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的使用与认识,与玉大致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石首先是作为一种被加工、被使用的材料出现于人类生活中,以后才逐渐对石的各种特性进行总结,并由此引出石的精神内涵。最后石自身成为一种独立于物象之外、能与人的感情相通的灵物。不同类别和形状的石,能寄托人不同的感情。即使我们将石作为抽象雕塑来看,它也不是冷冰冰地游离于人的生活以外,而是与人心灵息息相通,成为人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陆放翁(陆游)“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诗句,很好地道出了中国人与石的这种亲密关系。
石器时代这一称呼,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制器之用上,这是由石头的坚硬物性决定了的。在夏商周三代、秦汉时期,对石的认识开始演化。夏商周三代、秦汉对石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物性的演化(器物之用);对物性的理化(品性的认识);对物性的异化(兆应所反映出来的灵性)。在三代诸多的以石言理的理论中,《周易》“介于石”、“以中正”这一说法对后代影响最大。此语是对“豫”卦(䷏)第二爻(六二)的解释:“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以石为例阐明君子的行动原则。石是坚定不移的,故称“介”;“六二”在下卦(☷坤卦)居中,阴爻阴位得正,故这一爻的品性是“中正”,正好与石性相符。“介于石”、“以中正”作为行动原则,其一用于修养,君子应在任何环境中处变不惊,坚守中正,如石一样坚定不移;其二用于处事,凡碰上如石头一样不改变的情势时,君子要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才能避免祸害。“介于石”、“以中正”虽然以石比附人事,但作为对石的认识,贡献极大。它所提出的石头“贞介”、“中正”之性,一直是后世各代对石最恨本的认识。从晋代陶渊明的“介介若人,特为贞夫”(《读史述九章·鲁二儒》),直到清代郑板桥“介如石,臭如兰,坚多节,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题画·兰竹石》)。多少代的有骨气文人都用石的这一贞介、中正之性来言情寓志。三代好言鬼神之事,秦汉时兴谶纬之风,言兆应成为一代显学。石的兆应是石有灵性的发端。随着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入,石的灵性于是乎就成了人与石相通的基础和人与石亲近的感情之桥。秦汉时有的思想家提出“山体曰石”(刘熙《释名·释山》),“云触石而出”(刘向《说苑·辨物》);有的又提出石与金同类,其性质“从革”(《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即可以进行改变。由这些理论,可知当时认为石是组成山的骨,是山的构架。这种构架又是气所凝聚而成。“从革”又指出石有再创造、再生的特性。汉时梁孝王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巨富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构石为山”。这些行为都是“从革”的具体表现。以石组成象征性山体,以石的本性来组合成另一种美的东西,这是对石审美并将人的这一审美取向付诸实践的开端。
如果说夏商周三代、秦汉是对玩石的一种认识和实践上的奠基,那么魏晋南北朝则是这一认识和实践的重要转折时期,表现出了石与人生的交感。随着魏晋南北朝山水诗、山水画的发达,对石的认识也有了山水之情、山水之思。如梁朝萧推《赋得翠石应令诗》中所云:“依峰形似镜,构岭势如莲”。又如陈朝摽〔piao漂〕法师《咏孤石诗》中所云:“中原一孤石,地理不知年。根含彭泽浪,顶入香炉烟。”这些句子,都表明了诗人由石引出的山水之思。这时期在造园中的叠石之艺也渐趋精巧。如北魏张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qinyin钦银〕相属,深谿〔xi溪〕洞壑,逦逶〔liwei里危〕连接。”但这个时期,对孤石的“独高不群”、“孤秀白云”、“独标千丈”这种贞介之质吟咏尤多,说明诗人由石引发的这种山水之情,是诗人在动乱的年代里,移情于石,以石自比,抒发了人们对事世不满的情绪和自己身处浊世而求清白的愿望。
