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金银的使用比唐代有所发展。主要用于租赋、赏赐、进奉、贮备财富、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等项。其中黄金被视为珍稀宝品，其最重要用途则是被用来保值，以对付两宋不断贬值的纸币流通。此外，在布施斋僧、贿赂请托、债权债务、馈赠、估值、计价、赎罪、岁计、交换珍贵物品等方面也使用，但黄金极少在日常交易往来中作为流通手段行使。白银的用途已超过黄金，这在《宋史》、《续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诗词评话小说中有大量记载。首先，在白银产量上逐渐增多。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岁得银219829两，产银坑冶271处。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为215385两，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4年)达263160两。在仁宗初期已官定收税用银，使银成为法定货币，与铜铁钱平行流通。政府的收支也多用银。如对强邻每年进贡多达数十万两，国内外的市场交易和人际关系中用银的情况很多。白银在使用中多铸成锭，形同砝码。还铸成许多金银钱，官铸私铸都有，不仅政府用，民间也常用。如徽宗私自到市上游览，用金钱买零食。又如《宣和遗事》中记载，北宋徽钦末年，金兵攻破汴京时，在皇宫内抢得金钱71贯和银钱142贯，由此可见一斑。两宋以来，关于金银的活动有大量文字记载，内容丰富多彩。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文物也可证实。

　　由于两宋的通货膨胀情况愈演愈烈，金价银价的涨势很猛，金银铜的比价也发生很大变化。金与钱的比价，南宋前期已相差悬殊，晚期相差则是天文数字。银与钱的比价，北宋前期银一文换钱六七百文，南宋初期银一文约换钱二三千文，晚期高达数十万文。金银比价在宋初还维持过去，唐代为一比六点二五，北宋末及南宋初已到一比十三四，以后变化更大，南宋末随供需双方情况自定。总之，两宋的政治经济状况，尤其是纸币钱币的混乱，对金银的需要殷切。在人们心目中，金银尤其是黄金，不仅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在精神上更是高贵的代称。

　　两宋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信用流通工具是比较发达的。由于国内外商品交换频繁，汇兑和兑换的需要更多。官营便钱务经营便换(即汇兑)，许商民在京师向左藏库付款，到各州兑取。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汇款金额达两百八九十万贯。后来纸币兴起，此项官营汇兑业务衰落，民间却更为发达。金银铺或银铺(又叫金银交引铺或金银交易铺)兴起，遍及南北商业城市，交易往来数字很大，并兼营存放款，取代了由唐代传下来的柜坊；经营打造、转运、保管和买卖金银及其制品器饰等物。它的兑换对象还包括黄金、银锭和铜铁钱。有时还奉令收兑坏钞和办理倒钞事项。这些金银铺所开出的票据，在一定时间、地区和一定范围内也流通转让，有如飞钱。当然，这些金银铺都是由王公大臣、地方官吏和富豪巨商经营的。这些权贵富商们，还热衷于高利贷信用。这种高利贷，有贷息钱、出子本钱、称贷、出举、赊放等等名目，利息极高，政府多次明令年息金为本金一倍为限，实际上高达许多倍。官府也出钱放债，收息钱以供官府开支，一般官债收息比商办稍低。王安石变法中就有青苗法，其目的是打击高利贷者和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一年分夏科、秋科两次出借，年息四分，性质仍是高利贷，但比商办高利贷的剥削程度低，遭到官僚豪绅们反对。到北宋末，反被权奸们利用去盘剥人民。宋代的商业信用也很发达。实质上，在两宋时期，商业信用也是高利贷资本的另一种运动形式，是商人们在出售商品时，以延期支付形式，经双方协议而提供的信用。当时，在一些商业城市，如扬州、杭州、成都、江陵、福州等等，商贾贩卖，例无现钱，买卖双方订立有期限、利息等文字的凭据，有保人，一般为隔年清偿。这种做法，特别在一些大的商业城市之间或一些经营专业产品地区之间，很盛行。朝廷曾下令商品买卖一律付现款，行不通。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规定条件较宽，是政府提供的商业信用。在两宋300年间，商业信用等所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不断地向官僚士大夫流去，不断同权贵官僚封建势力相结合，从而逐步形成官僚、地主、豪商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对封建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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