《国语词典》由中国大辞典编撰处编，黎锦熙、钱玄同主编。

　　黎锦熙(公元1890—1987年)，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字劭西，湖南省湘潭县人。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编过中小学教材，当过报纸编辑，担任过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撰员。1920年起，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文法纲要六讲》、《汉语语法十八课》、《汉语语法教材》等30余部书，论文300多篇。

　　钱玄同(公元1887—1939年)，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改掇[duo]献，又号疑古。常效古法缀号于名前，称疑古玄同。浙江省吴兴县人。近代著名音韵学家。1905年入上海南洋中学，1906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07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教育总署视学，1913年起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五四运动时期，坚决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又积极参加国语运动，提倡汉字改革。著有《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部首今读》等。

　　早在五四运动前，黎锦熙有感于中国传统字书的缺陷，认识到编撰汉语语文词典的重要性，主张编一部新型的汉语词典，于是在1917年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编写《国语词典》的建议，以便供学校汉语教学、广大群众学习语文和专门学者研究汉语时使用和参考。1923年“国语辞典编纂处”成立。他因为“打算要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设想编一本《中国大辞典》，要“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因而“规模务求大，材料务求多，时间不怕长，理想尽高远，全然学术化”。因之，1928年“国语辞典编纂处”就改为“中国大辞典编撰处”，黎锦熙担任编撰处的总主任。计划中的《中国大辞典》分30卷，10卷合订一册，共三大册，按注音字母顺序编排，预计在1948年成书。黎锦熙和钱玄同任总编纂。钱氏主管字的形体音韵，黎氏主管义训和复合词，曾印出“中国大辞典样本稿”。到1930年，编纂处已基本完成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但是因为《中国大辞典》规模大，卷数多，加之当时战乱不断，一时无法成书，编撰处遂决定利用已经搜集到的材料，合并重复者，选定“常用”、“间用”之词，及“罕用”须备查考之词，逐词注音，作为正音的标准，并加以简明必要的注释，“凡高级中学以下各科术语大都采入，务求简而不漏，浅而不陋”，以供“教育界检查之用”②和社会急需，名为《国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第一册，1945年全部出齐，分订八册，最后一册是检字表和附录。1947年重版，四册，书后附《国语词典补编》。

　　《国语词典》的特点 《国语词典》在收词、注音、释义、排序上有如下特点：

　　(1) 收词 全书收词十余万条。收录古今汉语常用词汇，尤其注重收录文籍和现代语文及口语中通俗的词汇。如宋、元、明、清时的白话，凡见之于语录、说部、词典的尽量予以搜求收录。还兼收成语、熟语、古今中外人名、地名以及百科常用名词术语。

　　(2) 注音 《国语词典》尤其重视字词的注音。它收录的全部单字、复词、成语、术语都依照1939年公布的标准国音(即北京语系)，逐字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方式标注读法。单字下加注直音，或者用汉字拼切。字词的声调、轻声、儿化、词的连写，一一标明。凡是经史古籍中的生僻字，参照唐宋以来的韵书，遵循古今音变条例，斟酌定音。凡是属于活语言，则依当时北平口语注音。如果有异音，则分别列出。《国语词典》成为现代辞典注音改革的先导。

　　(3) 释义 释义用语简明扼要，大多浅近明白，力除旧字书训释含混不清的弊端。不一一罗列书证，酌情注明出处或引句例句。

　　(4) 排序 单字及复词都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这就打破了传统字书的编排方式，成为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音序词典。由于它按注音字母排序，将所收的同音字全部排列在一起，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语同音字典。

　　《国语词典》的价值 正如主编黎锦熙在《国语词典·序》中所说的，《国语词典》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学习、研究汉语，矫正读音：

　　(1) 正音 凡学习标准国语的人，或者想照国音来诵读新旧书籍的人，得此随时检寻，不但可以矫正单字的读音，并且可以知晓复合词前后音节的孰轻孰重，孰应“儿化”，使之与活语言相符合。

　　(2) 定词 凡学习国语罗马字的人，或者想把汉字或注音符号照“词类连书”来写作或排印的人，得此可略知某词应连书，某词应分写，以免得写作时彷徨不定。

　　(3) 释义 单字的普通用义，复合词的特别涵义，得此也可以检寻一个概略出来。

　　此外，黎锦熙认为它还有三点特殊用处：

　　(1) 可供小孩子作文查汉字之用。

　　(2) 可供熟习了注音字母的人查汉字之用。

　　(3) 可供懂汉语的外国人进修汉文之用。总之，《国语词典》以正音为主，大量收录口语语词，可以帮助人们掌握字的读音，有利于学习推广普通话。

　　《国语词典》的缺点主要是：收词有缺、滥，收录了不少非定型词；有的词释义太简单，不易理解；不列书证，缺乏资料性。《国语词典》经过删节后，改名为《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出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字典、词典中字、词的排检，除按注音符号的顺序外，也有使用四角号码、五笔检字法、头尾号码等方法的。其中，四角号码法曾被一些字典、词典采用，至今有的仍沿用，作为检字的辅助方法。而五笔检字、头尾号码等方法都没有得到推广，民国时期出版的字典、词典普遍使用的还是部首排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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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北京大学白化文先生云：按当时读音，卢氏自己读作gan4。

　　②以上均见《国语词典》黎锦熙1936年12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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