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地图刻在石上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6世纪的南朝梁时代,但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地图却是宋代的,而且宋代留下了众多各类石刻地图,成为中国地图史上重要的一页。就地图本身的质量而言,石刻地图并没有什么进步,甚至肯定不如原来绘制的地图,但却能够历经千年战火风霜保存到今天。
图14 欧洲第一幅印刷地图
在传世的石刻地图中,西安碑林中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制作年代最早。《禹迹图》刻于公元1136年4月,《华夷图》的上石时间要晚半年,它们同刻在一块石碑的正反两面,长、宽各约77厘米。
《华夷图》的内容以中国为主,但涉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不过四邻部分主要是用文字而不是用图形来表示的。国内部分的山川、湖泊、府州位置等,与实际状况大致相符,但海岸轮廓变形较大,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雷州半岛突出部分的形状尚未表示出来,海南岛的轮廓也失真。图上注出的国名、地名约500个,标出名称的河流13条、湖泊四个、山体10座。图上表示长城的符号很别致,常被后人仿照。一般认为,《华夷图》是根据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绘制的。图右下方刻有“岐学上石”(岐州学校刻石)四个字,当时刻图可能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学者们对《华夷图》的绘制时间看法不一,大致在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之间。
《禹迹图》采用“计里画方”的办法,横方70,竖方73,共计5110方,每方折地百里,大约相当1:150万。绘有政区名380个,标注名称的河流约80条、山脉70多座、湖泊五个。绘制比较精密,海岸轮廓、河流位置和形状都比《华夷图》更符合实际。该图画有设置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的颍昌府,而图上黄河下游河道的画法又反映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前的状况,所以应该绘制于公元1081—1094年间。《禹迹图》很可能就是沈括《守令图》中的一幅小图(图15)。
图15 禹迹图
图16 地理图
《九域守令图》是1964年在四川省荣县文庙发现的,碑背面刻有“莲宇绍兴巳未眉山史炜建并书郡守□□□”等字,大概是史炜为纪念该地图碑立于莲宇山麓文庙而题。《九域守令图》长130厘米,宽100厘米,大约按1:190万比例尺绘制,是一幅全国政区图。图上有政区名1400多个,州县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除黄河河套以上一段河道外,其他河流的平面形状都比较准确完整;海岸线的轮廓已与今地图接近,是传世的几幅宋代地图中画得最好的一幅。除了使用符号图例外,图上还用了文字图例,以字的大小和加写治所与否来表示行政区划级别的高低。行政区的最低一级是县,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以县为基层单位而绘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图。图上标注名称的河流13条,均注在河的上游。湖名注在圆圈中,山名、水名均套以方框。
现藏在苏州博物馆中的《地理图》(图16)由黄裳绘制,时间约在元祐四五年间(公元1089—1090年),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由王致远刻石。图高221厘米,宽约106厘米。江河、海岸的轮廓大体正确,山脉的画法与现代地图上的自然描景法相似,用符号表示山上茂密的森林和长城。图上有标注名称的山脉120多座、河流60多条、行政区410个。行政区名和山名套以方框,水名套于椭圆圈。
现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塔头栗棘庵中的《舆地图》拓片,是日本僧人于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回国时带去的,原图约绘于南宋末年,已失传。该图由两幅拼合而成,每幅高约207厘米,宽约98厘米。四周的中间注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东北绘有女真、室韦、蒙兀、契丹,西北注有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等地,西南部分绘出天竺、阁婆、三佛裘等,范围比《禹迹图》、《地理图》大,是一幅小范围的亚洲地图。国内部分的山脉用写景法表示,山上加绘森林符号,山名、政区名套方框。水系较详细,河流形状大致正确,但画法欠佳。海岸轮廓有些失真,山东半岛近圆形,与实际出入较大。
同样藏于苏州博物馆的《平江图》,是现存最早的城市平面石刻地图,约绘于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同年刻石。图高276厘米,宽142厘米,具有一定的方位和比例关系。图的中心部分是衙城,分为6个区,四周有城墙和护城河环绕。市区除官署、街道外,还画有与街道平行的纵横交错的河道,寺观庙宇100多个,坊65个,桥梁300多座,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平江城(今苏州市)的概貌。城区部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并按一定的比例尺缩绘,城郊主要的山丘、河湖、名胜古迹则择要画入,不按比例尺缩绘。
《静江府城图》(又名《桂州城图》)刻在今桂林市城北鹁鸠〔bojiu伯纠〕山(今名鹦鹉山)南麓三面亭后的石崖上,高320厘米,宽300厘米,是现存最大的城市平面石刻地图,大约绘制于咸淳七八年(公元1271—1272年)间,绘制和刻石人不详。图上绘有山川名胜和主要大街11条,还详细地画出城壕、军营、官署、桥梁、津渡,突出了军事的主题。虽有一定的方位和比例关系,但往往以夸张的方法突出表示某方面的内容,不受比例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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