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经虽说起源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默默无闻。可能由于它图文并茂，既具体又形象，特别适合于中央集权政府了解各地概况的需要，自隋朝大业年以来，它成为官修志书的主要形式，从多种类型的地方文献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不仅数量猛增，而且逐渐荟萃了其他地方文献的长处，成为方志类图书的主流。

　　隋朝的图经都散失了，现在能知道书名的不过五六种。唐至五代的图经绝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国大西北的干旱风沙，才保存下来一点珍贵的实物资料，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十几种唐至五代的图经地志残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学术界重视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和《西州图经》。它们现存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所记的事物往往不见于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沙州图经》现存的有三件，一件纸卷长不到三丈，首尾残缺(图4)，看不出书名；另一件只剩下79行，但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一行字，才使我们知道了它的原名。所记的内容有河渠、古城、堤堰、盐池、驿站、学校、祥瑞、歌谣等。这两件均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据学者考证，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还有一件是写在一个经卷的背面，只有六行，约90字，现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它的第一行题：“沙州图经卷一”。第三行写明沙州“属凉州都督府管”。记的内容是：“右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卤。人以耕稼为业。草木略与东华夏同，其木无椅、桐、梓、漆、松、柏。”学者们一直认为这就是《沙州都督府图经》的另一个抄本。但有的研究者提出，凉州都督府建立于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沙州是它属下的8个州之一。到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沙州才升为都督府。既然图经上写着当时沙州还是属于凉州都督府管辖，这部图经的纂修时间必定在公元624至651年之间，必定比《沙州都督府图经》要早，所以，这应该是我国现存图经中最早的一部。
　

　　图4 敦煌文献中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部分)

　　《西州图经》大约成书于唐乾元年间(公元758—760年)，只剩寥寥40几行，目前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容是记道路、寺院、古塔等。

　　这几种图经，现存的都没有图，但是从行文的格式看，很像是图的说明，很可能原来另有图卷。《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还列有许多没有下文的空白类目，如“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铁”、“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帝王游幸”等等，后面注着“右当县并无前件色”(本县没有以上开列的这些内容)。照此看来，唐朝对于编报图经，一定颁发过

　　统一的类目和格式。这种类目和格式是根据全国的情况拟定的，当地既然没有这项内容，就只好不填了。

　　唐代的沙州在现在的甘肃敦煌一带，西州在现在的新疆吐鲁番一带。另外，唐朝末年在中国做官的高丽人崔致远在他的《补安南录异图记》一文中曾说：“交趾四封，图经详矣”(《桂苑笔耕集》卷一六)。交趾，指唐代安南都护府管辖的地区，大约相当现在的越南北部。可见唐代编修图经已经普及到极边远的地区，繁华的中原更可想而知了。

　　当时还有不少图经由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携带到日本，藤原佐世在公元891年左右(相当我国唐昭宗在位时期)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土地家”一类，就列有《扬州图经》、《濮阳县图经》、《唐州图经》、《越州都督府图经》、《海州图经》、《州县图经》等。《州县图经》后面附注：“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剑南道、淮南道、岭南道各一卷”，可能是各地图经的摘录吧。公元875年，日本宫内藏书处冷泉院失火，皇室藏书荡然无存，这个目录，是在大火后重新收集的图书的记录(所谓“见在书”，就是“现在还在的书”的意思)，失火以前的收藏想必还要更多。

　　唐朝的官吏十分熟悉图经，唐朝文人的诗文也常常写到图经。中唐诗人张籍有一首《送郑尚书赴广州》诗，广州是唐时岭南道的首府，诗人想象郑尚书作为节度使出镇岭南的威仪，以及到达广州后将受到的隆重接待：