唐代是石与人生融和的时期。唐代玩石之风大盛,尤其在文人士大夫中,互相赠石,诗文唱和不乏其例。如白居易、李德裕、牛僧孺都是玩石名家。其中李、牛二人在政治上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唐代政坛上有名的牛、李之争,就由他二人引起。但在玩石这一点上,他们二人都是白居易好友。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证明中国文化中的玩石对精神的净化作用。若论唐代玩石最有代表性者,当属白居易。与前代和同代人相比,白居易至少在三个方面特别突出。一是以石比坚贞忠烈,如其《青石》诗中云:“愿为颜氏段氏碑,雕镂太尉与太师。刻此两片坚贞质,状彼二人忠烈姿。义正如石屹不转,死节如石确不移。”二是以石为伴侣。如其《双石》诗中云:“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又在《北窗竹石》中写道:“一片瑟瑟石,数竿青青竹。向我如有情,依然看不足……有妻亦衰老,无子方茕〔qiong穷〕独。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三是以石自比,如写《太湖石》,先言此石神奇之姿,再言此石神奇之事,最后归结为才太大无器之用,实是以石比己。又有《莲石》诗云:“青石一两片,白莲三四枝。寄将东洛去,心与物相随……莫言千里别,岁晚有心期。”也是以莲石自比。此外,李德裕的诗:“闻君采奇石,剪断赤城霞”,“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也都是赏石的名句。牛僧孺在给白居易的 一首诗中,提到“念此园林宝,还须识别精”。将太湖石与园林相联系,并明确太湖石为园中之宝。(图28)与此诗相呼应的是白居易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为牛僧孺建园的一篇记事文(《太湖石记》)。言牛僧孺当丞相时为官廉洁,唯不拒别人赠石,并“以石为伍”,“惟石是好”。牛僧孺将形态不一的太湖石列置园中,“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覶〔luo罗〕缕簇缩,尽在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白居易这篇文章,充分说明石在唐代人生活中重要的作用。唐代玩石赏石,多为园林中列石与叠石,对奇异之石的欣赏,也见于唐人的生活中。如上举李德裕诗(“闻君采奇石”)中所说临海太守所赠奇石,即为产于天台之花乳石,色如玳瑁,莹润坚洁可爱。又吴兴卞山产桃花石,皎然《桃花石枕歌》一诗中比之为和氏美玉(“卞山幽石产奇璞,荆人至今采不著”)。东阳、永康松化石,为松树化石,盘根大柯,文理曲折,陆龟蒙《二遗诗》写此石自然天成,有山林之趣(“万股清风吹作籁,一条寒溜滴成穿”;“幸与野人俱散诞,不烦良匠更雕镌”)。综上所述,唐代对石的赏玩,已进入了人石相融的阶段,而对各种奇石的注目,又拓展了石与人联系的范围(非园林用石),这些无疑对宋代玩石赏石高峰的形成,作了认识上和材质上的准备。
图28 游山俑陶 唐 陕西西安出土
对宋代的雕塑成就,历来的评价甚低,认为中国雕塑自此开始衰落,且每况愈下,甚至还有宋代无雕塑可言之论。真实情况如何呢?宋代是山水画达到高峰的时期,也是文人画大兴的时期。在这一形势下,佳石、盆景,带着浓郁的文人气息和书卷气息,演变成一种新的雕塑品种——文人雕塑。这一中国最独特的雕塑艺术,高峰就在宋代。就这点而论,宋代的雕塑成就,可与任何一个朝代匹敌。这些雕塑,要么一块,要么组合,或安于庭院,或置于案头,或陈于架上,或纳于袖中,时时观赏,时时品玩。宋代对石的品赏形成一种时代风气,凡天下奇石都列入品赏之内。在这些奇石中,有品种奇特者,有世上罕见者,也有海中珊瑚,岩中化石。宋代杜绾所著《云林石谱》共列石116种,其中有天下名石及其特点与历史,也有佳石及其品性与产地等,可谓是宋代赏石的一部简明辞典。书中提到对石之极品太湖石的加工(按需求加工后沉于水中,久经流水冲刷,再取出时,加工之处石理宛如天生),也就是雕塑制作。此外,书中对一些名石的叙述中,颇多文人名士收藏或玩赏的记载,由此也能看到宋代文人玩石风气之盛。可以说宋代崇石之风,夹杂着高雅的审美情趣与浓厚的猎奇习气,而“花石纲”则是这种风气的集大成。“花石纲”即北宋徽宗赵佶〔ji 吉〕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修造艮〔gen〕狱(皇家园林名称),征集江南珍异花木奇石而设。经十几年的搜刮,艮狱以太湖石、灵璧石一类奇石堆成假山,“雄拔峭崎,巧夺天工……千态万状,殚奇尽怪”。除了假山外,还在园中竖立许多造型奇特的单块石头作为点景,这种设置目的与今天的园林雕塑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汴京被金人攻破后,艮狱也被毁。名贵的太湖石散失四方,一些被金人掠至金中都(今北京西南)。以后朝代更迭,这些太湖石又散失许多,今故宫、颐和园等皇家宫苑内,尚有不少艮狱旧物留存。
