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Matteo Ricci，公元1552—1610年)，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1571年加入耶稣会，以后在罗马学院学习，并赴印度传教。他于1577年从罗马启程，取道热那亚，经葡萄牙、印度，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8月到达澳门，以后一直在中国，足迹遍及南北各地，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5月卒于北京。在华的28年间，利玛窦绘制了10多种世界地图(见第119页表)：

　　利玛窦绘制世界地图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作为一种传教的手段，是为了增中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但这些世界地图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地理知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利玛窦为了用西方地图投影方法绘制地图而进行了经纬度测量，同时也使地图投影法传入了中国，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李之藻刻的《坤舆万9国全图》就是采用这种投影法绘制的。在此以前，元朝的郭守敬虽然组织测量过纬度，但目的是为了编修历法，而且没有测量过经度，仅仅有纬度是无法确定一个地点的准确地理座标的，也无法采用平面投影法绘制地图。

　　说明：凡年代或地点不能确定的或译西文之名者，加问号；图的汉文名称尚未考得者，称世界地图；图成但未刻版的，加括号。

　　在《山海舆地全图解》中，利玛窦介绍了经纬度的作用以及划分的方法。他提出，经纬线应该每度都画出，这样才可能把各国或各地的位置定于地图上对应的位置上。东西向的纬线表示地球的长度，以赤道为纬度的起算线，向上数至北极为北纬，共90度；向下数至南极为南纬，共90度。南北向的经线表示地球的宽度，自福岛(今称卡内里群岛)起算，绕地球一周为360度。

　　利玛窦亲自测定了一些城市的纬度，结果是：
　

　　他还测定了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等地的经纬度，结果与今天测定的数字相差无几，这说明他的测量已达到较高的精度。

　　在这些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翻译的一些地理学专名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亚细亚、欧罗巴、地中海、尼罗河、罗马尼亚、罗马、古巴、大西洋、加拿大、南极、北极、地球、经纬线、赤道、北极圈等，这也证明他的翻译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已经吸收了15、16世纪欧洲地理学界发现新大陆的成果，图中绘出了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和大海中一些岛国的位置和形状。在《坤舆万国全图》上，他把世界分为五大洲：欧罗巴、利未亚、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还对五大洲的位置及四邻界址作了简要的说明，在各洲之上还标出了国名及河、湖、海、岛名等。在这些地图上，他对当时世界各国的疆域、文物、风俗等作了介绍，大大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弥补了长期以来中国对世界地理认识的不足。

　　尽管在利玛窦之前的16世纪末，有关地圆和寒、温带分法的学说已通过汉译著作传入我国，但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利玛窦在华期间，多次介绍过地圆说和地带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因而人们往往以为他是传播这些学说的第一人。如刘献廷《广阳杂录》说称：“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而始知。”

　　在利玛窦传播的新地理知识的影响下，徐光启决定引进西方先进的测量技术进行经纬度测量。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徐光启主持了北京、南京两地的纬度测量，以后又实测了南昌、广州两地，在地图上推算了其余11个布政使司所在地(省会)，结果如下：

　　尽管由于不久就开始的战争动乱使中国对地图的测绘中断了相当久的年代，但西方地理知识的传播无疑为中国地图测绘新阶段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比利玛窦稍后来中国，活动于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还有庞迪我(D.de Perdinand，公元1571—1618年)、艾儒略(Juluis Aleni，公元1582—1649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公元1623—1688年)、卫匡国(Martini，公元1614—1661年)等人。他们也像利玛窦一样，以绘制世界地图为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的手段，但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识，扩大了投影法、经纬度测量等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将中国的地理知识通过地图或著作的形式介绍到西方，影响最大的是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此书完成于1653年(清顺治十年)卫匡国返回欧洲的旅途中，不久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以后又被翻译为法、德、荷等多种文字出版。书中共有17幅地图，包括一幅全国总图、分省图15幅、日本图一幅。全国总图标出了经纬线，南部较北部画得准确，图中水系比较完整，河流位置基本正确。分省图也标注了经纬度，水系的表示更富有特色。总图和分省图上的政区界线分明，行政区分级表示，图例醒目，容易判读。图上还表示了矿坑、土壤类型等内容。就篇幅的大小、资料的翔实、绘制的准确和刊印的精良而言，当时在世界上都堪称一流。此书一直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长盛不衰，在东西方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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