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主要任务是记录事实，积累资料。许多地方志出于名家手笔，写得文采动人。但是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地方志必须准确地反映事实，绝不允许想象和虚构。如《(同治)竹溪县志》(湖北竹溪)卷十六记1862年的一次极光，这是一段优美的散文，而地点、时间、方位、过程、情状都十分确凿具体：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大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凄凄然，光芒闪烁。 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许始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地方志只回答“是什么”，不回答“为什么”，它的任务不是阐述理论或探讨规律，这是它同一般科学著作不同的地方。当然，编写地方志的人，对人对事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看法。从地方志的字里行间，编纂者的立场观点处处可见。例如，将皇帝的训示放在卷首，或大量记述女子“未嫁殉夫”之类，显然意在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但它的观点都是贯穿在材料的取舍或事实的叙述中，绝少由编纂者站出来发议论。有些严谨的编纂者还一一注明资料的来源出处，以备后人查考。一般科学论著都是围绕一两个主题思想或中心论点来组织材料，安排章节。地方志却基本上是类似上述的《山东通志》、《太平县志》、《朝邑县志》那样，横分若干门类，各类相对独立，并没有什么中心论点贯穿其间。它的编排原则是便于查找，这正是资料书的特色。

　　参与修方志的，都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正如清朝的张恕所说的：“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鄞县志序》)官修方志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更可以利用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官方文件档案，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力开展实地调查。因此，地方志中许多记载根据的是不见于他书的第一手资料，切实可信，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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