这个时期在石的认识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宋代这个山水画对山川自然景物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时代,对石头的审美反而跳出了山水之思、山水之情的框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即从状物肖形往抽象的观念发展,如漏、透、瘦、皱、文、丑、秀、拙等,并从中推演出君子、大人、中正、耿介、沉稳、挺拔种种道德内涵。在完成这种认识的过程中,苏轼、米芾〔fu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文人赏石的代表人物,苏、米二人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苏、米二人都有高雅的情趣。区别在于,米芾是向追求石形的尽善尽美发展,即要“尽天划神镂之巧”;苏轼玩石,除追求尽善尽美之外,更追求石中特有的情致。就赏石的特点而言,米芾突出在一个“痴”字,苏轼则突出在一个“情”字。米芾的“痴”,是他这个人的特点,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作为石痴,则表现在他爱石的一些与众不同的行为上。正如魏晋名士阮籍好饮,闻步兵厨善酿好酒,要求出任步兵校尉。米芾喜石,知安徽灵璧出佳石,也要求到地接灵璧的涟水为官。米芾玩石,如痴如醉,见石下拜,呼石为兄,有时玩石置公务于不顾,终日闭门不出。米芾才学,称誉当代,他在玩石方面的所作所为,对当代及后代都有极大影响。广州九曜园中“九曜石”,经千年留存至今,为国内名石。这九组石之所以有名,除了白如圭、状如兽的形状,还因米芾“瑰奇九怪石,错落动乾文”的诗句,使多少倾慕者纷纷而来。苏轼在《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一诗中说:“老可(文与可,苏轼表兄)能为竹写真,小坡(苏东坡)今与石传神。”但苏轼要传神的石,不是一般形状的石,而是形态丑而奇的石或怪异之石。关于这一点,宋人早有评议。如米芾在《画史》一书中说:“子瞻(苏东坡字)作枯木,枝干虬〔qiu求〕屈无端,石皴〔cun村〕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朱熹认为,苏东坡画怪石,一是表现了“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跋陈光泽家藏东坡<竹石>》);一是“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苏东坡一生,颠沛流漓,但他所到一处,必悉心收集该地奇石、佳石。如有名的“雪浪石”得自中山(今河北定县)、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仇池石”得自扬州;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取江中五色斑斓、光润莹彻、纹如刷丝之石为怪石供,并以此石供送佛印禅师清玩;在高密取海中圆滑可爱之石与石菖蒲共养,成为有名的清供而为天下人所追习之。对这些佳石、奇石,苏东坡都用诗文给予记录。从诗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苏东坡对这些石所倾注的感情。如《双石》诗写“仇池石”:“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安。 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往仇池。”太白、峨眉都是苏东坡家乡的名山,苏东坡之所以独钟仇池石,原来是可以从此石中寄托他的思乡之情。又如在《取弹子涡石养石菖蒲》诗中说:“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置之盆盎中,日与山海对。”这又是以小寓大、以细石怀山海之情。石在苏东坡眼中不仅仅是玩赏之物,而更重要的是用它们喻性、明志、寄情。宋及宋以后的论石之书甚多,有记产地的,有记奇石的,有记制作的,有记神异的,但都没有超过苏、米二人所开创的境界。苏、米二人在玩石中的审评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寓造化之功(山水云烟之像)、赏心悦目(色泽、纹理)、寄情寓性(从漏、透、瘦、皱、文、丑、秀、拙等引出的含意)这三个方面。
唐宋的玩石之风,有以白(居易)、苏(轼)、米(芾)为代表的寄寓文人情怀,也有以“花石纲”为代表的搜奇觅珍。这两种不同的对石的审美取向,宋以后则发展成为中国石审美的两大特点。其一体现于应用性,如江南园林叠石;其二体现于赏玩性,如山水盆景(包括树木盆景)和奇石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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