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侯，邮驿史上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

　　三国时，曹魏统治的地区，除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铜符和秦汉时的竹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通信符号：信幡。信幡是一种用各种不同图案和颜色制成的旗帜。魏国用青龙、朱鸟、玄武、白虎、黄龙五种幡作为宣诏不同地区的信号。青龙幡用以诏示东方郡国，朱鸟幡用以诏示南方郡国，白虎幡用以诏示西方郡国，玄武幡用以诏示北方郡国。畿内则用黄龙幡。到晋朝时，这种信幡仍然运用，只不过图案和颜色简化，对四方全只用一种白虎幡，在幡上写上鸟书，取其飞腾轻疾意。这是一种表示要出兵的信号。主和的信号则另用一种驺〔zou邹〕虞幡，驺虞是一种黑纹白虎。扬起驺虞幡就是向对方宣告谈和。

　　这一时期，在邮驿史上出现的第二种新鲜事物是纸诏逐渐代替简书。 自两汉时期发明纸以来，纸这种既轻便又价廉的书写用具，很快在民间广泛应用开来，代替了曾经风行一时的简。魏晋时期，皇帝开始用一种青纸作诏书，这就是纸诏。这是从曹操时开始的。根据当时的法令，政府每月都要给下属文官发纸和木函，定期让他们把给上级的意见写在纸上，然后用木函把它装上，最后呈送给曹操阅看。这种上书或公文，便称作“信函”。这一词后来沿袭下来，一直运用到现在。信函比过去竹木制的简牍方便多了，可以随意开启。因此，据说在晋朝时候，竟然有一个官吏，由于过分小心，把信写好后，总是担心信中有谬误，他开闭了数十次信函，以致最后寄到该寄的上级处时，竟成了一个空函。这个例子说明当时在社会上用信函作为通信的重要手段，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

　　“千里牛”也是晋朝时候关于通讯业务的掌故，史载当时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尽快和中央取得通讯联系或向中央敬送鲜物，寻找一种快马速递，号为“千里牛”。据说从衮〔yan眼〕州到洛阳间，“旦发暮还”，一天来回千里。当时还出现了流动信箱一类的设置，句容县令刘超在出巡时，命人制成一个大木箱，称为“大函”，沿途鼓励人们向函中投放书信，回来拆阅，了解下情。

　　驼驿，就是骆驼送信，这是北朝的事。当时的著名民歌《木兰诗》中有“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之句，实际上北魏时用骆驼作通信工具的事例，在史书里比比皆是。据说，魏孝文帝定大姓时，各地豪族唯恐定不上“高门”，纷纷以急传书信的办法向中央汇报本族的情况，有的大姓派人“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朝野佥载》)。陇西李民便是这样做的，当时被人们戏称为“驼李”。

　　还有一个“悬鼓报警”的故事。《北史》记载，在魏孝文帝时，任李崇做兖州刺史。当时天下混乱，到处盗贼横行，商旅和邮驿都受到阻碍。李崇到兖州后，命令在每村建一鼓楼，都高悬一鼓。遇有盗贼来抢劫，立刻有人用双槌击鼓，以向全村和邻村报警。村村互相配合，所来劫盗，一一被击退。以后，北魏境内“诸州置楼悬鼓”，成为定制。这是利用声音相互通讯的一种形式。

　　上述这些史实，都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我国邮驿事业有很大发展，各朝各代都创造了一些新鲜事物，使邮驿业务不断进步。

　　但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毕竟战乱时候较长，各朝大部分统治者又不爱惜民力，常常带头破坏邮驿制度。《晋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经常动用邮驿的传车，在全国选美女入宫。他的使者乘着公用驿车沿途骚扰百姓，巧取豪夺，以致引起一个郡主簿虞预的痛切陈辞，批评当时的这一“薄俗”：“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唯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唯恨吏卒之常少。”交通设施都用于迎送官员了，哪里还有正常的邮驿？南北朝的北周宣帝，更加为所欲为。他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后面跟着他的四个皇后和文武百官侍卫，数百人都乘着驿车，浩浩荡荡在驿路上行驰。更加荒唐的是，周宣帝还下令四皇后的驿车必须并驾齐驱，不得有先有后，弄得道路阻塞。这样，正常的邮驿制度自然就败坏了。南朝一些统治者，也常常利用公驿，耀武扬威，惊扰庶民。南齐萧子良有一篇《请停台使书》，揭露当时邮驿的弊政。文章里写道：那些所谓使者，“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即行”，一路上百姓惊骇，鸡飞狗跳。这一情况，直到隋朝统一南北以后，情况才有根本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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