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5000年的文明史不仅造就出伟大的中华民族，更为后人，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精神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礼仪，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产生，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当然最初的礼仪仅仅是人们的一种习俗，也可以说是约定俗成。但是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这一习俗，并开始把它与神灵联系在一起，又加上各种论说，其中又杂以附会，从而使习俗反过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举止的时候，约定俗成的习俗也就变成了一种“礼仪”。不过，在历史上，礼仪从产生以至于形成一套与之相关的制度，则是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礼仪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具体地说，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祭祀活动。那时，由于生产力低下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因此，人们对于自然界经常出现的风雨、雷电、霜雪、地震、洪水、日蚀、月食，以及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现象，不知其因，更无力加以制止和改变，只能听其自然，任其摆布。可人们总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一帆风顺，于是便希望能够驾驭这些现象，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变化，为人们的需要服务。于是，人们便认为世上还存在着一种超越现实和自然的力量——鬼神，而将一切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咎于受鬼神的驱使和支配。在这样的意识下，古人十分崇信鬼神，又十分害怕鬼神，所以就想方设法讨好鬼神，让它满意，祈求它消灾祛祸，降福于人间。但鬼神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根本见不到它。如何才能让它知道人们在向它祈求呢？古人又认为鬼神的生活与人一样，只是生活的空间不同。于是便采取祭祀的方法，像对待世间的活人那样，将食品等物品供献给鬼神，所选择供奉的物品当然是人们认为最好的。由于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所遭受的诸多灾难大多来自天和地，由此人们便设想出两位分别主宰天、地的神，即天神和地神。天神、地神分别生活在天上、地下，祭祀的方法也有区别，用烧烤食物后冒出的青烟表示祭天；向地上洒酒或洒牲畜的血表示祭地；并用敲击器物发出的声响，通报和召唤鬼神，以此令鬼神满意，进而达到使人们免除灾难、瘟疫的目的。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鬼神是神圣威严的，因此每当举行祭祀活动时，人们总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把这项活动搞得既庄严，又隆重。祭祀活动年年举行，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仪式，这就是礼仪产生的萌芽阶段。

　　在《礼记·礼运》中有一段对早期的礼仪活动的描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fan凡]黍捭[bai摆]豚，汙[wu污]尊而抔[pou]饮，蒉[kui溃]桴[fu俘]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意思是说，最初人们在行“礼”的时候，要事先准备好酒和各种食物。而后把黍和屠宰后劈开的小猪摆放在石头上，再点燃柴草烘烧石头，炙烤食物；另外在地上挖一个坑，把酒倾倒在坑里，人们用手从坑中捧酒而饮；此外，还要用土捏成鼓和鼓槌，用来敲打撞击，发出声响。采取这样的形式和方法，就可以表示人们对鬼神的崇敬之意。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在远古时期的行“礼”活动中，已经有了作为贡献给鬼神的“礼物”，又出现了因供奉鬼神不同而方式各异的活动内容，还有了击鼓作乐，并且出现了一些属于这种场合下所特有的仪式和程序。

　　早期的礼仪仅仅表现在祭祀活动中，这是受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局限，古人最关注的首先是与自身的生存关系最为密切的事物，在这方面，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最大，所以最早祭祀的对象便是人们设想的自然界中的神。虽然有了固定的仪式和程序，可仍是约定俗成，还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原始社会的氏族制时期，人们平等相处，无贵贱尊卑之分，氏族的首领是经过本氏族的成员们推举产生的。凡遇氏族或氏族部落有重要的事情，如内部财产的分配、与其他氏族部落间的争执或冲突等，一般都要经过氏族会议决定，即使是氏族首领也不能擅作主张或更改氏族会议的决定。但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即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氏族之间多结成了部落联盟的形式，首领的权力随之也逐渐扩大，个人的地位不断加强，那种民主选举首领的制度和人际之间的平等关系逐渐被打破。传说曾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尧，在他晚年的时候，一度想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在尧之后的舜，也曾打算让儿子商均继任首领；而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禹在位期间，更是为儿子启培植势力，以便使他能够继任联盟首领。虽然丹朱和商均由于遭到联盟会议的反对，未能继承父辈的权力和地位，从中却可以看出，在尧、舜时期，把权力和地位当作一种私有财产的观念已经产生。所以在禹死后，部落联盟内部的权力之争便公开化。还在大禹治水时，东夷族首领伯益率领部众积极协助，与大禹一起风餐露宿，顶风冒雨，疏导洪水，因此而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然而此时已牢固掌握着部落联盟军事权力的启，对通过“禅[shan善]让”制，即民主推选王位继承人的方法极为不满，一心想从伯益手中夺取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王位。他不顾大家的反对，执意起兵攻打伯益，将伯益杀死后，自己作了夏朝的国王，传统的“禅让”制最终被废止。从此，礼仪又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成为统治的工具。

