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发明被认为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也就是文明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中国文明载体的汉字，又是怎样起源的呢？这个问题近年来成了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十分关注的课题。

　　古代传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仓颉为黄帝时的史官，他受鸟兽爪蹄印迹的启发而“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叙》)。这个说法并不能作为文字起源研究的依据，汉字的创造决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

　　自从殷墟甲骨文字确认以后，人们知道商代的文字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人们很自然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于是希望能由考古学探讨远古汉字的演进轨迹，解开汉字起源之谜，以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人们很快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新石器文化陶器上都有一些刻画符号，简练而醒目。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大溪、马家窑等文化都发现有刻符的陶器，半坡遗址陶器刻符有27种，姜寨遗址多到38种，柳湾墓地则有50多种，刻符种类相当可观(图19)。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断言，史前陶器上的刻符具有文字性质，或者直接认定那就是文字，是原始形态的汉字。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符号并不是文字，而是一种原始记事符号，是与语言毫无关系的刻画。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用的工具，记事符号并不与语言发生直接联系，不具备形、音、义这三个文字的基本特点。两种意见的争论，真有些相持不下。
　

　　图19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和彩绘符号

　　陶器上的刻符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也即是说不算标准文字。但这些刻符有固定的形体，有明确的含义，不能说与文字意义毫无关联，刻符中也未必一个都没有文字意义。汉字的起源与刻符的关系相当密切，至少文字的造作是受到这些刻符的启发，如果说仓颉是看了鸟兽足迹而萌发造字的奇想，还不如说是看到陶器刻符后加以改进整理而造出文字。

　　可喜的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确实发现了文字，可以认为它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不过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刻符，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读音也许已确定了，所以它又并非是普通的刻符。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诸城前寨等遗址，多次出土刻有象形文字的陶器，所见象形字有近10种，而且常能重复见到同一字形，如以日、火、山3个象形字组成的字，就发现了好几例。这些字与常见刻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笔画相当工整，结构也较为固定，与甲骨文字体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也属于象形字体系，完全可以认定属于汉字范畴，是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汉字，年代距今约4000—4500年。

　　龙山时期自然也有了文字，不过目前发现的例证还不算丰富。据最新报道的资料说，在陕西龙山文化的长安花园村，发现了一批刻画有原始文字的兽骨和骨器，文字结构比较复杂，与甲骨文字也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的可以确认为文字，可在甲骨文字中找到对应的字体。花园村的刻骨文字，年代为距今4000年以上。此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一件陶器上，见到一个用红笔书写的字，也是确定不移的汉字，而且是最早的书写汉字。在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的龙山文化城址中，发现了一片刻有11个“文字”的陶片。这11个字分为五行，右端一行为三字，余者为二字。这些字成组出现，行款整齐。有人认为它们是一种较成熟的文字，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有待于更多的发现来印证。龙山时代已有文字，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比较原始的文字，但不会是最早的文字，文字的起源可能早于距今4500年以前，我们还要耐心地等待新发现。事实上，现在已开始有了一些零星的发现，可以用于证明大汶口陶文之前已有文字，只是材料还不够丰富。

　　甲骨文字确实不是无源之水，它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在孕育之中了。

　　从我们简略的叙述中已不难看出，中国文明深厚的根基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具有循序渐进的演化规律和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更进一步说，中国文明所得以奠基的史前时代，就已经透射出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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