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前代一样，私邮是很少的。一般平民百姓通信极为困难，也只有通过人捎带，才能给亲人写上几句。

　　晚唐诗人杜牧在一首题为《旅宿》的诗中，有这样几句：“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湘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意思是：独自一人在旅店里，左思右想，想起了以往旧事，大雁行过的叫声使人烦躁难眠。写封家信吧，要隔年才能带到。多么苦闷的游子之情啊！杜甫的诗里也常有战时“寄书长不达”的感叹。晚唐另一诗人韦庄诗里说的情况更为可悲：“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这些诗，都生动地说明了，即使是繁盛的唐朝，民间通信也如此之不易。

　　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一封家书，无疑是很大的喜事。《二娘子家书》便是这样难得的留传至今的一封信。这封信，发现于敦煌石室，写在一份唐朝写经的背面。据考证这是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的一封信，寄信人为二娘子，从内容看这是女儿寄给母亲的一封家书。

　　《二娘子家书》的开头部分已经遗失了。从残文看，二娘子首先表达了浓厚的思乡念亲之情。当年二娘子随官员一起到东京洛阳，至今一切平安。信里向家中报了平安，并给姊姊和母亲一些礼物，还给小外甥一件礼物。从信的内容看，这个二娘子是个年轻女性，可能在家行二。她的姐姐已经嫁人，生有一子。二娘子本人或嫁给官家为小妻，或充当体面丫环，看来在官员家的身份不会过低，因此还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体己物件充作礼品送给家人。

　　还有另一封尘封千年以上的唐末五代书信，也值得介绍。这是一封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从敦煌石室发现的书信，估计为五代时曹氏家族统治敦煌时期所写，寄信人署名“君者者公主”。据专家考证她是一位新疆少数民族于阗或回鹘的贵族女子，嫁给了曹氏家族。这封信是君者者从娘家写给敦煌曹家北宅夫人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保留在了敦煌石室中。值得注意的是，唐末五代时书信的格式已和秦汉魏晋有所不同。信的开头已直接书写收信人的姓名大号，最后署“十月十九日公主君者者状上”，与今已渐接近。还有一点内容，值得史学家注意：信中提到写信人在从敦煌至于阗途中“沿路作福，祆寺燃灯”。祆寺是指发源于波斯的拜火教的寺庙，南北朝隋唐时传到中国。这封信说明唐时拜火教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很盛行，所以沿途皆可见到祆寺。这封信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另一篇从吐鲁番遗址中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这是一封唐高宗时所任命的波斯军的将军怀岌寄发给波斯军使(波斯军的最高长官)杜怀宝的文书。怀岌向长官汇报了军情，同时提出要求在军中配备向导(“傔〔qian欠〕人”)和翻译(“译语”)。这封信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个重要证据，即唐高宗年间中国和波斯曾存在过较长期的军事争夺，有过直接军事交锋，这才有当时唐朝“波斯军”的编制。而这封信的出土，也说明唐朝时候边疆邮驿十分发达，邮递军事文书的效率是相当高的。

　　此外，在唐人的若干文集中，常常都可看到文人学者的往来书信。连隋唐之际隐居深山的诗人王绩，也有人给他不断寄送书信(《王绩集·杜之松答王绩书》)，因病高卧洛阳东郊龙门山的初唐卢照邻也曾数次写信向洛阳、长安的亲友们“乞药”(《卢照邻集》)。

　　上面史料，说明唐朝时候，人与人之间通信较前增多。人们之间有时让人捎带书信，还互送一些小礼物。这种通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贵族和军将书信往来可以由官府和边防提供方便，如那位君者者公主和波斯军将怀岌便是如此。属于中下层官员的可以通过州县邮驿捎带，一般百姓仍是靠同乡和商旅带信，就如王绩、卢照邻和中唐以后大文学家白居易和刘禹锡之间的平日书信往还一样。但这毕竟在法律上是得到允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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