　　还在大禹建立夏朝的时候，就开始把礼仪从祭祀活动扩大到政权建设中。他在逐步巩固政权统治的过程中，一方面为防范和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和外族的入侵，而设置军队、官吏、监狱、刑罚等政权机构和法律；一方面又铸造“九鼎”，用它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鼎是铜、锡等金属经冶炼、烧铸而成的一种青铜器，其形制多为圆形或方形，底部有三足或四足支撑鼎身，鼎身上多有鼎耳。这种青铜容器，实际多用于烧煮肉食。大禹铸造九个大鼎，目的是要显示自己高贵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在政权内部区别贵贱尊卑。正是大禹的“铸九鼎”，从而赋予鼎以新的特定的内涵和特殊的作用，所以鼎从夏朝开始，便成为礼仪的专用器物。商周时期，随着礼仪制度的逐步建立和日趋严格，鼎又成为特定礼仪场合中必备器物。鼎作为礼仪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形制和数量上，也受到礼仪制度的严格规定和限制，鼎因此而被冠以“礼器”的称号。

　　既然礼仪在远古时期主要用于祭祀鬼神的活动，突出地表现了人们对鬼神的敬畏之情，那么夏朝及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为什么要把它移植到政权建设中？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统治者既可以通过操纵祭祀活动，而成为“万民之主”，又使自己与鬼神处于同等的神化地位，令举国上下敬畏自己，不敢有丝毫的触犯和怠慢。因而最高的统治者便堂而皇之地自诩为“天子”，意为天之骄子。正是由于礼仪制度具有“神化”统治的特殊功能，历代统治者便不遗余力地强化它，利用它，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对“礼”有这样一段论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xiao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婚)、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孔子的这段话突出了礼的重要性和作用，他把礼也加以神化，即礼是出自于天，仿效于地而产生的，天地鬼神与统治者的地位并列等同，礼因此而作为治国之本，凡是人的生死、祭祀、战争、治理国家，以及人到成年、结婚，和入朝、派遣使臣觐见天子等一切社会活动，都应该有一个礼作为标准。只有严格遵循礼的规定，才能治理天下国家。孔子在另一段关于“礼”的论述中，更进一步地阐明了礼与治国安邦的关系。“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礼记·礼运》)礼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即礼是国君用于治国安邦的一件法宝。用它可以明辨是非，洞察细微的过失，还可以接待神祇〔qi其〕，孝敬祖先，考订法令规程，区分贤明忠诚，通过礼的这些作用便能够治理国家的政务，巩固国君的统治权力。所以当国家的治理出现偏差时，则国君的统治地位就会出现危机；君权一旦出现危机，大臣们就会无视君命，甚至抗命反叛，下等官吏便趁机偷盗财物。到了这时，尽管有严厉的刑罚可以制裁他们，然而他们也会利用刑罚的空隙继续为非作恶，从而导致贪婪无耻的风气蔓延，造成国家的法令杂乱无章。这种混乱的局面，又致使礼仪沦丧，社会秩序紊乱。礼仪的衰败和动荡的社会秩序，将使有知识的人无所事事。在严刑峻法和社会风气败坏的影响下，民心必定涣散。这样的国家，可以称作病疵之国。孔子的这一席话，道出了礼与治国安邦休戚相关。尽管一个国家有法律，但如果没有礼的配合，要想实现长治久安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礼既然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因此在礼的使用上是有一定限制范围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统治者认为，低贱、贫困的人终日从事劳动，没有时间去参加各种“礼”的活动，更拿不出符合要求的“礼物”作贡献，所以礼也就和他们无缘。只有天子和公卿大夫等上流社会成员才有“礼”可言，并能受到“礼”的待遇，有资格按照“礼”的规定行事，但同时也要受“礼”的约束。显然，在统治者看来，“礼”只能在统治阶级内部使用。而对于“庶人”则要施以“刑罚”，用严刑峻法对他们严加控制，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反抗的表示。所以在“礼”移植到政权建设中以后一段很长的历史内，它更多的是用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在这个基础上，为使“礼”成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一切活动的依据和标准，统治者又根据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将“礼”分为不同的类型，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各种“礼”的使用范围和具体的实施要求，以及行“礼”的过程。这样“礼”便通过“仪”得以体现。于是“仪”便成为“礼”的具体而且形象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礼”必定有不同的“仪”。不仅如此，统治者还把“礼仪”与统治政策相联系，逐步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最终便产生了一套专门与礼仪相配套的制度，统治阶级正是用它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从礼仪发展到礼仪制度，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礼仪一方面不断得到统治者的推崇，一方面也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更为重要的是，从春秋开始，私家办学的风气兴起，尤其是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打破了“官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更多的人，其中也包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庶人”，有了进入学校，获得知识的机会。从“学在官府”到兴办私学，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从此“知识下移”。礼仪也随着“知识下移”，传播到更加广阔的社会之中，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遵守。于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仪既有严格的制度对人们的言行加以约束，又最终成为全社会自觉检查和约束自己言行举止的依据和标准。礼仪因此走向社会化，“礼仪之邦”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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