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农历甲午年，公元1894年)七月，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清朝海陆军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先后侵占我国东北的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大连、旅顺、山东威海等地。次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签定了《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2)割让奉天省南部(即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4)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5)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行销中国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6)给予日本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朝野上下哗然，全国马上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地投降运动的浪潮。在北京，拒绝议和、废除卖国条约的呼声响彻云霄。清廷部分官吏对此约也极为不满，有人甚至上疏光绪皇帝恳求诛杀李鸿章，以平天下民愤。辽东人民自动组成民国义勇军十几万人，准备同日寇决一死战。台湾人民强烈抗议割让本岛，表示宁愿作“义民”，也不当“降虏”。

　　甲午战争后，俄国、法国、德国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趁火打劫，他们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六月，俄国利用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之机，与他签订了中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沙俄打着“共同防日”的招牌，将它的魔爪伸进东北。他们建造一条横贯黑龙江、吉林到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控制了所谓中俄合办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并在铁路沿线开办厂矿企业，开采煤矿，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接踵而至的是各国列强纷纷占据中国的港湾，争夺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法国瞄准滇、桂、粤，德国虎视山东胶州湾，英国企图拓展香港界址，美国、意大利等国也纷纷插足中国，寻找自己的地盘，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全面瓜分的严重局势。

　　《马关条约》中规定了中国向日本如期按额地交付赔款。但是，对于年收入不过8000余万两的清政府来说，根本无力偿还。为了筹备巨额赔款，只得向各国列强乞借洋债，而列强又都想利用贷款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因而，俄，英、德等国围绕贷款问题，相互展开了竞争。这批贷款利息高，条件苛刻，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侵略性的政治借款，以中国的海关税收、厘金、盐税等为抵押，结果是清政府债台高筑，中国的经济命脉被列强所控制，中国的灾难愈加严重了。清政府急于筹款，由户部“通盘筹划”，想方设法集资。如搬出“捐输”(即卖官)、“报效”(即令工商捐钱)等老办法；克扣官吏俸禄和养廉银两；裁汰绿营等兵勇，节省军费开支；加抽各省土药(鸦片)重税，提扣放款减平，即发放经费和薪饷时，“库平一两，内核扣减平六分，为京平一两”。此外，还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例如，京师直隶地区，勒派之法颇多，有按牛马捐的，有按牌户捐的，有按村庄捐的，明以要车为名，实则全行折价，一马一牛折钱百串，及数十串不等；一牌一户捐钱数十串，及七八串有差；300户以上的大村捐钱2000串及1000串；300户以下小村，捐钱七八百串，而十几户的小村也要捐钱三四百串。官府差役四出，限期催缴，稍不如意，即行拘捕监禁。全国各地都是如此，黎民百姓苦不堪言。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输出资本，向清政府大量贷款，在全国各地修建铁路，开采矿藏，掠夺原料，兴办各种工厂，倾销商品，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城乡手工业的破产。就在这民族存亡空前危急的情况下，一些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知识分子，忧虑国家形势的严峻，深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认识到洋务运动已无回天之力。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思想，抨击了“恪守祖训”的封建陈腐观念，荡涤着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污泥浊水。孕育了多年的维新吼声像一声春雷，给沉闷的思想界带来活力，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都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爱国救亡运动迅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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