　　“圣朝选将持符节，内制宣时百辟听。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

　　郑尚书带着朝廷的符节到达那里，百官(“百辟”)静听他开读皇帝的诏旨(“内制”)，不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要来舞蹈拜见，而且岭南道所管辖的地方都要向他呈送图经。诗人的想象必定有所依据，显见呈送图经是当时各地接待新到任重要官员的一项通行的仪式，也是汇报地方情况的一种重要方式。

　　大文学家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被贬官到潮州(广东潮安)，路过韶州(广东韶关)，想要游览一番，就预先向韶州太守借看图经，并且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件事：

　　《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

　　“曲江山水由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

　　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将入界”就是“带入界”。带着图经作为旅游向导，韩愈或许是中国的第一人。

　　盛极一时的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藩镇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这时，一些关心时政的大臣和学者热心于修志，希望帮助皇帝认识国家的现状，找到巩固中央政权，恢复国家统一的办法。如著名的地图学家贾耽，每献上一幅地图，都附一部《别录》，作为地图的说明。他配合《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编写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配合《海内华夷图》，编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较为简明的《贞元十道录》。这些别录，记载风俗、山川、道路、物产、历代兴废沿革的原因、贡赋的数量等，和地图相互补充，当是属于图经一类。现在只有《贞元十道录》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部分手抄本残卷。

　　更有名的，是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稍晚于贾耽，是唐宪宗时的宰相，很有政绩，曾几次参与策划平息藩镇之乱。他善于读书，特别注意研究地理。《元和郡县图志》完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原有40卷，现存34卷。它以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规划的十道为纲，按照当时的47个方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军事兼行政区域)，依次叙述各州县的境界、人数、乡数、地理、贡赋。原来每镇前都有图，到宋代图失传了，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它在魏晋到隋唐的地理总志中，是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一部，也是编得最好的一部。

　　负有盛名的诗人元稹，也是图经的热心编纂者，他写过一篇《进西北图经状》。这篇奏状说，他曾进呈过一幅《京西京北图》，十分详细。只是图太大，在墙上挂起来，皇上看它要忽俯忽仰，末免过于劳累，所以又根据古今的图籍编成《京西京北图经》四卷，希望能便于皇帝随时阅览。有了它，靠着枕头就可以巡视各个郡邑；游幸的时候，倚在马旁，各处山川便尽在眼前。当时正值太和公主要下嫁回鹘〔hu胡〕(唐朝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他恐怕皇上担忧路途遥远，还特意将去回鹘一路上食宿休息的地点，都附在图经内一起进呈。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却是一份难得的史料，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和图经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即使在五代十国战乱时期，各地编写修订图经也没有完全停止。据史书记载，唐朝开始的关于闰年编报图经的规定，到后唐仍然很正规地在执行。在敦煌石室中还曾发现后晋的图经《寿昌县地境》一卷(寿昌在今甘肃敦煌西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宋朝派卢多逊出使南唐。当时南唐割据江南，还没有归入宋朝版图，不过实际上已是宋朝的附庸，甚至自愿取消了帝号和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只求宋朝能容它在江南苟延残喘。卢多逊完成使命离开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走了不远又停下来，派人回去对南唐的国主李煜说：“朝廷正在编修图经，只缺江东各州，希望各求取一本带回去。”李煜奉命唯谨，连忙找人通夜缮写校对送去。于是卢多逊对江南十九州的地理形势、兵力布置、户口多少了如指掌，回去便向朝廷建议，说南唐软弱可攻。这段记载说明，五代十国之一的南唐，对所属州县的图经收集保存得相当齐全，随时可以查阅索取。

　　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地志、地记来，隋唐的图经更多地注意到记载社会现象，如官署、学校、歌谣等。不过它们基本上还是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即使像《元和郡县图志》这样的名作，也是只记地理不记人物。我国古代各种目录都很少记录隋唐图经，说明当时的图经多半还不是成型著作，可能只是一些地方给中央的呈报材料，属于半档案性质，内容比较单调，也缺少文采，所以不能传之久远。图经的遍地开花，是向正式地方志过渡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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