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国时，中国已经有许多平民百姓信了佛教。佛教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中逐步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于是，印度佛教徒来华传教的第一个高潮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据《高僧传》记载，这一时期来华的印度僧人有三四十人之多。至于那些没有记载的，或者已经随祖辈移民到中国内地及今天新疆一带的僧人就更多了。这些僧人来华，不仅翻译佛经、宣传佛法，而且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如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绘画、雕塑等等，他们也把这些知识带进中国，并传授开来。

　　印度僧人的大量来华说明，中华民族正以其巨大的文化包容力和吸纳力接受和消化着来自南亚的佛教文化。

　　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也开始有人西行求法。这些人西行求法与汉代皇帝派人到西域求法的性质不同。他们完全是出于信仰，是先信了佛教而后去取经的；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自发的，没有皇帝的支持，也极少有地方政府的资助，自然要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里只介绍两名西行求法者，朱士行和竺法护。

　　朱士行，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少年时代就显得很不平凡，长大出家，专门从事佛教经典的研究。当时有一部《道行经》，是汉代来华僧人竺佛朔翻译的，文字比较简略，文意也不完整。朱士行在洛阳时曾给弟子们讲解这部经，总觉得其中所说的道理不够清楚和完善。他认为，这部经书是大乘佛教的要典，对于属于大乘学派的中国信徒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这样一部经书翻译得不理想，不周全，显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他便决心西行寻求原本，哪怕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他动身西行，穿过了大戈壁，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这里由于离印度比较近，当时有许多印度移民居住，而且佛教十分流行。朱士行在这里找到了《道行经》的梵文正本，共有90章。于是他决定先派弟子把这部梵文佛经送回内地，而自己继续留在那里研究佛经。据传说，就在他的弟子要送走《道行经》的时候，却出现了麻烦。当地的佛教徒多信奉小乘佛教，他们认为，这部经不是佛教的正宗典籍，而是婆罗门教的典籍。他们趁机对于阗王说：“汉地来的和尚要把这部婆罗门教的书送到汉地，这是以邪书扰乱正典。大王是这里的统治者，如果不加以禁止，将会使汉地佛教徒变得盲目，从而断送汉地的佛法，到那时，大王的罪过可就大了。”于阗王果然听信了他们的话，禁止朱士行把这部经送走。朱士行特别痛心，便要求于阗王作烧经试验，于阗王同意。王宫大殿前点起了火，朱士行面对火堆发出誓愿：“如果佛法应当流传于汉地，这部经书就应当不被烧毁；如果命中注定要被烧毁，那也是没有办法的。”说罢，他把经书投入火中。这时，奇迹出现了，火突然灭了，经书完好无损。在场的人无不惊奇万分，都认为朱士行感动了天神。《道行经》终于被送到内地，并由当时已侨居河南的印度人竺叔兰和西域来的僧人无罗叉译为汉文。而朱士行则一直留居于阗，活到80岁去世。(以上据《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

　　朱士行“烧经”的故事显然是虚构的，他事实上也没有到达印度。但他的行动却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他是第一个亲自去西域取经的中国僧人，具有先驱者的意义，从他开始，一个西天取经的高潮逐渐形成。其次，他所送回的经书对大乘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无疑也是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

　　竺法护，祖先是月氏人，本姓支，世代居住在敦煌郡。八岁出家，跟随“外国沙门”竺高座学习佛经，便改为姓竺。他天性聪慧，又刻苦好学，在遍访名师之后，进步很快。在西晋武帝时期(公元265—290年)，长安的佛教虽然已相当繁荣，但佛经还是不够齐全，这就使竺法护下定决心去西域寻求佛经。于是他跟随师父到西域去，游历了西域诸国，学习了36种西域的语言和文字，搜罗了许多佛经。在多年以后，他带着165部佛经梵本回国。他先到敦煌，又到长安，不管在哪里，始终孜孜不倦地翻译佛经。他在长安一带还广收门徒，当时有数千人都奉他为宗师。后来，由于长安一带发生战乱，他又带领门徒向东迁移，78岁逝世于渑〔mian免〕池。(以上据《高僧传》卷一《竺法护传》)

　　历史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说竺法护是否到过天竺(古代印度)，但他的启蒙老师“外国沙门”竺高座有可能是个天竺人，他所游历的西域诸国也必然包括天竺，他所学的36种语言文字中也必然包含梵文等古印度语文。可以说，他比朱士行还进了一步，不仅到了天竺，而且还懂得天竺语文，能够亲自翻译佛经。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翻译学、语言学，尤其是佛学，有很大贡献，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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