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曾经创造过多项世界记录，例如：

　　在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古地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实物。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军事地图。

　　裴秀在公元3世纪后期提出的“制图六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测绘理论。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印刷地图——杨甲在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前后编绘的《六经图》，也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印刷地图。

　　沈括在11世纪后期制作的立体地图比欧洲要早出现700多年。

　　13世纪后期由郭守敬主持的全国纬度测量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广、结果最准确的一次。

　　康熙和乾隆年间进行的全国经纬度测绘和制成的地图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为什么中国的地图测绘史会有如此辉煌的篇章呢？

　　地图测绘不可能孤立地得到发展，它既需要有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基础，也需要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条件。所以，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出现过长期的辉煌绝不是偶然的。

　　就科学技术方面的条件而言，中国的先民早就具有相当丰富的天文知识，也掌握了较高的数学运算技能，制造出了实用的测量工具。从周公测绘今洛阳一带地形的文献记载看，大约3000年前人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测量技术，可以在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实施，并将结果绘制成地图。早期的《兆域图》和《放马滩地图》证明，到战国后期的公元前4世纪，具有专门测绘技术的人员已经可以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进行测量并绘制成比较精确的地图，在小范围内的测量已经相当精确。稍后的《马王堆汉墓地图》更证明了，在近2200年前，地图测绘学家已有可能对数百平方公里的复杂地形进行测绘并制成地图。

　　当然，地图测绘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相关的条件。例如，最新的考古发现证实，毛笔一类软性笔的使用早在秦始皇时代之前，而软性笔在描绘粗细不一的线条时无疑优于硬性笔。《放马滩地图》是画在木板上的，但《马王堆汉墓地图》已经画在帛上。根据文献记载，帛、绢等纺织品曾经是纸出现以前主要的绘图用品，这当然是以细密、平整、牢固的纺织品的问世为前提的。而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更使地图测绘的成果得到可靠的保存、流传和普及。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全国性测绘离现在不过200多年，当时绘制成的地图原件早已不知所终了，要是没有用铜版、木版印在纸上的地图复制品，我们今天或许只能从文献记载中想象当年测绘的水平了。

　　这些直接的、具体的条件当然很重要，但另一些间接的、宏观的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分裂据割的状态下，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可能会刺激对地图的需求，促进地形图和军事地图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毕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分裂割据政权的范围有限，一般不可能到别国去进行测绘，所以能够通过测绘制成的地图只限于不大的范围。一些民穷国小的政权更没有测绘地图的条件。相反，在一些疆域辽阔的统一王朝，由于国力强盛，政令通达，直接和间接统治的范围广大，才有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地理测量或地图测绘。裴秀的《禹贡地域图》、朱思本的《舆地图》、罗洪先的《广舆图》、清《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等都完成于统一时期，绝不是偶然的。元代进行的规模空前的纬度测量，清代完成的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成果最先进的全国性经纬度测量，只有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才能组织实施。像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宋代的《禹迹图》、《华夷图》、《九域守令图》、《地理图》等地图虽然完成于国家由盛转衰或统一并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但作者所编绘的范围却是包括了以往的一统天下，驱使作者编绘这些地图的主要动力正是对统一的追求。

　　中国长期发达的行政制度使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完整的地方行政体系，由中央至地方，直到县以下，都有辖境明确的各级行政区域。这不仅产生了编绘非常详细的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政区图的需要，而且为全国行政区域地图的编绘提供了极其精确的、经常性的资料。在现存的古地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凡是长期设置行政区域的地方，在地图上相应部分一般都地名详细，定点准确，距离适当，范围合理。与这种行政制度相适应的是各种官方和私人编纂的政区地理著作极其丰富，不仅有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14种历代正史地理志，多种重要的唐宋元明清总志，还有大量记载政区沿革和地名变迁的地理著作。这些同样为地图的编绘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以清康熙年间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为例，由西方传教士主持测定的经纬点只有641个，但地图上的地名却不知要多多少倍。而且测绘人员有限，时间又紧，很难想像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亲自测定一个省的全部地名。在测绘点以外，他们在地图上标出地名的根据还是各地已有的地理资料，而不是他们测绘的结果。

　　地图的发达离不开文化的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能长期居世界前列的重要前提。物质条件固然是进行地图测绘的基本条件，但并不是具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就能进行这项活动的。相反，目前所见两幅最古老的地图——《放马滩地图》和《马王堆汉墓地图》所绘地区在当时也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地区。特别是放马滩地图的作者，显然是处于相当孤独不利的环境，他绘制的地图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决定因素是他的学识、技术和毅力。正是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才使地理著作和地图作为珍贵遗产的一部分，历经天灾人祸的劫难，薪传火续，绵绵不绝。每当战乱，总有一些有识之士会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一旦社会恢复安定，地图的搜集和重新编制与其他典籍的整理一样，会得到官方与学者的重视，裴秀、贾耽、沈括、康熙皇帝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贡献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中重视地图和地理知识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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