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兴起60余年，天下相安无事，不遇水旱等自然灾害，老百姓人给家足，都城和边邑米谷粮仓充裕。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仍十分富庶。此后，连年对北方匈奴和南方两越进行战争，粮饷等耗费巨大，加上皇室的奢侈挥霍，20多年后，国家储备殆尽，财源日渐枯竭。这时战争仍在继续，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汉武帝设法扩大财政收入，缓解经济拮〔jie结〕据的局面。汉初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采取了放任政策，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弊病，不少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把持重要经济部门，聚敛财富，控制物价，甚至操纵国家的经济命脉，不利于国家对财政的集中管理。汉武帝认为，将财权集中起来，由国家掌握，这是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选用大商人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作理财官，在他们的佐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

　　改革币制，由国家统一铸钱。西汉前期，除了国家铸造钱币外，还听任郡国、豪强和富商私铸钱币，钱币经常更换，币制较为混乱。刘邦时，用荚〔jia夹〕钱(重三铢)。高后时，用八铢钱，后改用五分(重十二铢)钱。文帝时，用四铢钱。秦始皇已经统一的货币制度又破坏了。货币种类多，规格大小、质量轻重极不相同，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税收及商品的正常交换。特别是一些诸侯王操持铸币权，滥造货币，增强了他们对抗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和民人私铸钱币。收缴各地所铸私钱，运送到京城，集中销毁。由中央指定专门的官吏掌管铸币，即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一说为均输)，又称“上林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技巧专司刻范，辨铜负责审定用铜的质量成色，钟官监督铸造。五铢钱因统于上林三官，故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这种货币不易盗铸。即使吏民有盗铸，“计其费，不能相当”，“而民之铸钱日少”。五铢钱便于流通。从汉武帝始直到隋代700余年间，它一直成为各封建王朝的主要钱币。

　　总一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政策，财经大权归属中央。盐、铁、酒的行销是封建王朝税收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以前，国家对盐铁业的发展实行自由经营政策，当时有三种方式，有归大司农管辖的国营，有属郡、国管理的官营，也有私人经理的民营，而以民营为主，国家向民间的盐铁商人征收盐铁税。这些富商大贾“专山泽之饶”(《盐铁论·禁耕篇》)，垄断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冶铁、煮盐、酿酒业，控制盐、铁和酒的生产与销售。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汉书·食货志》下)。依据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汉武帝废止了盐铁自由经营的政策，将私人把持的盐铁、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有，由国家垄断经营。桑弘羊说得好：“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盐铁论·复古》)可见盐铁收归国营，对国家来说，利益是多方面的。

　　国家实行盐铁榷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门机构。在朝廷大农令(大司农)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盐铁产销。各郡(国)、县，设盐官或铁官，由本地的大盐铁商充当。在东南沿海和西北、西南海盐、池盐及井盐产地，共设盐官32处。在全国各产铁地共设铁官45处。自盐铁国营后，汉朝政府收入大增。这时，四方平定叛乱，军队的开销，将士立功的赏赐，资金动则以亿万计，都仰仗盐铁之利。

　　在实行盐铁国营的同时，元封五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了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颁行均输法和平准法。所谓均输法，就是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货物，调度运输，从中谋取利润的政策。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立均输官，根据市场的行情，凡富商大贾贩运的物品是畅销抢手货，他们就用地方征收的租赋为资金在当地收购物产，或转运到外地行销取利，或运到京城长安储存，以备出售，或供国家需用。所谓平准法，就是由国家平抑物价的政策。中央政府在长安和各地主要城镇中设置掌管物价的平准官，利用均输官所运储的物质，贵时抛售货物，贱时大量收购，控制和稳定市场物价。限制了富商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实行盐铁国营、均输平准政策几年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颁布算缗和告缗命令，削弱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实力。汉武帝在实行统一币制、国营盐铁、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措施的基础上，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颁布了算缗令。算缗就是国家向大商人、高利贷者等征收财产税。命令富商、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向官府自报资产多少。规定商人等财产每值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值四千钱，纳税一算；商贾的轺〔yao尧〕车一辆征收二算；船只五丈以上的，每只收税一算。又规定隐瞒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则没收他们的全部家产，并处罚戍守边城一年。鼓励知情者揭发，叫作“告缗”，将没收的财产的一半奖给告发者。

　　算缗令公布后，富豪之家都怀着侥幸心理，不如实报告财产，妄图蒙混过关。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可主持告缗事务，告缗之风，遍及全国。“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汉书·食货志》)。这项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富商大贾和豪强地主的经济势力，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铺平了道路。

　　汉武帝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增加了国家的经济收入，解决了财政困难，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为击败匈奴，经略边疆，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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