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古圣先贤，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宣扬自己的信仰、理想、观点、学说和主张，使之能流传后世。如注《老子》的河上公，就没留下一个真实姓名。这个，我们就无法办了。有的作者在书中欲言又止，既不愿暴露真实姓名，又不愿让人认为是来历不明的书，便在著作中利用名字关系来向读者做暗示，让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越绝书》，从隋代起，就被认为是春秋末年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所作。到了宋代，又怀疑作者是伍子胥。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人所作，又经汉代人增补的。直到明代学者田艺蘅才据此书末的几句隐语和前人推断的启发，认定作者是袁康，编定者叫吴平。因为书末叙《外传》是这样说的：

　　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

　　去、衣相合为“[上去下衣去亠]”，庚覆盖米，乃是“康”字。

　　又说道：

　　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

　　一二两句说明是会稽人；以口承天，乃是口天“吴”；屈原名平。合起来便是会稽吴平。

　　至此虽说可以定案了，但仍有猜谜拆字之嫌，还不能使之铁证如山。

　　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编《四库全书》，编纂官们在写《提要》时，采用了田艺蘅的考证。迻录如下：

　　王充《论衡·按书篇》曰：“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tuo驼〕，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玄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箴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所谓吴君高，殆即平字；所谓《越纽录》，殆即此书乎？

　　编纂官虽是以推测的口吻来论断，不过表示谦撝〔hui挥〕罢了。从名与字的组合关系看，吴君高就是吴平，绝对没错了。屈原名平，《尔雅·释地》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平、原同义相协。吴平自说与屈原同名，但《释地》紧接着还有一句说：“高平曰陆。”另外，“广平曰原”这句，有不少著作引用时，都作“高平曰原”。从训诂典籍的解释看，吴平字君高，是绝对无可置疑的了。至如《越纽录》和《越绝书》，古来同书异名的事很多，就无须多说了。

　　通过名和字的组合关系，可以从字认定名，也可从名确定字。因此，如果有几个历史人物，由于某种原因，名或字发生易位、错乱现象时，也可加以辨别，使之复原，各归其主。

　　《中国人名大辞典》“常”字下即收录了两个时代相同，地域各异，姓名相近，字却易位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是东晋人，一个是仕于蜀地成汉字道将的常璩，另一个是仕于西北地区前凉字元琰的常据(繁体字作“據”)。成汉亡后，常璩归降了晋，他就是《华阳国志》的作者。常据在主人张天锡归晋前，死于同苻秦的一次战役中。不知是什么原因，史臣将他们两人的字张冠李戴了。因为璩同道将不协，据同元琰无所取义。倒是璩和元琰相协，据和道将相配。璩是一种玉环，琰是玉泛出的美好色泽。《说文·玉部》：“璩，环属。”“环，璧也。肉好若一谓之环。”“琰，璧上起美色也。”璩字元琰多么相协！据和将都有扶或引义。《说文·手部》：“据，杖持也。”《广雅·释诂一》：“据，引也。”《诗·小雅·无将大车》郑玄笺：“将，犹扶进也。”扶进即挽引。《木兰辞》：“出郭相扶将。”另外，《史记·鲁周公世家》记有齐国子将，索隐云：“子将即梁丘据也。”这可作为常据应字道将的旁证。

　　两人不仅表字互易，姓氏也有讹误。常据在《魏书》中作常据，在《晋书·苻坚载记上》则作掌据，在《张天锡传》又作常据。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校勘记引丁国钧《晋书校文》说：“常据《传》凡三见，皆‘掌’之讹，《苻坚载记》及《元和姓纂》可证。按，《广韵》、《通鉴》一○四亦作‘掌’。”看来常据应当是掌据。姓氏都出错，何况表字！这个错是由于史官取材不精失于考证，还是历代抄写、印刷疏于校对，我们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感到，如将表字交换过来则两全其美，如维持现状则各不相协。

　　许多文献古籍，千百年来辗转传抄，反复印刷，出些讹字、错字是毫不足为怪的。人们对这种问题多不注意，一则是不重视名字方面的文化常识，二则以为无伤大体，所以就忽略了。但这毕竟有悖历史的真实。这完全是应当避免的。如果从名字组合关系去考证一下，还其本来面目，才堪称是对历史的尊重。这类问题在历史书中最为集中，不妨举些例子加以分析。

　　《晋书》中有个比较有名气的人叫卞壶〔kun捆〕，但字叫望之。按词义，壶是“宫中衖〔xiang象〕”(见《尔雅·释宫》)，也就是房舍间的夹道。古代王侯、平民的房舍都叫宫。房舍间的夹道和“望”有什么关系呢？实在找不出来。我们说，壶是“壶”的讹字，二者形相似，只是一笔之差。不过，这样可就意义全异了。壶指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方壶、瀛壶、蓬壶。因其形状像壶，所以才以壶为名。这三仙山是神仙所居，远处可以望见，坐船靠近就不见了，它可望而不可及。此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张守节正义有注解，《汉书·郊祀志上》和王嘉《拾遗记·高辛》也有记载。名壶字望之，是表示企羡神仙。这种求仙思想，自汉末至魏晋，非常盛行，

　　不仅诗文中有反映，人的名字中也有许多反映。如《后汉书·逸民传·法真》“法真字高卿。”李贤注说：“高，一作乔。”乔的繁体字和高的形状很相近，易讹误，李贤的提示很重要。乔，指仙人王乔，也叫王子乔。《说文·匕部》：“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真，乔正相应，是表示羡慕神仙。三国魏曹真字子丹，则是表示通过服食丹药，求得长生不老，古诗所谓“服食求神仙”就是这个意思。卞壶同时代的温峤字太真，也是表示企望成仙。峤，指的是《列子·汤问》所说的海上仙山员峤。另有一个和峤字长舆，也是表示向往成仙。舆，指的同员峤齐名的另一仙山岱舆。名与字各用一仙山。所以我们说，卞壶应作卞壶。千百年来，人们习焉不察，没有理会这位名人的真实名字；也可能没想到“壶”上去。我们无意要给这位古人更名，不过想就“傍名为字”之理正其讹误罢了。

　　史籍中这种因字形相似而造成名字讹误的例子相当多。如《魏书·辛悠传》说：“悠弟俊，字叔義。”我们说，義和俊不协。義，当是“乂”。宋元以来，義简化为“义”，民间习用。乂、义相似，刻书时书手误把“乂”当作義的简化字，以为史籍中不应用此，遂将乂改为“義”，好心做了错事。以“乂”应俊，是取《书·皋陶谟》“俊乂在官”经义的，讹作“義”，和俊就不相配了。这是将“乂”当作了“義”。还有把“義”当作“乂”的。

　　《新唐书·蒋乂传》说：“蒋乂字德源。”德和乂不协。这个“乂”是由義变义，再讹为“乂”的。仁义乃道德之源，乂和德不相配。无独有偶，《旧五代史·晋书·寿王重乂传》说：“寿王重乂字宏理。”这个乂也是由義简化为“义”，再讹为“乂”。“事之所宜之谓义”，凡“所宜”的，必是合理的，所以义、理相协，而乂与理则毫无关联。另外，其兄名重信，信义相连，可为旁证。又，《旧五代史·唐书》有睦王李存乂，虽未载其表字，但从其兄名存礼来看，这个乂也当作“义”。这同样是从義变“义”再讹为“乂”的。刻书人只知道古籍不应有简化字，凡见有像当时通行的简化体的字，就往形似的繁体字上靠，至于是否符合文义，就不是他们所能判断的了。

　　古人名字的错乱现象确实极多，很值得细加考证，重新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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